都市新闻业既面临“媒介化风险”的压力，又受到“消逝的地方”这一现代性后果的深重影响

　　都市新闻业既面临“媒介化风险”的压力，又受到“消逝的地方”这一现代性后果的深重影响。都市新闻业在新闻系统结构中的夹心层位置和相对固化的行动路径，使其在应对这两重挑战时出现较多困难。整体性的新闻业危机话语尚不足以解释都市新闻业的独特问题，而“媒介化风险”和“消逝的地方”也许可以提供对都市新闻业困境的深层理解。都市新闻业可能的创新路径是以复杂关系驱动的创新，即通过制度赋权提升都市新闻业的灵活性和再嵌入地方生活的能力，以此应对双重挑战，更好地激发地方新闻生态的活力。

　　新闻研究一向看重“时间”，相比之下，“空间”问题在新闻研究中较为缺失创建文明城市公众号。新闻以“新”为特征，强调对其“时间性”的考察，理所必然。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现代新闻业从诞生之初就是地方的，与所在的城市经济文化因素密不可分听早间新闻。然而从新闻研究上看，它们不合比例地少于对全国和全球知名新闻媒体的研究。

　　近年来国际新闻学研究中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如“新闻荒漠化”等已引起高度警觉，这说明地方新闻业在数字时代可能正在遭遇重大困境。当下都市新闻业可能面临哪些问题？如何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在快速进入数字时代后，都市新闻业为何在转型创新中颇显吃力?基于对中国都市新闻业的观察以及对国际上“地方新闻业”相关研究的梳理，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理论性阐释。

　　都市新闻业并非仅意味着地理空间的界限，它的兴起伴随着发现新闻市场、形成与市民的密切联系、嵌入城市生活的过程。然而，不同语境下的都市新闻业显然都没能在数字化、网络化的新媒体时代延续它们过去成功过的创新路径。目前国内都市新闻业在三个方面也都出现了一些不容乐观的迹象，呈现出“边缘化”的困境。

　　首先，在地方新闻市场上，处于被挤压的收缩状态。在数字时代的杂糅媒介系统中，过去都市新闻业在地方新闻市场上比较优容的空间已日趋逼仄。近年来不少地方新闻业因而改变了生存策略：缩小在外部市场的风险投入，弱化对由用户构成的新闻市场的开拓，转而在体制内寻求更稳定的政务服务收益。这种“政务服务模式”是用“非市场需求”来解决既有媒体生存问题的方式，但能不能持久获得这些“非市场需求”最终还要看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基础。

　　其次，与地方新闻使用者的关系上，正在磨损曾经的亲密感。地方新闻业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能提供本地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新闻议题，且这一功能很难被代替。有很多地方事务并不具有全国性的新闻价值，难以被全国性媒体关注听早间新闻，但对当地人却是重要的。反观如今的都市新闻业，常规的地方新闻报道经常反响寥寥，稍有差池还容易酿成舆情事件。

　　第三，对地方社会生活的守望能力下滑。地方新闻使用者是否认可信赖地方媒体，与地方新闻媒体关注当地社会、嵌入本地生活的程度息息相关。从中国都市新闻业的实践看，以2002年江苏城市频道《南京零距离》诞生为标志的“电视民生新闻”已经开始具备有中国特色的建设性都市新闻类型的创新潜力。到2006年，拥有28家成员台的全国省级台民生新闻协作体成立。可惜在短暂的黄金期后，民生新闻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进一步的发展。

　　现代社会“以二元符码化的形式认知高度特别的形式听早间新闻，将风险行为拔高、规范化、语境化”。媒介成为理解现代风险问题的关键听早间新闻。一方面，媒介听早间新闻、媒体是进行风险传播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又要警惕媒体的风险建构本身可能成为“风险的夸大者和制造者”或者“风险的有意回避者”。但是，媒介如何进行风险传播问题创建文明城市公众号，重心仍然在如何面对风险上。媒介化风险社会的现实，对于无法回避风险问题的都市新闻业来说意味着什么，目前的研究却鲜少涉及创建文明城市公众号，而这恰是理解都市新闻业困境的一个深层原因。

　　都市新闻业无法回避本地的风险议题，因为它的本地性决定了它有责任与地方民众休戚与共，而它在地方新闻系统中的优势地位又说明它有能力来报道。全国性媒体对地方重大风险议题尚有选择余地和反应时间，但处于夹心层的都市新闻业却无法免于这样的责任创建文明城市公众号。做好这类风险议题的报道，本来应该是都市新闻业履行守望社会功能、密切与本地民众关系的良机创建文明城市公众号，但现实中，第一时间不响应听早间新闻，而等政府通告或等中央媒体来报道，成为一种比较常见的做法。新闻人既对他们报道的滞后甚至失语感到焦虑和沮丧，也对网络深感不安，并在这类议题上表现出一种无力感。这实际上也反映出都市新闻业固化的“夹心层”位置难以应对“媒介化风险”之复杂性的深层矛盾。

　　数字时代的媒介化风险呈现出的集中爆发、大量个体参与风险叙述、风险行动者的关系和结构非常复杂等特征，不仅给都市新闻业在报道风险议题上带来巨大压力，甚至会让它们对风险议题的报道本身成为“风险”。在现代社会，公众往往能接触到的是媒体呈现给他们的风险叙事。当这种叙事不符合他们的期待，或者与他们从其他渠道了解的风险叙事相差甚远时，容易成为舆情爆发点的可能并非是风险或风险治理本身，而是媒体如何建构风险。这会让都市新闻业在处理此类议题时更加左支右绌。

　　英国学者吉登斯特别强调让现代性产生、扩张甚至过分膨胀的机制：时空分离和脱域过程。“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成为脱域过程的初始条件”。所谓“消逝的地方”指的就是这类现象。

　　相比于全国性媒体、区县媒体以及行业媒体和垂直媒体，都市新闻业受到“消逝的地方”及其代表的社会后果的冲击要更为直接和负面。都市新闻业赖以生存的地方新闻空间本身已变得不再稳定。一方面，能从特定地域的使用者中挖掘的收入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即便都市新闻业在某些特定的议题上有便利报道的优势，也无法转换成长期稳定的经济收益。

　　面对如此压力，都市新闻业采用的转型策略可能还进一步加速了“去地方化”的趋势。当都市新闻业在数字化浪潮的裹挟下，也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强调全网热点话题，并要努力跟上无间断无休止的新闻流时，势必会把大量精力花费在追逐网络热点上，而不是深耕地方社区。

　　都市新闻业面临的问题是独特的。作为现代性后果的“媒介化风险”和“消逝的地方”对都市新闻业的冲击和深层影响大于全国性新闻媒体、区县媒体和行业媒体。目前来看，都市新闻业在新闻系统结构中的夹心层位置和相对固化的行动路径，使其在应对这双重挑战时出现较多困境。

　　都市新闻业的重要性又是无可替代的。从某种方面看，中间层的地位亦可成为一种优势。理想的都市新闻业应能与地方机构形成良好的建设性关系、能通过高质量的新闻工作让地方民众产生信赖感、能成为场上凝聚共识的理性力量，并在网络时代容易激化的舆情事件中扮演解压阀和缓冲带角色。

　　都市新闻业的创新之路和转型方向不是技术驱动型的，也不是市场规模驱动的；都市新闻业的创新之路应该是由复杂关系驱动的，也即要更好地满足大都市社会活跃用户的多元需求、建立起对地方事务权威及时的报道网络、形成与地方机构长期的建设性互动，促成良好的地方新闻生态系统和环境。都市新闻业的创新之路，可能也是现有新闻业格局内创新和转型难度最大的道路。给都市新闻业在制度上“赋能”,使其以更灵活主动的方式“再嵌入”地方生活可能是当前最需要的创新策略。

　　都市新闻业的创新之路也许很艰难很复杂，但仍然是值得期待的。因为作为空间的“地方”也许会消逝，但承载着家园感的“地方”永远对人们有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