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是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城市运行效率、推动城市更新转型的重要抓手

　　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是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城市运行效率、推动城市更新转型的重要抓手。我国智慧城市的建设规模正在逐年加大，并已形成了多个智慧城市群。“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以数字化助推城乡发展和治理模式创新，全面提高运行效率和宜居度”。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要“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数字政府等关键词在2023年上被频繁提及。2023年3月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在十四届全国一次会议举行的第二场“部长通道”采访活动上表示，要推进城市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让5G、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走进家庭、楼宇和社区，共同建设数字家庭、智慧城市，让城市更“聪明”。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发展已日益成熟，但是从治理的角度来看，在治理主体、技术构建、公民参与等多个层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智慧城市的概念源起于19世纪中期，用于解释美国西部新城市的高效自治模式。在英文文献的概念中，智慧城市的出现源于高度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high modernist urban planning）、城市控制理论（urban cybernetics）和城市企业主义（urban entrepreneurialism）三种趋势的交织与融合。智慧城市的定义是基于“技术中心”、“知识中心”、“治理中心”、“整体理解”、“组成要素”等多个视角进行解释与扩展的。[1]

　　2008年，IBM 公司首次提出“智慧地球”概念，在此基础上，延伸出智慧城市概念。IBM认为智慧城市是指在由组织、商业、政务、交通、通讯、水和能源七大因素组成的城市系统中，进行人、商业、政务、交通、通讯、水和能源的高效运作[2]。

　　智慧城市的理论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今天国内新闻10条，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一般来说，智慧城市是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基础，依托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数字信息技术，推动城市智能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的新理念和新模式国际新闻央视网。从广义上来讲，智慧城市是一种现代化城市运行和治理的创新模式，是优化城市资源调度济宁新闻网电脑版、提升城市运行效率、改善市民生活质量、提高经济生产力的战略途径。从狭义上来讲，智慧城市是指城市具有网络化信息基础设施的硬件环境、协作与信息共享的软件环境，以及可以提升公共服务效率的新型城市。[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人口迅速增长都市网，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超大特大型城市不断涌现，城镇化发展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为城市治理带来了更多的需求和挑战。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城市病”问题，包括未老先衰、未富先老等社会问题，环境恶化、资源透支等生态问题，就业困难、住房等经济问题，以及区域发展失衡都市网、城乡发展失衡等宏观问题。在互联网时代，智慧城市的建设是有效化解“城市病”的方式之一，有助于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推动产业改造升级，提升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2012年我国开始进行智慧城市试点建设，2013年1月，住建部启动了首批90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同年8月又公布了第二批103个智慧城市试点名单。根据2022年智慧城市行业数据统计，截至2021年，住建部公布的智慧城市试点数量已经达到了290个，加上科技部、工信部、发改委、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的智慧城市相关试点数量463个，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共计达到753个。

　　公开数据显示，近几年我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均保持30%以上增长，2021年的市场规模达到了21.08万亿元，预计2022年将达到25万亿元。当前，5G、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加速了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为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建设工程，新智慧技术在城市领域中被广泛应用，并逐渐成为国内外城市治理、发展和转型的重要方式之一。我国智慧城市的治理原则是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跨部门和跨主体共同参与决策并提供服务济宁新闻网电脑版，通过智慧技术的广泛渗透，提升治理结构，优化治理模式。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实践中，多地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和公众参与的发展模式，强调了治理的协同性。在国家大力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并已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短板。下文将从治理的视角出发，从治理主体、技术构建、公民参与三个层面国际新闻央视网，分析实践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一是治理主体间缺乏合作共治理念，政企协同机制不健全，商业模式不成熟。智慧城市的建设与治理并不仅仅是使用智慧技术的过程，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完善的顶层设计、坚强的法治保障、强大的技术支撑、多元化的治理主体等内外在环境要素的共同构建。治理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企业国际新闻央视网、个人等，由于智慧城市建设项目对技术和资金投入的要求很高、建设周期较长，导致市场和社会的积极性不高、参与度不强，难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目前，我国传统的智慧城市建设项目大多采取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自营模式，但该模式存在财政负担重、回报率低、缺乏长效的运营机制等问题，容易造成数据孤岛和资源浪费，数据价值不能得到充分释放。例如，上海市于2019年研发的“城市大脑”系统，该系统整合了城市各部门的数据，以提高城市治理效率。

　　然而，该系统的数据主要来自政府部门，缺乏来自社会企业和个人的数据，导致数据缺失和孤立。同时，该系统的数据收集和处理方式并不透明，也引发了公众对于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的担忧。[4]尽管智慧城市治理强调“以需求为导向”的建设目标，但是地方政府在以政绩为目标的治理逻辑下，忽视了与其他主体的互动，导致基层自治能力弱化，无法形成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局面济宁新闻网电脑版。

　　二是数据技术的安全性及融合共享能力存在困境，开放与共享程度较低。智慧城市是在以传统空间维度和社会维度主导的城市规划建设基础上，增加并强化了信息维度建设，强调三者的融合发展[5]。在城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升级过程中，“城市信息模型CIM”、“数字孪⽣”、“城市大脑”等概念逐渐丰富了智慧城市的内涵，但是数据体系仍支撑不足。

　　其一，智慧技术在城市场景中的应用存在技术壁垒。例如广州已率先完成了CIM基础平台的构建，形成了“1+N”的建设模式，即“一个CIM基础平台、N个基于CIM的统一业务办理平台模式”，并已开展示范应用。在《广州市基于城市信息模型的智慧城建“十四五”规划的通知》中提出的重点领域中，广州的CIM基础平台在建筑信息模型水平、评估与监管济宁新闻网电脑版、重点房屋建筑的摸排与专项整治、数据信息的互联互通等层面存在不足。[6]

　　其二，智慧技术在城市场景中的安全应用有待进一步突破。在大数据时代，由于大数据具有资源共享性，数据的真实性、安全性和隐私性等问题日益显现，制约着大数据的发展。而智慧城市的塑造融合了多个场景今天国内新闻10条，形成了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相互渗透与整合，在技术层面极易出现“数据壁垒”、“信息孤岛”等问题。其三，目前许多核心技术和产品如高端芯片仍依赖于国外进口，我国智慧城市治理技术创新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是公民参与不足，缺乏有效的参与和沟通机制，公民参与意愿薄弱。公民参与及公民偏好的表达是智慧城市治理的关键因素之一国际新闻央视网，可以更好地保障治理的公平及公正原则，从而满足“以需求为导向”的建设目标。智慧技术为群众提供了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有利于多元主体间的数据传递与协作，也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国很多城市在智慧城市的建设和治理中都存在公民参与不足的问题，《广州市基于城市信息模型的智慧城建“十四五”规划》和《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智慧城市发展行动纲要》等文件均明确提出要促进公共参与和协同治理。

　　当前，公民参与存在的普遍问题是未能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合力：一方面国际新闻央视网，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往往具有“自上而下”单向性的特征，由政府向市场购买服务提供给社会，未能充分考虑公众需求，弱化了公民参与，导致服务提供与公众需求的匹配度不高；另一方面，公民“自下而上”对智慧信息的提取与使用存在困境，包括外部参与渠道受到限制、内在知识水平及信息支付能力不足，导致“数字鸿沟”问题的产生，进一步降低了公民的参与意愿。

　　当前，我国正处于数字化转型时期，数字经济已逐渐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智慧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对于加快城镇可持续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智慧技术的发展及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智慧城市的市场规模将一进步得到扩张。下文将继续从治理主体、技术构建、公民参与三个层面出发，提出智慧城市治理的路径优化，以期提升智慧城市治理效能，助力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首先济宁新闻网电脑版，以顶层设计为基础，优化治理主体组织结构。一是加强顶层设计与统筹，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治理相结合。当前，已有多个地方政府在数字化转型文件中提出了加强标准化建设，但在实施过程中各地情况差异较大。应继续加强数字政府的标准化建设，完善政策体系今天国内新闻10条，加快通过标准化的顶层设计，实现数字信息的互联共享。

　　二是改变政府的角色定位，创新行政方式，推动数字政府与智慧城市的协同发展。2022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就已明确提出要“创新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形成数字治理新格局”，数字政府与智慧城市呈现融合发展趋势。推动数字政府与智慧城市的协同发展就是要推动数字治理生态的创新，通过智慧数据共享包括政府间的数据共享及政府与社会的双向数据共享，促进多元主体共治。例如，上海市运行的“一网统管”模式，通过数字技术为城市赋能，整合各部门和信息系统间的数据资源，提升协同治理的可行性。

　　三是激发市场活力，形成与其他参与主体平等的对话模式。加大引入头部数字化企业力度，构建本地化数字生态，促进智慧产业的协同发展。智慧城市的应用场景丰富、市场前景广阔，要尽快形成有利于促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发展的制度体系。另外，有学者提出引入四螺旋协作模式，即“大学机构—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力量”组成协作生态系统[7]今天国内新闻10条，使智慧城市治理更具科学性、前瞻性、可行性。

　　其次，以公共数据为抓手，提升数据治理能力，保障数据安全共享。数据治理是智慧城市治理的关键因素，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应加快推动公共数据治理能力，完善数据资源的高效利用，提升数据的开放共享。

　　一是将智慧技术嵌入到城市治理的制度和结构中，推进全国统一的数据要素市场建设。2016年，习总在主持中央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就已明确提出，要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2023年期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组建国家数据局，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下一步应尽快推进国家层级的大数据管理机构建设，进而有效推动数据共享机制，实现跨层级、跨区域的互联互通。

　　二是在保障公共数据信息安全的原则下，推动智慧城市数据资源的共享。要加快完善监管体系，强化数据安全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智慧城市的数据管理和监管涉及多个部门，应优化管理机制，制定严格的制度，保障数据信息的安全开放。另外，应大力推进“政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各主体优势，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智慧城市治理的安全性。

　　再次，以需求为导向，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促进公民参与智慧城市治理都市网。一方面，关注群众需求，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拓宽群众的参与渠道。由于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群众参与智慧城市治理的程度也不同，应结合各地情况，因地制宜地推进“以公民需求为导向”的价值目标。政府有关部门可通过信息化方式，拓宽政、企、民互动形式，引导群众参与智慧城市建设，形成常态化的公民参与交流机制，例如通过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进行信息化传播，使群众可以更为灵活便捷地获取信息。

　　另一方面，培养引进智慧人才，提升公民数字素养，解决“新数字鸿沟”。一是不断完善各地的人才引进、培育政策，大力引进“高精尖”人才，增强智慧城市建设的人才储备。二是进一步提升企业管理人员和产业工人的数字技能，建立完善的培训体系，提高数字化生产经营管理能力。三是围绕智慧技术领域，搭建产科教平台，推动产科教的深度融合。

　　[1] 孟凡坤,吴湘玲.重新审视“智慧城市”:三个基本研究问题——基于英文文献系统性综述[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2,11(02):148-168.

　　[3] 郭昊,商容轩,米加宁.智慧城市：理论缘起、进展与未来方向——基于文献挖掘的发现[J].电子政务,2022,(11):63-73.

　　[4] 董幼鸿,魏筝.超大城市社区安全风险精细化管理路径探索与优化——以上海静安区L街道社区“大脑”建设为例[J].上海城市管理,2020,29(06):10-21.

　　[6] 唐培峰.专家解读智慧城市共谋广州“新城建”美好未来[N].广东建设报,2022-10-26(004)

　　[7] 孟凡坤,吴湘玲.重新审视“智慧城市”:三个基本研究问题——基于英文文献系统性综述[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2,11(02):148-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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