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7点，位于青岛市市北区上海路6号的青岛市工人文化宫内，4楼“每周一讲”讲堂正热闹着

　　晚上7点，位于青岛市市北区上海路6号的青岛市工人文化宫内，4楼“每周一讲”讲堂正热闹着。听众落座，设备就绪，化宫教育培训部负责人于娜介绍后，当晚的讲师走上了讲台。

　　不设听课门槛，不限授课范围，不考试不发证。作为全国范围内开办时间最长的公益性讲座，尤其又处在信息过载的当下，“每周一讲”的存在即便不算“奇迹”，也足够神奇。

　　33岁的于娜是这个“神奇”讲堂的第6任“班主任”。她说“每周一讲”能够延续，归根结底是因为在这座城市里，始终有一群人笃信讲堂一直以来的标语。那是一句再经典不过的语录——知识就是力量。

　　1987年，李克富在青岛学医，大学离上海路不远。一天晚上，他遛弯到了工人文化宫外，看到不断有人往里面一间平房走去。好奇的李克富也想去凑个热闹，“结果在门口被拦下来了，工作人员管我要票。”30多年后，年过五旬的李克富说起当时的场景，还忍不住笑。

　　那时候，“每周一讲”已办了4年。1983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倡议发起“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当时的青岛市总工会、青岛市工人文化宫为响应号召，决定开办一个讲座，邀请当地学者为有需求的职工群众授课。当年4月8日，雕塑家徐立忠以《美与生活》为题开启了“每周一讲”的第一讲。

　　“从一开始，讲堂就对所有市民开放，但要凭票入场。”已从工人文化宫退休的曲阳是“每周一讲”第4任“班主任”，她说门票价格从最初的1分、5分到后来的3角、5角，再到2020年前3元“封顶”，“钱不多，只是个象征意义”。1991年，曲阳刚到工人文化宫工作时，就“兼任”过售票员。

　　买票后，李克富进入了讲堂。说是讲堂城市变化 世界变迁，实则是当时工人文化宫的阅览室。这间阅览室在老听众、老讲师的口中反复被提及：平时供人看书用，到了周一晚上桌子摆成课桌样，最前面支起一块黑板，就成了教室。条件有限，房间里冬冷夏热城市变化 世界变迁，一扇破旧到摇摇欲坠的窗户成了不少人共同的记忆符号。

　　不过这些都不要紧。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很匮乏，没有互联网，可供观看的电影、演出也很少。1981年参加工作的周学梧说，除了每天在单位能看到报纸，自己想读更多文字资料基本都得靠借。要是能借到近期出版的《收获》，绝对是一件能让他兴奋许久的事。

　　也有人想要弥补求学时的遗憾。1963年出生的吕静自初二考进青岛市歌舞团后就中断了文化课学习。懂事后，学知识一直是挂在她心上的大事。

　　这种情况下，“每周一讲”一出现就成了人们学习和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讲堂创办没多久，周学梧从报纸上得到了消息。自那时起，每个周一一下班，他便骑上自行车往工人文化宫赶。来不及吃饭，就在路上买一个白面火烧，上课前三口两口吞掉。“我着急去占前排的位置。”周学梧说。

　　吕静家在工人文化宫附近，每到周日，她总会去那里晃悠好几次，“就等着新一期讲座的海报贴出来，要是感兴趣，我立马买票”。

　　创办之初的十来年，“每周一讲”的主题以文学、影视艺术为主。那个年代，几乎人人都谈论文学。如果哪一次讲题与当时流行的书籍相关，小小的阅览室必然人满为患。1986年，长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引起广泛关注与讨论。以此为主题的“每周一讲”因为听众人数过多，破天荒地在几天后又加讲了一场。

　　有意思的是，李克富第一次听讲，听到的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心理学相关讲座。不过那一回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课程本身，而是周围听课人的眼神和表情。他说，其中传达出的对知识的强烈渴望，自己在大学课堂里很少看到。“到‘每周一讲’去的人，是真的想学点什么。”李克富说。

　　1998年，青岛大学文学院老师周海波接到了去“每周一讲”讲课的邀请。当时，他从外地调到青岛不久，“来之前就知道这里有个‘每周一讲’”。经过15年发展，那时的“每周一讲”在全国都有了名气。

　　周海波备课很认真，从专业的角度拟定了名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形态》的讲题。然而等面对听众时，他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学校教室的地方。

　　讲台之下，有老人，有青年，有单位职工，有路边小贩……他们不像普通学生有相似的知识储备，也不像接受继续教育的成年人有一致的学历目标。尽可能让每一个听众能听懂又能有所收获，是“每周一讲”对讲师的第一个挑战。

　　眼见自己准备的学术性较强的内容让听众的眼神越来越迷茫，周海波赶忙调整策略，临时用更多作品分析代替概念讲解，“撑”过了一个半小时。

　　一个多月后，周海波第二次站在了“每周一讲”讲台上。这次的主题是《中国现代文化狂人怪异心态的文化剖析》，是把鲁迅、胡适等人有据可考的在现实中的“怪异”行为与他们的作品、时代背景结合分析。“我一边讲一边就能感觉到，台下人的表情和上一次明显不一样了。”周海波说。

　　作为“每周一讲”在任时间最长的“班主任”，曲阳亲历了许多讲师的第一课。她很清楚，“这个讲台不好站”。

　　“每周一讲”不签到，不考试，不发证，这意味着讲师要留住听众，除了高质量的授课外基本没有别的办法。曲阳曾邀请一位书法领域的专家来讲课，但由于内容理论性太强，开讲后陆续有多位听众离场。课后，讲师告诉曲阳自己紧张得后背全湿了，“他说这比在大学里讲课难多了”。

　　文艺评论家吕铭康多次在“每周一讲”讲京剧。每一次他都会琢磨如何既让到场的票友听出门道，也让“围观群众”不白来一趟。有一回，为了讲清楚不同京剧人物在“四击头”这一锣鼓点中的不同出场方式以及由此反映出的人物身份、性格、处境，吕铭康直接把打击乐器搬进了讲堂。

　　四击头每敲一次，吕铭康就扮作人物亮相一次。朝廷官员在锣声停歇后缓缓出场，绿林英雄是无缝衔接登场，视死如归的行刑犯人等不及鼓点敲完就蹦了出来。这样一来，听京剧的和不听京剧的都“涨了知识”。“当时，台下一片掌声。”吕铭康回忆。

　　虽然没有“教研”活动，但能在“每周一讲”站稳脚的讲师都遵循着同样的授课理念。学中国舞出身的王晨2019年才加入讲师团队。“我又不能去教听众跳舞。”这位在年龄上也算新生力量的讲师笑着说，她选择更多从文化与舞蹈的关系入手准备讲题中国城市群发展规划，让听众通过她的授课看懂舞蹈，理解舞蹈。

　　“每周一讲”授课范围不限，但有的时候工人文化宫也会给讲师出一些“命题作文”。曾经连续好几年，开春第一讲都由吕铭康出马，讲题是“班主任”早早定好的对当年春晚的赏析。直到现在说起这件事，吕铭康还会眉头一皱，“大年三十晚上，眼睛盯着电视机，手上做着笔记，真不容易”。

　　在筹办“每周一讲”40周年纪念活动时，于娜经人介绍认识了“资深听众”周学梧。当时她很惊讶，周学梧坚持听讲30多年，自己却从没听哪位前任“班主任”提起过这号人物。

　　对此，当事人倒觉得很正常。“上课来，下课走，中间忙着听课记笔记，这么多年我连听众也没认识几位。”无论是穿着还是外形，62岁的周学梧都很容易被看出是个常运动的人，但开口说话后，他的书卷气才会慢慢流露出来。

　　这种气质并非天生。在20世纪70年代度过青少年时期，周学梧觉得“自己知道的东西太少了”。一次在“每周一讲”里，讲师提起自己大学时室友间用“猜异体字”的方式来决定谁洗碗的趣事。“我当时就感慨，有文化的人‘玩法’都不一样。”周学梧说。

　　在相当多年时间里，周学梧是“每周一讲”的“钉子户”——不管当周的讲题是什么，他都会去。可在被问及这么多个周一夜晚究竟赋予了自己什么时，他想了好一会儿，最终却只用钱钟书的一句话做了回答，“这就像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

　　知识就是力量，但这样的力量是暗藏的，是弥漫的。随着学识、见识的增加，周学梧对职业和人生有了更多思考。1993年，他辞去稳定的工作，和朋友一起“下海”创办了一家主推商业摄影的文化公司。

　　创业起步阶段，资源少压力大。这时候的“每周一讲”成了周学梧的“充电站”，“在那一个半小时，除了接收知识，什么都不用想”。后来，日渐繁忙的工作也没有影响周学梧的学习习惯。有一次，青岛大学教师张轶西到“每周一讲”讲了《周易》，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周学梧专门去学校旁听了张轶西开设的相关课程，并且至今保留着课堂笔记。

　　被“每周一讲”见证人生转变的还有李克富。1996年，研究生毕业的李克富回到青岛，成为当地医院新成立的性健康中心的一名医生，他也在几年后重返“每周一讲”讲堂。

　　“那会儿年轻，听着听着觉得有的老师还没我讲得好。”没多久，李克富主动找到当时的“班主任”自荐当讲师。当时，在人们看来，能走上“每周一讲”讲台的都非等闲之辈。为了通过“审核”，李克富事先打好了腹稿，还特别强调自己是医院医生，“算是有个背书”。工人文化宫也很快给了回复：讲一课试试。

　　那时候，李克富在青岛一档与健康相关的电台节目做嘉宾主持人中国城市群发展规划。开讲前，他专门在节目中“打了广告”，再加之讲题《艾滋病逼进中国》是当时社会热点话题，最终来的听众把讲堂坐得满满当当。“那种自豪感是此前从未有过的。”李克富说。

　　2003年，因为个人兴趣，李克富转型成为我国最早一批心理咨询师。从那时起，他的讲题转到了心理学相关方向，有的听众后来还找他做过心理咨询。

　　把周学梧介绍给于娜认识的是青岛市书法家协会副会长宋文京，从1994年至今，他已在“每周一讲”授课76次，仅次于已去世的文艺专家金再新的96次。“我的目标，是至少要讲够100次。”宋文京并不掩饰自己超越前辈的“野心”中国城市群发展规划。

　　因为工作原因，宋文京经常外出采风、出差，也不时在全国各地开讲座，但只要接到“每周一讲”负责人的电话，他总会爽快地接受邀约，到“老地方”讲上一讲城市变化 世界变迁城市规划之战观后感。随着讲师团队扩大，于娜本考虑把宋文京讲课的次数减少到一年一到两次，结果他还不愿意。“我很在乎这个讲堂。”宋文京解释说。

　　宋文京的“在乎”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听众的在乎。53岁的书法爱好者张守鹏是宋文京的铁杆听众。随着自己的儿子到了上初中的年纪，张守鹏试着带他听了好几次宋文京讲汉字的课程。“没想到孩子不仅听得进去，回家后还会主动要求买相关书籍来看。”张守鹏说。

　　据统计，40年来共有200余位讲师为“每周一讲”授课，其中不乏有人从青年讲到了老年。吕铭康今年80岁了，从1984年第一次上课算起，他的“讲龄”已有39年。

　　2007年的一个星期天，吕铭康左眼突然失明，经医生诊断为视网膜脱落，需要立刻住院准备手术。吕铭康着急了，因为按照安排第二天该他去“每周一讲”讲课。

　　“学校的课可以改时间或者暂停，‘每周一讲’的课却不行。”于娜半是得意半是不好意思地说，“每周一讲”每一讲都是“孤品”，讲师之间无法互相替代，听众也是根据预告早早买票和安排时间，“我们要对他们负责”。

　　吕铭康对此抱着相同的态度。最终，在向医生交了假条声明责任自负后，他靠右眼视物完成了那一次讲课。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每周一讲”遇到了是否停办的问题。历史上，类似的情况也曾经出现过。

　　2000年，工人文化宫进行基建改造，按规定所有活动都要停办，但“每周一讲”还讲不讲却成了要专门开会讨论的事情。“一来一旦停办，再恢复不容易；二来市民想听课的呼声很高。”那会儿曲阳正是讲堂负责人，她说最终当时的领导拍板：继续讲。

　　于是，此后3年时间，曲阳成了“宫”里为数不多的留守人员。那几年，除了坚持组织开班，她还有一项重要工作是扩充师资。随着时代发展、听众需求变化，“每周一讲”急需拓宽授课领域。但当时信息传播途径依然不多，“工人文化宫只有一台电脑。”曲阳说。

　　为了找讲师，曲阳养成了每天看报纸翻杂志的习惯，即使与人闲聊时也留意收集线索和信息城市变化 世界变迁。有一天，曲阳在《青岛日报》上读到一篇关于青岛城市发展的文章，意识到这是过去未涉及的好主题，她多方打听，辗转与作者取得了联系，最终为观众呈现了相关讲座。

　　时隔20年后，“每周一讲”同样没有停办。疫情期间，于娜和同事把“每周一讲”搬到了线上，由讲师事先录制，定期在多个网络平台推出。“就算如此，中途也出现过讲师住处突然封控，工作人员赶到小区门外拷贝视频等有惊无险的插曲。”于娜说。

　　从2016年进入工人文化宫工作，于娜就与“每周一讲”打交道。她记得当时的负责人、如今文化宫的副主任马小蕊一开始对她说的话，“每周一讲”是对工人文化宫“文化”二字最好的体现，“办这项活动，最重要的就是坚持。”

　　青岛理工大学教师潘玲2018年站上“每周一讲”讲台时，已经是教授了，不过这并不妨碍她感到兴奋和雀跃。而且，这样的情绪延伸到了她此后每一次授课过程中。

　　“每周一讲”讲堂并不大，最多容纳120人，在这里讲课也不能给讲师“镶金镀银”。甚至因为其公益属性，“每周一讲”开出的讲课费还远低于市场“行情”。然而，和潘玲一样看重这个讲堂的讲师还有很多。“那是一个教与学都最纯粹的地方。”潘玲这样解释原因。

　　从教30余年，潘玲自嘲说有时候都不知道让学生走进教室的关键到底是自己的学识还是学分的约束，“尤其是现在，我们还要不断与手机争夺学生的注意力。”

　　在“每周一讲”就不存在这样的状况。潘玲研究《红楼梦》多年，她的第一讲也以此为主题。授课结束后不久，学校收发室转来了寄给她的好几封信。“全是听众写来和我讨论《红楼梦》的。”潘玲说，那些信有的甚至没有署名，有听众还“附赠”了自己多年收集的红学资料。“我能感觉到，交流知识和思想是他们唯一的目的。”

　　4月24日的“每周一讲”，工人文化宫员工徐梦恬收到了老听众吴奶奶送的一本音乐方面的书。“她知道我是学声乐的，特意带来的。”1997年出生的徐梦恬是“每周一讲”目前的4人工作小组中年纪最小的城市规划之战观后感，入职前她甚至没听说过“每周一讲”。而现在她也开始想方设法“与手机争夺听众”。

　　从今年起，“每周一讲”回归线下。然而受此前疫情影响，部分老听众流失了；再加之在信息过载的当下，愿意花一个半小时时间听一堂课的青年人越来越少，过去“满座”的场景再难出现。

　　事实上，早在疫情前，工人文化宫就以送课进企业、送课上电视等方式探索拓宽“每周一讲”的传播路径。今年开始，“象征性”的门票停卖了城市规划之战观后感，于娜和同事还试着剪辑课程中的高光时刻在社交平台推广，“说不定就有刷视频的年轻人感兴趣呢？”于娜说。这个从小学钢琴的女孩同样是在工作后才知道“每周一讲”的。7年时间，她成了和自己的数位前任怀有同样执念的人，“‘每周一讲’不能停，要停也不能停在我手上。”

　　于娜说自己的改变很大程度上是这个讲堂潜移默化引起的。“不仅因为近水楼台学到了不少东西，更因为我在与讲师、听众打交道过程中感受到了知识对人的滋养。”

　　这几年，周海波常参加青岛市相关文化调研和座谈活动，在不同场合他都会提到要“支持‘每周一讲’的发展”。他说对青岛而言，“每周一讲”早不只是工人文化宫的事，也不只是工会的事。

　　一直以来，青岛市北区上海路都不是一条繁华的街道。25年来多次在夜里往返于此，周海波对黑暗中讲堂透出的光亮印象深刻，“‘每周一讲’是这条路上的一盏明灯，更是这座城市的一盏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