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至9月25日，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主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承办的“多学科视野下的古代城市发展与变迁：历史与理论”五场系列讲座暨2020中国城市规划学术季“科普学堂”栏目在线上举行，在腾讯会议和Zoom平台上以中英双语形式向国内外学者实时播送

　　9月18日至9月25日，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主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承办的“多学科视野下的古代城市发展与变迁：历史与理论”五场系列讲座暨2020中国城市规划学术季“科普学堂”栏目在线上举行，在腾讯会议和Zoom平台上以中英双语形式向国内外学者实时播送。会议邀请了考古学科、历史学科、人文学科等领域的资深学者，聚焦古代中国城市的规划与发展，以全新视角分享他们的专业技术和研究方法，并解读多个精彩案例，与国内高校规划系和建筑系教授嘉宾展开跨学科对话，为规划学科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史提供新的视野。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蕴含着丰富的专业智慧与传统文化。在幅员辽阔的华夏大地，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城市在其规划与发展历程中，受到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军事背景、社会经济条件和哲学宗教思想等因素影响，在城市中留下过有迹可循的烙印。以史为鉴，探究古代城市规划的理论和技术，追问城市发展变迁的规律和原因，是当今脚踏实地做好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石，也是为古城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然而，许多曾经盛极一时的古城，尤其是史前城市，如今只剩下面目模糊的残缺遗址，仅凭建筑学与城市规划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难以对其进行深入解读。当时的城市规划者是如何选址的？城市平面布局如何？功能空间是如何规划的？城市是为谁建造的？城市生活是怎样的？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9月18日至9月25日，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主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承办的“多学科视野下的古代城市发展与变迁：历史与理论”五场系列讲座暨2020中国城市规划学术季“科普学堂”栏目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国现代数学发展。多位考古学科、历史学科、人文学科等领域的资深学者，聚焦古代中国城市的规划与发展，以全新视角分享他们的专业技术和研究方法，并解读多个精彩案例，与国内高校规划系和建筑系教授嘉宾展开跨学科对话。

　　开幕式上，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董卫担任主持并进行开幕式讲话。

　　董卫教授在致辞中谈到，这是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第二次举办跨学科古代城市研究专题讲座，非常荣幸能邀请到考古学界和历史人文学界的学者们参与到规划学科的学术季研讨活动中来。中国当前的城市化率已突破60%，未来的发展必将走高质量道路，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地开展学术研究，期待能够提出一套中国自己的有关城市与国家发展的理念与语汇体系，这个体系的构建需要有一个“大学科”的视野，这正是我们与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交流的意义所在，也是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的使命。从跨学科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古代城市的衍生、发展及特点是本次会议的初衷。

　　在第一场讲座后，石楠秘书长在嘉宾对谈环节中做了总结陈词。秘书长认为，从类似考古学与城乡规划学的这种学科交叉中我们应看到研究中国城市规划史更多的可能性，忘记了历史往往意味着我们在走弯路。中国的城市规划实践在不断吸收借鉴世界经验的同时不应该迷失自己，仍然需要努力探索中国自己的规划理论体系。在大的历史观下，我们要从传统文明中吸收实用知识，古为今用。中国这片文化沃土的价值如何在我们自身的学科之中得到体现，是需要数代规划人努力的方向。

　　第一场讲座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许宏教授开篇。据其研究，城邑是拥有区隔或防御性设施的聚落，这种设施一般为墙垣，但也包含其他构筑物如壕沟、栅栏等，以及部分利用自然地形形成的区隔或防御系统。原始社会经过社会复杂化后进入国家时代。东亚文明国家形态与城市演进经历三大阶段：

　　在前大都时代，因地制宜的石城、土城、水城是史前时代东亚城址的三大类型，尚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代表中国的特性文化。以二里头为先导的广域王权国家出现是大都无城时代的开始。在大都无城时代，主流的都邑形态是宫城+郭区，绝大部分都城没有外郭城，王不需要通过“围”的方式来强调自己的统治地位。后大都无城时代的都城形式均为内城外郭，具有三大特点：城郭齐备、纵贯全城的大中轴线以及严格意义上的里坊制。后大都无城时代统治者在加强规制、严格管理思想上的转变耐人寻味，游牧民族与中国都城规划管理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继续挖掘的课题。

　　随后的第二场讲座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孙华教授带来的。根据他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流变的解读，效法舆地的《考工记》“匠人营国”思想是主流，战国以后长期运用于城市规划的实践中，最为中国城市研究者所注重。但在中国古代还有另一种规划思想，即“象天法地”或”法像上天”的都城规划思想。这种规划思想起源于古蜀国，最早可以追溯到三星堆，尽管后期不断边缘化，直至让位于“匠人营国”思想，但也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的都城规划实践中。

　　总结古蜀国三处已发现的都城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村遗址、成都古蜀城遗址，它们的规划模式是把一个城划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面是人的世俗空间，南面是神的宗教空间，中间是河流，另外有一条次要的分割线（可能是一道城墙或城壕）将城分为东西两块，整个城好像一个田字格。古蜀国这种“象天法地”的都城规划思想，在秦灭巴蜀后并没有消失而是随着巴蜀文化的其他因素被整合入秦汉文化的体系中，最典型的就是与成都同制的秦统一后营建的大咸阳。以后的西汉长安城，乃至于隋唐洛阳城等，也都还有法像上天规划思想的孑遗，可见其对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的影响之深远。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考古系、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座教授

　　第三场讲座的主讲人是悉尼大学考古系的贾伟明教授。他介绍了所在团队在新疆天山地区史前游牧聚落的研究，让人耳目一新。根据他的研究，新疆地区史前聚落特点是居址多不规则、聚落分散、分布密度低城市发展现状。从新疆温泉县的阿敦乔鲁遗址切入，介绍史前游牧社会的生业模式及特征。新疆温泉县的居民的传统生业模式是“四季三地”的转场放牧——游牧，拥有像春/秋窝子（海拔1000米）、冬窝子（海拔2000米）和夏窝子（海拔3000米）这样长期循环使用的季节性固定居址。当地自然资源是支撑其古今生业模式的基础，即传统生业模式限制在本地环境资源的范围内。通过分析阿敦乔鲁遗址的房屋布局和功能、与土耳其东部游牧民族居址的对比、对地貌的比较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科技考古的证据，目前可以判断阿敦乔鲁的居址是一个冬窝子，证明新疆西天山在青铜时代就有季节性游牧的出现。

　　以一些晚期的游牧民族建立的城址为例，如辽代契丹族在赤峰建立的辽中京，这些游牧民族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建立了方形的城，但他们仍保留了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城市发展现状。在新疆展开的对史前游牧聚落研究的尝试，也许能为将来研究史前游牧社会的复杂化过程、游牧社会的文明产生、以及游牧社会国家的产生提供一定基础。

　　在第四场讲座中，秦都咸阳城大遗址项目领队许卫红老师为我们带来了秦咸阳城最新的考古发现。通过对秦咸阳城北区长期以来的考古发掘，渭河以北的自然地理条件与秦咸阳城遗址分布有一定对应关系，体现了古人在建城过程中巧妙利用自然、充分发挥能动性的智慧。秦咸阳城的手工业遗存分布点主要有位于东北方的柏家咀手工业遗址区（仅陶窑3座）、靠近咸阳宫遗址区的聂家沟手工业作坊区（综合性，发现了制骨、做石、金属铸造等痕迹）和胡家沟手工业作坊区（大量陶窑，与该片区大量宫殿建筑有关），以及位于西南方的长陵车站遗址区。

　　在制陶方面，东北区的三座陶窑主要生产建筑材料，西南区则负责制生活器；冶金方面，东北区负责金属铸造和器物浇铸，发现了大量金属容器陶模城市发展现状、半两钱陶模和半两钱铁范等，而西南区则负责原料的回收与利用；制骨方面，东北区负责生产“奢侈品”器物与商品交易，西南区负责原料选取、堆积等工作；做石方面，东北区负责生产乐器和丧葬品等礼器，西南区也发现了一些做石工具，但具体用途不详。考古遗存的新发现为我们了解秦咸阳城提供了重要线索。总体来说，秦咸阳城北区的手工业遗存点分布片区特征鲜明，分工明确。据此推测，渭河以南的秦咸阳城南区可能更多承担首都行政职能，而渭河以北则更多地承担起了城市经济发展职能。

　　最后一场讲座由清华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所中文系教授沈卫荣老师主讲。与前面各位考古学专家不同，沈老师以一名历史学和语言学家的视角，批判性地讨论了藏传佛教的发展问题。据其研究，藏传佛教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曾被给予许多个截然不同的身份认同，包括教、印藏佛教、藏传密教等。通过对这几个有关藏传佛教之身份认同的重要概念的分析和考察，可以阐明藏传佛教的历史源流、宗教性质、价值，以及它于传统和现代的宗教意义。

　　“教”一词在中国古代初现时并非一开始就带有贬义，只是在自西夏至清代的汉族社会和文化语境中一再遭受严重的误解和歪曲，但西方的“Lamaism”一词从一开始就是带有严重贬损意义的。教就是藏传佛教，因而“教”这个名称本身并无意义。

　　印藏佛学研究是国际佛教研究领域中迄今为止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学科，不能认为藏传佛教是印度佛教的附庸。在部分继承印度佛教的同时，藏传佛教有自己的创新，经历了很长的本土化的过程，与汉传佛教并列为大乘佛教或者北传佛教的两大分支之一，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蒙古、西夏、畏兀儿、满族等民族的宗教信仰。

　　汉藏佛教绝不是藏传佛教的汉化。历史上，藏传佛教一开始就吸收了大量汉传佛教的内容。遗憾的是中国现代数学发展，在千余年间的接触和互动中，两者间产生了很多极为深刻的误解，严重影响了二者之间积极有益的交流。在今天，构建汉藏佛教的认同、将汉藏佛教交流史放在中国佛教史的总体框架内做较为宏观的观察，或可帮助我们更全面和多元地认识中国佛教的身份认同。

　　密教既是藏传佛教受到许多人欢迎的重要原因，也是招致批评的原因之一。不管是对它作狂热的追捧和神化城市发展现状，还是对它肆意地巫化和妖魔化，反映出的更多是人们自己的无知和狭隘。以密教为特色的藏传佛教是为人类和世界人文做出的最重要的一项贡献，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城市与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中国古都的规划营造传统一直是中国城市建设史研究特别关注的领域。我们最初的一批关于城市建设史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古都展开，不同学者都提出过丰富的见解。中国近些年考古事业的丰硕成果对我们传统理解上的中国城市建设史提出了很多挑战，古代城市的实际建设与我们仅从文献中得到的理解存在差异。回应这种跨学科带来的挑战有利于促进城乡规划学专业的进步。

　　对于研究城市史、建筑史来说中国现代数学发展，考古工作者更“关注脚下的土地”，在长期一线工作的基础上，通过量化数据来得到学术认知上质的提升，而规划学者和建筑学者在做历史研究时往往会从较为宏大的视角介入，两者的有益碰撞是举办此次跨学科讲座的初衷。同时，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我们也应该警惕单线程叙事和简单类型学归纳的窠臼，重视城市历史发展的多分支与共时性。

　　中国城市规划史的研究还比较年轻，许多的考古发现、数字文献等的浮现，需要我们对现有的教材、观点作一些变更，需要纳入更多其他学科的理解。结合当下的国土空间规划，我们还需要从基础研究中找到方向，特别是从我们的城市与都市的空间渊源去思考。

　　考古学对城市规划专业在早期中国城市历史研究上的补充作用是极其重要的。目前，在城市规划专业中的历史名城保护方面，涉及到公共考古，必然会触及现实的保护问题，但考古学者、文物学者、规划学者对此的认知往往不相同。当地下遗址有考古的需求，同时地面上的建城区有风貌保护的需求时，究竟何为考古遗产的本体城市发展现状、何为古环境？这涉及到价值判定，是一个需要两方面学科共同探讨的问题。

　　许宏教授从聚落到都邑中国现代数学发展，探讨了中国城市一些本质性的特征；孙华教授通过剖析古蜀国与秦咸阳城市布局特征来说明“象天法地”的古代城市规划思想。“以城市为切入点，可以纲举目张地把握中国文明的脉络。”虽然长期以来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占主导的社会，一直到2010年城市人口才开始占主导地位，但不能因此轻视城市在中华文明中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反而需要重新的评估。

　　考古学与历史学视角的中国古代城市研究成果对我们平时的规划史教学也有补充。怎样把现实主义的考虑和理想主义的考虑融合进特定历史阶段的城市并且产生不同的结果，是此次系列讲座带给我们的有趣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