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弗里德曼提出世界城市假说，到20世纪90年代萨森提出全球城市概念，再到新世纪初泰勒提出全球城市网络，全球城市理论逐步成型并发展起来， 日益占据主流地位

　　从20世纪80年代弗里德曼提出世界城市假说，到20世纪90年代萨森提出全球城市概念，再到新世纪初泰勒提出全球城市网络，全球城市理论逐步成型并发展起来， 日益占据主流地位。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经历新一发展大变革大调整，这将深刻影响全球城市网络的发展演进趋势。全 球城市作为全球城市网络中的核心节点，更是挑战与机遇并存。

　　日前，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周振华主编的《全球城市理论前沿研究：发展趋势与中国路径》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梳理全球城市网络的理论脉络，对全球城市展开功能解析，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影响下的全球城市网络的发展演进趋势，同时根据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和“五个中心”的战略目标，从城市区域功能、品牌建设、环境管理、软实力提升、数字赋能等多角度对上海未来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提供政策建议。

　　周振华，现任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

　　全球城市理论给我们提供了新历史背景下城市发展和世界经济运行的新观察，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全球城市在全球经济及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和角色，对全球城市发展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指导性，但也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与不足，并滞后于全球城市发展的实践。因此，我们要在知识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全球城市理论的创新与深化，特别是研究一系列前沿议题，力图有新的突破和发展。

　　议题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城市发展。在一般事物（包括城市）分析中，背景条件通常作为外生变量。但全球城市不同，其背景条件直接构成内生变量，并且是主要内生变量。如果一个城市不处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中心，就成不了全球城市，哪怕它具有悠久历史、良好区位、优美环境等内在因素。全球城市理论的提出，正是基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背景分析。但问题是，与弗里德曼、萨森等当时的全球背景不同，我们现在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而且，中国崛起将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中之重。在这样一个新的全球背景条件下，全球城市网络将出现什么样深刻变化？全球城市发展将呈现什么新趋势？中国全球城市崛起将会怎样？全球城市分布将会出现什么新格局？这都是一系列新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议题二：全球城市在双循环中的地位和角色。在考虑了全球背景条件后，国内条件也是全球城市内生变量之一。而且，全球化与地方化是不能截然分割的，实际上是一种“全球—地方化”，全球化过程中的“地方化”也是十分重要的。除了一国在全球所处地位外，国内发展格局对全球城市演化也起着重要作用。通常小国经济更多依赖于国际循环，全球城市在国际循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大国经济则更多依赖于国内国际双循环，全球城市在双循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现有全球城市研究更多强调全球城市在全球循环中的地位和角色，而对于全球城市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地位和角色研究不够。我国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要构建新的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就给全球城市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课题：（1）全球城市在新的发展格局中扮演什么角色中国现代城市巨变，如何定位，发挥什么样的作用？（2）全球城市如何与国内城市连接，又如何与外部的全球城市连接，才能主导国内大循环，并有助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3）全球城市如何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空间？这些既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议题三：全球城市的特定产业综合体及功能性机构中国现代城市巨变。在全球与国内背景条件既定情况下，我们就要回到全球城市本身来考虑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什么让其发挥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弗里德曼认为，是因为跨国公司总部的集聚（friedmann，1986）。萨森则认为，是因为生产者服务业集聚（sassen，1991）。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总部呈分散化趋势，不少公司总部迁移到边缘城市。而由于需要“面对面”接触，业务之间的相互配套，以及承接了许多跨国公司总部职能的外包等原因，生产者服务业呈集中化趋势。由此，不少学者也把原因归结为高度服务化（服务业占比高达80%以上，甚至超过90%）。问题是，一个城市有生产者服务业集聚，服务业占比高，是否就必然具有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显然，不一定。例如，一些城市有大量生产者服务业集聚，但主要面向地区和国内市场中国城市发展历程。一些旅游城市有很高的服务业占比，但主要是消费者服务。因此，需要深入研究全球城市具有哪种特定产业综合体及其功能性机构。具体讲：（1）这种特定产业综合体的内部构成是什么？这些生产者服务业是如何有机联系和协同运作的？（2）这种特定产业综合体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以区别于一般城市中的生产者服务业？（3）这种特定产业综合体的活动（行为）主体是哪些功能性机构？这些功能性机构的运作特点是什么？等等。如果不能深刻揭示和刻画这种特定产业综合体及功能性机构，那么就难以真正理解全球城市的特定战略功能。在现实中，就很难指导全球城市建设，并很可能产生与其他城市的同质竞争。

　　议题四：全球城市科技创新功能及其发展。在全球城市的特定功能中，早期全球城市发展更注重贸易、航运、金融中心等经济功能，科技创新是相对薄弱的。甚至有人认为，科技创新与全球城市的高度商业化社会不相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一些全球城市的经济、金融受到强力冲击，一蹶不振。随后，一些全球城市纷纷提出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城市设计平面图，并创造了“硅巷”“硅盘”“硅环”等不同发展模式，取得卓越成效。问题是：（1）这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发展趋势？更深层的问题是，为什么以前科技创新与高度商业化社会不相容，而现在可以兼容？（2）与硅谷等科技中心相比，全球城市培育科技创新功能有什么优势？（3）全球城市的科技创新功能如何定位，才能发挥其优势，并与其他科技创新中心错位发展？尽管全球城市科技创新的实践已经走在前头，但如果不能很好从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至少会在实践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议题五：全球城市经济、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在全球城市迭代升级中，不断涌现出文化、科技等新功能。在原有全球城市研究中，尽管也注意到了这种新变化，但只是罗列出各种功能，并没有深入揭示这些功能之间的关系。我们在现实中观察到，新增功能并不是简单替代原有功能，也不是在原有功能基础上的层层叠加。那又是什么呢？其答案是：一种融合发展。如果是这样，那么进一步要研究的问题是：（1）经济、文化和科技为什么能融合发展？有什么内在共生性？（2）经济、文化和科技如何融合发展？有什么样的作用机制？又是如何在产业、企业及其网络层面得以具象化的？（3）如何促进经济、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需要有什么样的对接机制和操作平台？需要有什么样的产业生态环境？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城市巨变，将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全球城市特定功能的内部结构及其动态变化。

　　议题六：数字时代的全球城市蜕变升级。我们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其根本特征是以物理（物质）层面为主转化为以数据、信息、知识层面为主，一系列的经济发展、价值创造、服务内容、价值交换形式、管理方式等都将更多地以数据信息内容为主，而物质更多地变成载体。全球城市也将顺应这一时代潮流，主动开启城市数字化转型。这将使全球城市的经济发展、生活服务、政务管理、交往方式等运作模式、流程、规则实现数字化转换，改变传统的发展动力，改善一系列基础设施、工业和服务部门的运营，为增长城市设计平面图、可持续性和治理引入新的方法城市设计平面图，从而成为创新和可持续增长背后的重要力量。在此过程中，全球城市如何蜕变升级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具体讲：（1）数字时代的全球城市将具有什么新特点？全球城市数字化转型面临什么机遇与风险？（2）如何进行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如何确定全球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如何组织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3）如何实现数字化城市治理？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对原有全球城市功能赋能增效？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扩展城市网络连通性？这些问题的研究将充实和丰富全球城市理论。

　　议题七：全球城市软实力提升。全球城市展示在人们面前的，通常更多是硬实力，如完善的基础设施、便捷的公共服务设施、高级楼宇、标志性建筑，以及gdp、税收、交易量、各种流量的首位度中国城市发展历程。学者的研究大都集中在这些硬实力方面，并将其作为全球城市的重要标识中国城市发展历程，衡量全球城市的主要指标。在全球城市建设中，也倾向于更多的硬件投入，单纯追求gdp、税收、交易量、各种流量的城市首位度。事实上，在这些硬实力背后，是有软实力支撑的，如机会均等、公平竞争、与国际惯例接轨等良好营商环境，多元中国现代城市巨变、包容、和谐的人文环境，城市精神与城市品格，强烈的危机意识与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等等，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以往全球城市研究即使关注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性，也是从不同角度、单方面阐述城市软实力所起的作用，缺乏对城市软实力的综合研究。因此，需要深入研究的是：（1）能否从基于城市心智（一座城市集体性的智商、情商和逆商）的视角，展开对城市软实力的综合研究（周振华，2021）？（2）能否建构基于城市心智的城市软实力分析框架？（3）能否在这一分析框架下，设计出一套指标体系，衡量城市软实力，进行经验实证？这将有助于深化对全球城市软实力的研究。

　　议题八：全球城市品牌塑造。在全球城市软实力研究方面，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全球城市品牌塑造。城市品牌是具象化的、向外展示软实力的重要标识。全球城市品牌塑造，是一个城市晋升为全球城市、形成全球资源空间集聚和优化配置能力的重要途径。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1）全球城市具有什么样独特的城市品牌内涵？与一般城市品牌有什么区别？（2）全球城市品牌塑造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全球城市品牌价值如何衡量？（3）一些已经形成的全球城市品牌，各有什么特色？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特色的全球城市品牌？这些城市在塑造全球城市品牌中有什么经验？（4）如何促进全球城市品牌塑造？要采取什么方法和措施？如何维护全球城市品牌？如何进一步提升全球城市品牌价值？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全球城市理论的深化，而且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性。

　　议题九：全球城市的环境治理。与一般城市相比，全球城市由于高度城市化、人口和产业高度集聚，以及大规模流量等，面临更大的环境压力。也正因为如此，全球城市往往先于国家提出环境治理的需求，优先提出环境公约，创新环境治理模式，提出全球城市环境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和重要举措。然而，现有全球城市研究中，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较少。即使在有关研究中，环境治理的细分领域研究较多，系统总结性研究较少；理论理念性研究居多，实例操作性研究相对较少。我们认为，随着全球城市发展和迭代升级，环境治理将日益成为“重头戏”，因而有必要开展前瞻性研究。需要研究的问题是：（1）全球城市面临的突出环境问题是如何动态变化的？全球城市当前主要面临什么样的环境问题的困扰？（2）全球城市环境治理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全球城市环境治理与其他城市有什么区别？或者说，全球城市环境治理具有什么特征？（3）构建什么样的全球城市环境治理框架？如何制定度的环境问题治理目标？如何构建多层次的环境治理定位体系？如何形成多元环境治理主体结构？如何推进技术创新成果融入环境治理？如何构建环境治理多层级政策支持体系？

　　议题十：全球城市空间拓展及区域一体化。城市空间拓展应该算一个“老话题”，已经有较多的研究成果。如英国学者格迪斯于 1915年在《进化的城市》一书中提出，城市的诸多功能随着城市的扩展而跨越了城市的边界，众多的城市影响范围相互重叠产生了“城市区域”（city region）。阿尔曼提出空间相互作用理论（e.l.ullman，1957）。日本学者木内信藏于1951年提出“三地带”学说，其思想进而被发展为“都市圈”的理论。斯科特提出了全球城市区域概念（scott，2001）。霍尔和佩恩提出了巨型城市区域的概念（hall and pain，2006）。但问题是，全球城市不同于一般城市，具有全球战略功能，其空间拓展是与全球战略功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对于这一问题，现有全球城市研究并没有给予充分解释与理论论证，尽管有不少对全球城市空间拓展的现实描述。因此，我们需要深入研究：（1）全球城市空间拓展的主要动力及内在机理是什么？全球城市空间拓展要具备什么样的基础条件？（2）全球城市空间拓展要有什么样的合作机制？全球城市空间拓展是否有不同方式和路径？（3）全球城市空间拓展所形成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具有什么样的功能结构与形态结构？它们相互之间是如何“借用规模”的？全球城市与周边区域会形成什么样产业分工的一体化格局？这些都是“老话题”中的新内容，将有助于全球城市理论进一步完善中国现代城市巨变。

　　议题十一：全球城市区域的产业生态及产业链。以全球城市为核心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即全球城市区域的产业生态及产业链。这是全球城市区域内产业发展所需的各类资源要素依托一定的内在关联及结构规律而逐步形成的相互依赖的稳态系统，对于增强全球城市配置全球资源功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现有全球城市研究，特别是对全球城市空间拓展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全球城市区域产业分工与产业结构层面。这就难以揭示全球城市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基础条件、内生动力、协同机制等深层次问题。因此，进一步深入到全球城市区域的产业生态及产业链层面进行研究，这是一个新颖的课题。我们需要研究的是：（1）全球城市区域产业生态及产业链形成的基础是什么？全球城市区域产业生态及产业链的基本要素与主要特征是什么？（2）在全球城市区域中中国现代城市巨变，通常以生产者服务业占主导，那么，全球城市区域生产者服务业集聚的动因是什么？如何构建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生态和产业链？（3）全球城市区域的产业生态及产业链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如何促进全球城市区域的产业生态及产业链的合理化发展？

　　议题十二：全球城市在国际合作中的角色与地位。全球城市因具有全球战略功能，往往代表国家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在国际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现有全球城市研究中，这往往是容易被忽视的。即使在少量有关研究中，对其理解也只是停留在传统的友好城市之类的国际合作层面。可以预见，随着全球化领域的不断拓展，全球城市在国际合作中的角色和定位也将更新演化，参与国际合作的领域、形式与方式更加趋于多样化。因此，我们要深入研究的是：（1）全球城市为什么能在国际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全球城市在国际合作中扮演了什么样不同于国家的重要角色？全球城市在国际合作中的角色和定位是如何更新演化的？（2）全球城市进行国际合作的重要途径与作用机制是什么？全球城市参与国际合作的主要模式是什么？主要载体和平台是什么？全球城市联盟发挥了什么作用，成效如何？（3）如何发挥全球城市在国际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如何拓宽全球城市参与国际合作的领域？如何增强全球城市在国际合作中的能力？

　　上述这些前沿议题，是全球城市理论与实践中的空（白）点、热点与难点，覆盖了全球城市理论的方方面面。而且，这些前沿议题之间也存在内在关联性。因此，这些前沿议题构成了一个系统性研究，而不是专题研究的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