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与西方模式相去甚远，它是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中展开的

　　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与西方模式相去甚远，它是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中展开的。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是在“刚刚开始工业化”的基础上展开的。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始终与被动的开埠通商联系在一起城市发展的三大要素。中国近代的城市化走过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城市化的、具有自身历史特征的发展道路，它既没有形成城市工业化的强劲拉力，也没有形成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巨大推力。已为人们熟知的事实是：中国近代制造工业主要集中于沿海省份特别是通商口岸城市，外资工厂在制造业部门占有主要份额，工厂工业主要是消费品工业，工厂平均规模很小，华资比外资更小。

　　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社会变迁过程。以开埠通商为契机，城市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初步发展固然显示了城市化文明和进步的一面；而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农业衰败和工业化的低度发展又凸显了城市化过程中传统和落后的另一面。

　　早在宋朝时期，我国就有了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在宋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至明朝我国已经出现了以私人手工作坊、手工工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

　　进入近代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开始在中国出现城市发展的三大要素，但受社会城市景观的五大要素、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模式。其特点主要有：①中国的城市化根植于半殖民半封建的特殊历史背景下；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内地的城市化进程相当缓慢，在1950~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仅由11.2%上升到19.4%。

　　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1978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978年的77.1%；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01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国家重点发展城市，提高了7.41倍；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1.6%上升到1978年的64.6%。从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增长2.9%，其中中国GDP年均增长5.1%城市发展的三大要素，人均增长2.9%，高于或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①政府是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主体；②城市化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非常有限；③城市化的区域发展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④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优先于地域转换；⑤城市运行机制具有非商品经济的特征。

　　这种城市化的结果，导致城乡之间相互隔离和相互封闭的“二元社会”的形成。由财产制度、户籍制度、住宅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国家重点发展城市、医疗制度、就业制度、养老制度、劳动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甚至婚姻制度等具体制度所造成的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构成了城乡之间的壁垒，阻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

　　随着发展战略的调整与改革的深入，我国城市化发展进入了迅速推进的阶段。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城市数量的增加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使得城市化进程急剧加快。1978年我国各级规模城市数量192个，城镇人口172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7.92%。截至2001年年底，城市数量增加到662个，城镇人口增加到48064万人，占总人口的37.66%。从城市化发展水平增速来看，20世纪80年代快于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快于20世纪80年代。

　　①20世纪80年代：城市化补偿性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经济进入到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重点发展城市，我国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吸引了大批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出现了人户分离现象，促进了城市化的补偿性发展。1980~1989年，我国城市化率从19.4%上升到26.2%城市景观的五大要素，年均提高0.76个百分点，补偿了1960一1978年城市化发展的。补偿性发展是改革初期城市化水平很低和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推动作用的结果。

　　②20世纪90年代：城市化平稳发展时期。从90年始，随着工业化发展加速，全国县改市和乡改镇的数目增多，城市人口增加。90年代，全国新设了200多个城市和8000多个建制镇，这些城镇的设立大大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1990~1999年，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与80年代相比都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城市化水平从1990年的26.4%上升到1999年的30.9%,年均提高0.5个百分点，90年代城市化水平比80年代上升幅度低2.3个百分点。1991~1995年城镇人口年平均增长997万人，而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年均仅增长923万人，比前5年的平均数低74万人。这期间乡村人口也出现较低速的增长，而且比城镇人口的增长低得多国家重点发展城市，因此，城镇人口增长占总人口增长的比重才表现出不断提高的态势，我国城市化进入平稳发展时期。

　　③21世纪初：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国民经济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明确指出，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推进城镇化的条件已经成熟，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一些地区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遵循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实际出发，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城市景观的五大要素，2000年我国的城镇居住人口为45594万人，占总人口的36.09%，比1978年提高了18.17个百分点，比1999年提高了5.19个百分点。截至2001年年底，全国城市数量达到662个，建制镇数量达到20358个，城镇人口已超过48000万人，城镇化率达到37.66%。可见，进入21世纪，我国城市化发展进入加速期。

　　我国城市化起步较晚，而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城市化进程曲折起伏。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才进入一个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新时期。总体上，我国城市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世界城市化水平相比还有差距。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现状具有地区发展不平衡、发展水平非典型、城市管理水平低的特点。

　　①地区发展不平衡。我国城市化水平地区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东、中和西部地区的差异以及省际之间的不平衡两个方面。如果将城镇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城市化水平指标，1998年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为33.8%,中部地区为26.6%，西部地区为20.7%，东西相差13.1%。2001年，东部地区有293座城市，城市非农业人口占全国非农业人口的44.3%：中部地区有247座城市，城市非农业人口占全国非农业人口的37.3%；西部地区有122座城市，城市非农业人口占全国非农业人口的18.4%。

　　通过对东部、中部、西部城市化发展水平之间的比较，可以得出：目前，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呈现东部快于中部，中部快于西部，沿海快于内陆的特点。而我国各省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也造成了城市化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将1998年城市化水平的高低作为参考，可以把我国31个省区划分为五类地区：城市化水平在50%以上的，包括北京、上海和天津；城市化水平在40%~50%之间的，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广东4省；城市化水平在30%~40%之间的，包括内蒙古、江苏、湖北、海南、宁夏和新疆6省（区）；城市化水平在20%~30%之间的，包括河北、山西、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湖南、广西、四川、重庆、陕西和青海12个省（市、区）；城市化水平低于20%的，包括安徽、河南、贵州、云南、甘肃和6省（区）。城市化水平最高的上海市与最低的自治区之间相差30%。

　　②发展水平非典型。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通过“典型事实”统计方法揭示了，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是工业化阶段经济实现稳态增长的重要条件。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是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果，或者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化水平也应该得到提高。2001年，我国人均GDP(7651元人民币)约1000美元，根据钱纳里的“标准模式”，城市化水平应为63.4%，而我国实际城市化水平仅为37.66%。根据世界银行对133个国家和地区由高到低的统计排位，1997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第53位，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却排第110位。

　　③城市管理水平低。城市是一个人口、产业、技术和服务高度聚集的空间区域，各种构成要素通过有效配置才能产生规模效应、聚集效应和乘数效应。城市管理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城市能否实现高效、协调和各项功能的正常运转。我国在城市管理方面还存在欠缺，给城市化发展过程带来一定消极影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