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有三大动力源：一是新型工业化，二是新型城市化，三是新农村建设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有三大动力源：一是新型工业化，二是新型城市化，三是新农村建设。城市发展已成为城乡二元结构中一个极具爆发力、吸纳力和牵引力的“增长极”，成为地方党政领导谋求区域崛起的重要战略之一。日，春贤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提出：“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大力推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把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放在“四个大力”的第一位置，表明新型城市化在湖南领先中部崛起的潮流中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般说来，城市化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通常是以城市人口占这个国家或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即城市化率来表示。纵观古今中外，城市化的发展形态主要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强调的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进行空间转移，是城市化的初级形态。1800年,世界只有一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那就是英国首都伦敦。目前，全世界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达到325座，千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达到22座。208年来，人类社会在城市化的发展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第二种模式是：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强调的是地区经济社会结构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进行转型，是城市化的高级形态。比如：工业前的英国，农村是国家权力和经济的重心，城市仅是包围于农村之中的小岛，附属于农村。那时，英国中央政府虽然在伦敦，但贵族统治根基在农村，他们从自己的乡村住宅中号令四邻。后来的工业彻底改变了这种状态。首先机械化生产促进了工厂的扩张，接着工厂的扩张带动了人口的聚集，最后人口的聚集催生了城市的发展。比如，在18世纪末，格拉斯哥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镇，但到1831年，短短30年时间，就发展成为一个20万人口的城市，靠的就是拥有60多条汽船和107家纺织厂的工业体系。工业前，伯明翰还是一个小村落，人口也不到500人，工业开始后，伯明翰靠着自己的钢铁工业，发展成为英国最大的生产中心，超过了曼彻斯特和利物浦，成为英国第二大城市。由此可见，英国的城市化历程就是典型的结构转换型城市化。但是，城市化的这两种模式并不完全是分隔的，而是有联系的，在进行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的同时，也会发生结构转换型城市化；在进行结构转换型城市化的同时，也会发生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城市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一样，必然由初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必然会走向结构转换型城市化。

　　我国目前走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就是城市发展客观规律的内在反映。所谓新型城市化，是结构转换型城市化与人口转移型城市化相互融合的一种城市科学发展的形态与过程，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一种城市发展战略（2006年8月8日，浙江省召开全省城市工作会议，时任浙江省委、省会主任习在报告中提出）。其内涵主要包括“十大协调发展”：即城市化与人口流动、与信息化、与国际化、与城市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与地区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保护、与生态环境管理协调发展，这“十大协调发展”是新型城市化内涵的外延拓展。2008年8月22日，省委省政府召开了全省新型城市化工作会议，春贤结合湖南的实际与特色，对新型城市化作了科学的解说。湖南的新型城市化，也可以这样理解：新型城市化就是以人为本，“两型”带动，新型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互为促进，城乡统筹，建立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机制，坚持可持续集约发展，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城市化道路。春贤还按照中央的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明确提出湖南新型城市化道路，要走出7条新路子。即要坚持大城市带动，走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市化新路子；坚持新型工业化支撑，走“两新”互动的城市化新路子；坚持高效集约发展，走“两型”引领的城市化新路子；坚持改革推进，走制度创新的城市化新路子；坚持城乡统筹，走协调发展的城市化新路子；坚持以人为本，走和谐发展的城市化新路子；坚持突出特色，走个性发展的城市化新路子。这7条新路子，是湖南新型城市化的发展途径选择和战略导向要求。

　　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总体而言是产业发展的伴生产物，依据城市发展与产业发展之间的水平差距来判断，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况：一是同步城市化，二是过度城市化，三是滞后城市化，四是逆向城市化。

　　同步城市化：是指一国城市发展水平与产业发展水平趋于一致，城市发展与经济发展呈正比例关系，城市人口的增长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有机城市化模式，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城市发展模式。城市的同步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城市化率在1%30%之间，这个阶段发展比较缓慢，我国到1996年才达到30%。第二个阶段，城市化率在30%70%之间，是城市化发展的中期阶段，我国去年城市化率是45%，是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第三个阶段，城市化率在70%以上，属于城市化后期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发展比较稳定。我们到西方国家去考察，就感觉到十年前去是那个样子，十年后去还是那个样子。如英国1920年城市化率就达到了79%，近90年时间里城市并没有大的变化，历史文化遗存保持得很好。

　　过度城市化：是指一国城市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产业发展速度，城市化不是建立在工业经济发展的一定水平之上，而主要是依靠传统的第三产业来推进的，甚至是无工业化的城市化。显著特征是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城市建设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造成严重的“城市病”。过度城市化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推力作用大于城市拉力作用，而政府又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宏观调控。许多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这种城市化模式。如墨西哥工业水平远不如发达国家，但1993年城市化水平达到74％，明显高于同期瑞士的60％和意大利的67％。这种城市化的质量较低，不利于一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容易造成诸多城市病的发生。

　　滞后城市化：是指一国城市发展水平落后于产业发展水平，城市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不利于充分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对一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及城市文明普及，都具有严重的阻碍作用。中国就属于典型滞后城市化的国家，建国以来，我国工业化快速发展并没有带来城市化水平的相应提高。2007年，我国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占GDP比重为49.2%，而城市化率为45%,滞后4个百分点。

　　逆向城市化：是指一国大城市中心区人口郊区化、大城市外围卫星城镇布局分散化的城市发展模式，是高度城市化的表现。19世纪末，英国出现了逆城市化趋势。在18011851年间，伦敦商业中心区人口非常稳定，一直保持在13万人左右，人口密度平均每英亩超过1000人，有些地区达2000人以上城市发展定义。19世纪后半期，由于交通和商业向城市外围扩展，伦敦商业中心区急剧衰落，中心区人口由1851年的13万，减少到1881年的5万，1901年又减少到2.7万。而郊区人口却在不断增长：1861年伦敦市郊人口41.4万，1891年为140.5万，1901年达204.5万，近100多年这一趋势来一直得以延续，直至目前的基本稳定状态。英国城市化率虽然在回落，但经济社会发展没有停滞，城市结构转换型仍处于提升状态。

　　新型城市化，是人类城市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作为滞后城市化的中国在城市发展战略上的必然选择。人类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世界范围内城市化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比如资源紧缺、城乡不协调、贫富差距扩大，等等。我国改革开放30年时间，城市化进程中也积累了很多矛盾，如环境质量下降、城市功能不配套、贫富差距拉大，等等。我们国家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发达国家。而现代化进程一般都要经历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第二个阶段是以工业经济为主转向以知识经济为主。第一个阶段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化大量提高。第二个阶段是城市人口向郊区转移，住在城市、郊区、农村的人口没有户籍限制，可以自由流动。我国是不是可以沿着发达国家的老路来走一遍？中科院通过8年的研究，指出我国13亿人口，人多地少，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要立足国情，科学决策，完全可以两步合作一步走，到2010年开始推进新型城市化（现在时间上已经提前），在人口和空间上的设定是，未来的城市化有50%的人住在郊区、30%的人住在中心城区、20%住在小城镇和农村。由此，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就应运而生。全国第一个提出实施新型城市化的是浙江省，浙江是我国城市化率最高的省份，是中国城市化的旗舰。2006年8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召开推进新型城市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在浙江提出新型城市化之后不久，召开了党的，总在报告里面正式提出了推进新型城市化。现在外省已经开始有经验，党中央有要求，科学研究有理论依据，加快新型城市化进程已经成为全国上下的发展共识与战略目标。

　　从中国城市化发展历程分析：城市化的发展依据其侧重点不同，可分为三条途径：一是重点发展大城市；二是重点发展中小城市；三是重点建设小城镇。在城市化的发展途径问题上，我国一直采取的是舍大求小的途径。1980年10月，国家建委召开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制定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战略。1989年，国家颁布的《城市规划法》将城市化发展战略修改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对于这一问题，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人主张应重点发展小城镇；有人主张重点建设中小城市；有人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和城市群城市发展新阶段。从近几十年的实践来看，我国许多省区大面积地推行“地改市”、“县改市”、“乡改镇”体制，还有一些城市调整了行政区划，用行政办法将郊区划入市区，或者将一些市辖县整体改为市辖区，一份文件就在一夜之间把大批农村人口“变成”了城市人口。表面上看城市化率提高了，但是，这种行政区划调整只改变了区域概念，扩大了一片“概念性市区”，并没有改变那里的经济社会结构，农村与城市的“二元结构”依然突出。据测算，我们邻近有个省的小城市人口增长中，60%是由行政区扩展而增加的，有些县级市市区人口由于行政区扩展而增加的部分甚至达到了80%。从理论上来看，城市学的研究表明，城市的规模结构是由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的，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不能以城市规模作为制定城市发展方针的依据，更不能强调一个方面而偏废另一方面。在当今世界大城市甚至大都市连绵区的发展，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问题的时候，中国不发展大城市甚至大都市连绵区看来是不行了。基于上述考虑，中国当前的城市化发展途径问题，决不能走单打一或者舍大求小的路子，而应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途径的城市化道路。不管怎么争论，最后还是有个结论，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对城镇化发展确定了一条路线，提出“要逐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事实证明，这条道路符合我国国情，是可行的。现在国内不同的地区也有不同的模式，“长三角”是以大城市带动的区域性发展为主，区域内有很多大城市向外辐射，带动区域城市化的进程。“珠三角”是以外向型经济带动为主，区域连片发展，广州、深圳、珠海，大中小城市全部连成一片，基本上看不到农村。至此，我国城市化发展已逐步转向新型城市化的道路。

　　从国际城市化发展走向分析：近年来，世界城市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趋势，包括集群化趋势、国际化趋势、信息化趋势、生态化趋势，等等。这些新趋势都是中国制定城市化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城市发展的国际化与信息化两大趋势。这两大趋势使得未来的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运行于一个特别的活动平台之上。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全球化的推进，城市作为全球经济活动的节点，城市的国际化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另一方面，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将“不是以人口集聚为第一前提，而是以人口的交通方式、交往方式和通讯方式作为集聚的表现形式”，成为一种“全新意义的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目前，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已将175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城市连接起来，信息产生、处理、传递和接收的即时性与同步性，使国际化城市成为全球信息和远程管理中心，对全球经济实施远距离控制、管理和交易，信息流网络空间正逐渐取代城市地理空间，“信息化城市”初现端倪。由于信息没有地理空间的区域特征，信息技术也使得地理摩擦几乎为零，因此，世界经济必然由地方空间转向信息流空间。这时，新的专业管理阶层控制着城市、乡村与世界相互联系的专用空间，生产与消费、劳动与资本、管理与信息之间发生着新的联系，从而创造出新的国际经济。这就是网络社会信息化城市得以出现的空间逻辑和技术逻辑。

　　关于新型城市化的本质要求，概括地说就是科学发展，分而言之，就是集约发展、和谐发展和统筹发展。

　　集约发展：即城市发展必须坚持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三个原则。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中心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指出，中国城市化面临的挑战，首先是资源节约方面的问题。城市资源环境压力持续加大、水资源严重短缺、人地矛盾尖锐、能源缺口大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威胁。其次是环境友好方面的问题。城市环境存在空气质量、水环境、废弃物治理等诸多隐忧；城市社会面临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将带来中国劳动力不足、成本增加、供养系数提高等一系列问题。再次是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城市经济发展面临城市化水平滞后、聚集效应未得到充分发挥、城市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等因素的制约。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城市化率为45％，而国际上人均GDP1500美元左右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应的城市化率在60％左右城市发展类型。现阶段，我国城市拥挤、环境污染、春运高峰等城市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也并非城市化超前、冒进的表现，实际上是城市经济发展滞后的结果，其根源是“候鸟型”的民工个人阶段性进城务工，而不是举家搬迁进城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和谐发展：即城市发展必须坚持社会和谐的原则。城市发展进程中社会不和谐的典型事例是“拉美陷阱”。19世纪末，拉美主要国家现代化开始启动，城市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50年，拉美地区城市化率为41.6%；1980年达到65.6%，接近欧洲城市化水平；2000年上升到78％，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城市化平均水平，如阿根廷城市化率高达89.6%、乌拉圭城市化率高达93.7%。超越发展阶段的城市化使拉美国家付出了沉重代价。一是城市贫困化加剧。本世纪初，拉美地区每10个贫困人口就有6个住在城市。这与非洲、亚洲许多国家贫困人口大都居住在农村的情况大不相同。而且，拉美收入分配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其中10%的富人占有60%的总收入。二是城市失业率攀升。上世纪末，拉美地区公开失业率为7.3%，失业和从事非正规经济者占到全部劳动力的一半左右。现阶段，拉美城市公开失业率高达10.7％，创历史新高，城市失业总人数达到1670万人。三是城市首位度提高。“城市首位度”是指一国或地区最大城市的人口数与第二大城市的人口数的比值，通常用它来反映该国或地区的城市规模结构和人口集中程度。一般而言，城市首位度小于2%表明结构正常、集中适当；大于2%则有结构失衡、过度集中的趋势。而拉美国家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集中了全国37.3%的人口，城市首位度高达10.2%。城市首位度偏高给拉美国家首位城市的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四是城市边缘化突出。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是一种追求生活质量的选择，而拉美国家的逆城市化是一种低收入阶层被社会边缘化的无奈，越来越多的低收入阶层从原来相对靠近市中心的简陋住所向城市周边地带转移，逐渐形成环绕城市的贫民区，造成拉美特有的“贫民窟包围城市”的尴尬局面。

　　统筹发展：即城市发展必须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原则。目前，我国城市化发展基本上是遵循的统筹发展的道路。中国科学院《2005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的数据显示(以非农业人口计算)，我国有超大城市13个、特大城市27个、大城市53个、中等城市218个、小城市352个，合计为663个，呈典型的金字塔型结构。但在我国城市规模等级体系中，大型城市还需要进一步增加，尤其在中西部地区更需要加强。中等城市虽然增长较快，但总量不足。小城市虽然数目较多，但增长缓慢、布局分散。我国大城市虽然在人口规模、用地规模上与发达国家差别不大，但在城市综合实力、经济结构层次上差别很大，如上海GDP仅为香港的1/4和东京的1/20。因此，大城市发展重点是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发展潜力较大的中等城市，要通过一定的政策支持，提高城市的环境容量，将其发展成为大城市甚至是特大城市。对于小城市和小城镇而言，应合理引导，有重点地发展一批具有较高经济、技术、文化素质与潜力的小城镇，以质代量，改变以往“遍地开花”的做法。湖南在城市统筹发展上，走的是“加快城市群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新型城市化体系”的发展路子。首先是加快推进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形成全省新型城市化的核心。到2010年，长株潭经济总量力争突破4500亿元，城市化率达到63％；到2020年左右，长株潭经济总量占到全省一半，城市化率达到82％。其次是大力推进“3+5”城市群发展，构筑全省新型城市化密集区。通过10－15年努力，“3+5”城市群经济总量超过全省的80％，城市化水平达到70％。其次是着力壮大区域中心城市，培育区域发展龙头。湖南划大区域，就是长株潭、环洞庭湖、湘西和湘南四大块。重点是依托地缘优势加快推进湘南开发，依托产业特色加快推进湘西开发，形成一批特色鲜明的现代大中型城市，形成覆盖全省的更大范围的城市群。再其次是抓小城镇建设，促进城乡统筹发展。重点是抓好城镇体系优化、产业发展壮大和城镇功能完善。

　　第一个指标：城市面积即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面积扩大是城市化率提升的重要载体，也是城市人口扩张、经济发展、要素聚集的基本前提。没有城市面积的扩大，城市发展就失去了依存。欧美等发达国家城市发展都是以城市面积扩大为基础的。世界大城市排名前10位的：一是日本首都东京，面积2155平方公里，人口1229万，下辖23个特别区、27个市等。二是英国伦敦，面积1580平方公里，人口718.8万，行政区划包括伦敦城和32个市区。三是美国纽约，面积780平方公里，包括郊区在内的大纽约市总人口1800万，由曼哈顿、布鲁克林、布朗克斯、昆斯和里士满五个区组成。其他排在前十位的依次是韩国的汉城、美国的洛杉矶、日本的大阪、中国的香港、美国的芝加哥、加拿大的多伦多、墨西哥的墨西哥城。

　　第二个指标：城市容量即城市人口的扩张。人口是城市发展中最活跃的元素，也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核心要素。据测算，城市每安排一个劳动力仅生产投资就要1万元，这还没有计算基础设施投资和劳动力培训费用。假如我国剩余劳动力都进入城市，那么需要增建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200个，或增建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300400个，需要增加巨额投资，这显然是我国财力和国力所不允许的。我国人口众多且大部分居住在农村，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小城镇的门槛比较低，发展成本小，加快小城镇发展是我国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战略中的必然选择。

　　第三个指标：城市环境即城市生态的改善。生态城市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和谐性。它不仅强调资源、环境为人而存在，更强调天人合一，人与资源环境共同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二是高效性。生态城市必须改变现代城市高耗能、非循环的运行机制，尽一切可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人尽其才，各施其能，各得其所。三是持续性。生态城市作为一个提高人居质量的有机整体，不仅要满足当代人对生活质量的需求，还要满足后代人对生活质量的需求，以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为保障，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支撑，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个指标：城市经济即城市实力的增长。城市经济是区域经济竞争的制高点，城市之间的竞争不是城市人口的竞争、更不是城市面积的竞争，而是城市经济实力的竞争。当前，城市经济的发展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简单的“铺摊子”，而要与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相结合。重点要通过加快技术进步，建设创新型城市；通过发挥城市比较优势，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通过严控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型行业的增长城市发展新阶段，促进经济向低碳转型；通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解决产业效益低及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这是我国城市经济发展必须面对、且必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第五个指标：城市功能即城市管理的加强。城市功能是城市发展中的“润滑剂”，只有管理功能完善配套的城市，才有可能健康发展。从世界各国城市管理模式看，主要有政府包揽型、政府公共管理型、政府分级管理型和政府调控下的市场管理型四种模式。一是政府包揽模式。这种模式的体制基础是计划经济，对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的供给实行政府独家垄断，公用企业事业化、公用产品计划化、公用服务福利化、公用资源配置行政化，导致政企不分、政事不分、事企不分，造成条块分割、行业垄断、机构重叠、政出多门、分散管理。这种模式盛行于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的计划经济年代。二是政府公共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的体制基础是市场经济，对非竞争性、排他性的市政设施和服务由政府供给和管理，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准公用设施和服务由社会投资、市场化运作、行业化管理。这种管理模式成本低、效益高，属长效型管理。三是政府分级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的体制基础是联邦制分级分权架构，对大型公用设施实施“条条”管理，如联邦政府管理州际公用设施，州政府管理市际公用设施，市政府管理区际公用设施，层层监控。对涉及居民日常生活的公共品与服务由“块块”负责，综合执法、属地管理。这种模式有利于政府从微观管理中解脱出来，也有利于调动市、区、街道、居委会、物业公司、社区公众共同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四是政府调控下的市场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的体制基础是完善的基础设施市场和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政府通过利率、价格、税收、特许经营权拍卖等方式引导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和发展方向，城市政府以有限财力调动社会资源参与市政设施建设、管理和运营。

　　第六个指标：城市质量即城市品味的提升。城市品味是城市要素的集中体现，是城市价值的参照系数。所谓的品位，是人们对某种文明境界和文明素养的追求，以及在这种追求下形成的习惯性行为方式。作为文明结晶的城市，我们评价其品位要把握五个不同的支点。一是城市文化内涵的存积。有品位的城市是对各种文明成果吸纳包涵力极强的聚集地。人们对那些具有万国文明博物馆、展示会功能的城市，总是敬仰三分。如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大都会博物馆就给伦敦、巴黎和纽约城市品位增色不少。二是城市社会精英的聚集。高品位总是与高层次的社会精英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是精英、商业精英还是文化精英的聚合，都是培育高品位城市的必要社会基础。如果一个城市同时具有多类精英的大规模积聚，这个城市的品位肯定低不了，如果只有某一两类精英的积聚，也会在某些领域形成品位优势。三是城市创新能力的强劲。能够先行试验、引领潮流、创造时尚的城市，必然是魅力城市。自从美国前卫建筑师盖利将风格怪异的古根海姆美术馆（被列入20世纪世界建筑经典）献给西班牙的毕尔巴鄂之后，这座名不经传的小城，立即成为西方艺术人士的朝圣地。类似的例子还有新加坡海滨艺术中心，该中心以两瓣巨型榴莲的造型令人耳目一新，为新加坡城市品位增加了很大分值。四是城市多元性的存在。一般来说，文明水准越高的城市越具有多元性。纽约、巴黎、香港的万花筒式的文化生活，正是其文明发达的内涵支撑。云南丽江虽然是一个偏远的县级市，但古代的与现代的、民族的与世界的、自然的与人文的、商业的与艺术的各种格调的多样性资源在这里和谐并存，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打个比方，在购物时当我们只有10种品牌可选择时，对其讲品位是荒唐的；当我们有一千种甚至上万种品牌可供选择时，刻意讲究品位就是必然的。五是城市生存环境的舒适。莫斯科是闻名遐迩的大都会，但它提出2020年“把莫斯科建设成便民城市”的目标，这与国内某些高喊建世界级城市的地方形成极大反差城市发展类型。其实，建设“宜人的家园”才应该是所有城市的永恒主题，城市的各种功能都应该为这个主题服务。

　　第七个指标：城市体系即城市集群的发展。城市体系是城市发展的空间组合格局，也是我国新型城市化和发达国家城市发展追求的共性目标。目前，中国具有一定规模的代表性城市体系群主要有三个：即，一是以上海为中心、南京和杭州为次中心，共有55个城市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二是以广州为中心、深圳和珠海为次中心，共有24个城市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三是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青岛和大连为次中心，共有52个城市的环渤海地区城市群。这三大城市群从人口和产业的集聚程度、中心城市规模和总体城市数量而言，是正在形成中的中国大都市连绵区。此外，中国还出现了一大批城市群雏形，如成渝城市群、武汉城市群、关中城市群、郑州城市群、哈尔滨城市群、福厦城市群，等等。城市群的发展表明我国城市体系在不断完善。我国经济学家李京文在《走向21世纪的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提到，到2020年，我国城市总数将扩增到1400个，其中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将扩增到176个，中小城市将扩增到1224个；城市化水平将提高到54.4%，到时中国的城市体系将进入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目前，我省正在实施的“3+5”城市群发展战略，这也是城市群发展的一个典型实例，“3+5”城市群中的8个城市，面积近10万平方公里，人口4000多万，经济总量占全省的75.7%，财政收入占76.6%，是湖南经济崛起的主导力量。

　　城市定位是指在社会经济发展坐标系中综合确定城市坐标的过程，决定了城市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功能走向。主要涉及三个层次：一是城市在不同区域空间社会经济地位的确定，包括社会文化联系、经济分工关系及空间区位关系等；二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确定。其定位主要是通过产业发展定位得以体现；三是城市发展特色的确定。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定位往往考虑自身因素较多，只注意产业定位而忽视区域定位城市发展新阶段，只注意静态优势定位而忽视动态竞争优势定位。进入21世纪，新型城市化定位必须重点考虑都市圈理论、区位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共生理论，我国苏州城市定位就是这四种理论的综合反映。一是都市圈理论。都市圈是指一个大的核心城市以及与这个核心具有密切经济社会联系、具有一体化倾向的临近城镇与地区组成的圈层式结构。健全的都市圈运作是以内在的社会经济联系为基础，以便利的交通、通讯条件为支撑，以跨地区的行政协调为保障。苏州自身是一个都市圈，但它又是上海大都市圈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区位理论。合适的经济区位实际上是指一个能够带来效率和效能最大化的经济主体运作空间。区位与区位之间的“反射作用”使区位转变为区位间的相互关系，即区位体系。苏州市充分利用上海浦东开发的机遇，大量吸引外资，形成了和上海一体化的全国最大外商投资区，反过来苏州又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构成上海大都市圈的有力支撑。三是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来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论和相对优势论，后被大卫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为比较优势论。其主要观点是：要实现生产目的，就必须根据优势进行分工发展生产。据估算，苏州新区投资低于上海浦东开发区约20%。这种比较优势为苏州作为大都市的生产、研发基地的定位打下了基础。四是共生理论（竞争协和论）。城镇区域空间的不断扩展，竞争力和协和力是推动其演化的根本动力。竞争力将空间导向与外界环境相抗争，而协和力则使群体空间整体功能和效率达到协和与共生。上海与苏州关系经过长期演化正步入协和共生阶段。以上四种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影响着苏州的城市定位，都市圈理论和共生理论要求苏州发展应充分考虑上海大都市的辐射作用；区位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则从地理位置和投资成本角度，决定着苏州在上海都市圈中扮演的角色。城市定位必须遵行这四种理论，但切忌盲目拔高，我国661个大中小城市中，有10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的大都市或国际化城市，还有许多个城市要建CBD（即中央商务区或商务中心区）。所有城市都向区域的中心挤，向网络化的节点上挤，显然，这些城市定位大多数是不现实的，是违背这四种理论原理的。

　　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的“风向标”，是规范城市交通体系、建筑体系、产业体系、功能区体系等各类要素的“指挥棒”。所谓城市规划，是指预测城市发展并管理城市各项资源以适应城市发展的具体方法或过程，目的在于指导城市已建环境的设计与开发。在推进新型城市化的进程中，规划工作要重点把握三条：一要完善规划体系。城市规划通常包括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两个阶段。总体规划确定一个城市的性质、规模、发展方向；详细规划对城市局部地区近期需要建设的房屋建筑、市政工程、园林绿化等作出具体布置，为建筑设计提供依据。如在总体规划上，英国的大伦敦市就划分为五个功能区，伦敦城是金融中心、西伦敦是中心、东伦敦是工业中心、南区是商业中心、伦敦塔桥至泰晤士河河口之间的地区是港口物流中心，五大功能区既彼此独立，又相互依赖；既彼此分工，又相互促进，是城市规划的典型例子。从我国来看，城市群的发展规划是最为短缺的一个领域。到目前为止，除广东编制有《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城市群规划协调与持续发展》之外，其他各城市群的发展都缺乏整体发展战略规划作指导城市发展研究万维，各城市群的整体发展规划明显滞后于城市群的发展。二要加强规划协调。城市规划编制必须坚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管“目标”、城乡规划管“座标”、土地规划管“指标”的原则，进一步强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战略性和指导性，同时，必须按照“期限统一、总量控制、城乡统筹、布局一致”的总体要求，协调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合理利用和珍惜土地、保护耕地和生态环境、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奠定基础。三要强化规划权威。要明确城市规划的法律地位，制定切实可行的保障措施，以保证城市规划的实施和延续性城市发展新阶段，特别要克服“一届政府一张规划”现象的发生。我们岳阳市在维护规划权威、强化规划执行力的具体运作中，就对中心城区严格实行规划红线、生态绿线、保护紫线“三线控制”：首先是保证红线范围内的开发用地、项目建设、建筑风格等与规划文本相一致，与历史文化名城整体风貌相协调；其次是保证绿线范围内的山体伐木、采石取土、生态污染等行为得到严格控制城市发展定义，维护历史文化名城的视觉景观；再次是保证“二屏、二带城市发展研究万维、七湖、四列”城市整体风貌特色得以保护，传承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底蕴，充分展示了岳阳的湖光山色美、古今交融美和现代动感美。（注：二屏，指东部自然山体绿色屏障和西部水体蓝色屏障。二带，指沿江沿湖风光带和沿107国道防护绿带。七湖，指南湖、东风湖、芭蕉湖、松杨湖、白泥湖、洋溪湖、濠河及滨湖水边地。四列，指楔入城区的四列山体岗丘轮廓，即赶山-甄壁山-扁山-君山；格石岭-麻雀坡；伏牛山-蜈蚣岭；青山-马鞍山。）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城市建设要服从于城市定位，尊重基本规律。2005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陈为邦在“中国建筑艺术与文化发展论坛”上指出，中国一些城市建设出现了盲目贪大求洋，城市规划建设不尊重自然山水、不尊重基本规律等问题。许多城市开发区越建越多，不少还距离城区很远，结果是，每天数十万的“上班族”浩浩荡荡到开发区工作，下班后又浩浩荡荡回到居住区休息，产生用能、用地、交通三大障碍。还有的盲目进行周边环境再造，西部某个缺水的城市，竟然在城市外围开挖了一个人工湖，其面积比西湖还大5倍。这都是违背城市发展规律的典型实例。现阶段，新型城市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下原则。第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城市是人群高度集中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满足人们对生活、工作、休闲的要求，建设良好的人居环境。第二，要坚持环境优先的原则。在城市工程建设、环境综合整治中，从规划、设计、建设到管理，从技术方案选择到材料使用等都要贯彻“生态”的理念。第三，要坚持系统性的原则。城市交通运输、电力能源、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系统，以及城市工业生产、商业贸易、行政服务等社会活动系统是一个相互联动的有机体系，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必须注重不同领域和要素体系之间的协调性，防止“木桶定律”的出现。第四，要坚持项目带动的原则。城市建设要以项目建设为载体。目前，城市建设项目较多地集中在道路交通、房地产、商业区、工业园区、旅游景区等不同领域，城市的扩张主要就是依托这些项目来逐步推进的。因此，加快城市建设首先必须包装研发一批有价值、有特色、有潜力的项目作为中介，通过项目品味来提升城市品味。第五，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城市建设要根据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阶段，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比如岳阳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就只有在保护的前提下才能传承，只有在建设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必须走寓保护于建设之中的个性化城市发展之路。2007年，岳阳楼新景区建成后，现在的收费范围景区面积是原景区面积的近三倍、不收费范围景区面积是原景区面积的近十倍（原面积是73亩，现在收费范围是210亩，不收费范围是670亩），不但衬托了楼湖风光，而且尽显了古城风貌。第三期工程完成后，岳阳将打造长23公里的沿湖人文生态景观。

　　城市管理是城市和谐的重要保障，也是新型城市化的软件指标。目前，制约我国城市管理效能的因素主要有五个方面：1、城市管理观念落后。重建设轻管理、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重城市建设轻环境保护、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重利益主导轻生态主导等错误观念普遍存在，城市管理受利益驱使，导致“拉链工程”、违法建筑、重复建设现象不断产生。2、城市管理体制落后。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分散在、交通、环保、建设、国土、水务、消防等部门，管理机构重叠、条块分割、责权不明，建、管、养一体，等城市发展定义、靠、要并存，造成重复管理、无人管理、交叉管理的综合症。3、城市管理机制落后。特别是行业垄断、政企不分、政府保护，养成了公用事业单位的优越感和依赖感，使公用企事业单位丧失了激励约束机制，最终导致管理不善靠财政补贴、经营不善靠涨价，以罚代管、罚而不管，以权代法、以情代法等现象兼而有之。4、城市管理手段落后。管理手段简单，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忽视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宣传教育手段的综合运用，管理方式停留在经验式管理、问题式管理、运动式管理、突击式管理、粗放式管理上，缺乏系统管理、目标管理、网络管理、标准管理、前置管理等现代管理手段。5、城市管理评价标准落后。没有一套科学、系统、完整的城市管理评价指标和专业化评价机构，大都是自上而下的检查评比，缺少群众参与，使检查评比运动化、形式化，使中心区与边缘区、重点部位与非重点部位、主要路段与非主要路段、节假日与非节假日、检查前与检查后在城市管理效果上形成强烈反差。

　　要克服目前城市管理的被动局面，必须创新城市管理机制。一要建立城市目标管理责任制。城市目标管理责任制是一种将总目标层层分解到每一个管理环节和每一个管理者，市、区、街道、社区层层签订责任状的管理方法。可以把城市纵向管理链和横向管理链用责任状连结起来，有效消除城市管理上的职责不清、相互扯皮、交叉管理和管理黑洞，实现城市管理的长效化。二要建立城市管理社会参与机制。关键是要建立政府主导，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城市管理机制，实行城市管理市民听证制度，让市民从决策、执法、监督全过程参与城市管理。建立由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市民代表组成的城市管理咨询机构，广泛吸纳社会各方面意见，择优配置社会和社会智力，实现城市管理的社会化。三要建立全方位的城市管理监督机制。重点是要建立行政监督机制，把城市管理绩效作为考评各级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建立司法监督机制，对政府行政行为进行法律监督；建立群众监督机制，通过投诉电话、投诉信箱和群众接待日，随时接受群众监督；建立监督机制，利用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体，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四要建立360和360天的城市管理作业机制。建立360的全方位城市管理作业机制，在城市管理上没有重要路段与非重要路段、重要街道与非重要街道、重要地区与非重要地区之分，实现城市管理在地域上的全覆盖。建立360天全日制城市管理作业机制，在城市管理上没有白天与夜晚、上班时段与休息时段、节假日与非节假日之分，实现城市管理在时段上的全覆盖。

　　城市运营是整合城市要素的基本手段，是确保城市资产保值增值的基本途径，是推进新型城市化最重要、最困难、也最有效的环节之一。

　　城市经营的核心是要将企业管理精神引入行政管理体制。欧美城市理论界流行以“企业家政府”和“虚拟政府”为代表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克林顿执政时曾把它视为治国良策。我国城市运营可以借鉴这种理论，在公共领域中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委托、招标、租赁、承包等形式，把政府公共运营职能转移给企业、社区和私人机构。特别是环卫、市政、园林的养护，可以实行企业化运作，由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等非政府组织承担市政设施的招标、监理、鉴定等专业性工作，最终实现城市运营的企业化运作。城市化建设中浓厚的行政干预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最典型的就是在城市改建城市发展类型、扩建征地过程中，某些政府官员与土地开发商“合谋”，借助权力垄断人为压低被征地农民的土地补偿标准，拓展寻租空间，造成了较坏的社会影响。

　　城市经营的任务就是要搞好城市要素的优化组合，即城市产业、城市土地、城市资本的优化组合。在新的城市化发展形势下，城市政府必须积极研究和推进城市土地制度、产业政策、户籍制度、行政区划和区域管制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特别要坚持运营主体多元化，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开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市场，产品型和服务型基础设施可以直接进入市场，载体型基础设施部分进入市场，不能进入市场的载体型基础设施，其保养和维修作业可先剥离后再进入市场。要建立政府主导，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城市经营模式，政府扮演标准制定者、监督者和评判者角色，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扮演市政公用设施管理者和维护者角色，综合运用城市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为城市经营服务，充分发挥“看不见之手”和“看得见之手”的综合作用，防止城市运营中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双陷阱。

　　城市经营的目的是实现城市国有资产的保值与增值。城市是特殊的大型国有资产，要根据市场经济原则和世界城市管理经验，大力推进城市公用设施管养和服务的市场化、产业化、专业化、社会化进程，确保城市资产的保值增值。城市经营是动态的，一方面，制度和技术创新可能创造新的城市资源形式、城市功能载体和城市经营方式。另一方面，城市经营的对象，不仅是现有的能够发挥城市功能的城市资源，对于那些在将来也可能发挥城市功能的资源，也可以成为城市经营的潜在对象。政府应采取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相结合的办法，开发这些潜在的功能性资源。

　　城市经济是城市实力的核心元素，城市的发展最终都要靠经济的发展来推动。一个没有产业作支撑的城市，是一个没有存在价值的“空壳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虽然只有短短的30年，但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工业的不断发展，加速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缩小了我国和世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差距。当前，由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势头逐渐减弱，取而代之是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不断成为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动力。1995年，我国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状况是，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为23%，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为24.8%，城市化水平为29.04%；2001年，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为22.3%，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为27.7%，城市化水平为37.66%；2004年，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为22.5%，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为30.6%，城市化水平为41.76%。由此可见，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实力的提升，要在以工业发展为先导的基础上，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借助第三产业的推力，拉动城市发展，这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推进新型城市化的重要战略选择。

　　5月15日至17日，全市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第八次教学比赛在平江县委党校举行，来自市委党校和各县市区委党校的15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此次比赛以研究党的报告提出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和市委“民本岳阳”建设的战略部署为主要内容，全部采取案例式教学方法和多媒体教学手段。比赛分市委党校和县（市、区）委党校两组进行，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市委党校教师陈传伟、平江县委党校教师邓姝林获一等奖，市委党校教师陈轶、岳阳县委党校教师何燕花、华容县委党校教师阳传章获二等奖，市委党校教师李娟、湘阴县委党校教师张浩、华容县委党校教师高淑琼、平江县委党校教师黄娟获得三等奖。

　　5月上旬，临湘市委党校组织主体班学员深入城关镇南华社区杜龙一、二、三组和均王组、彭家组，对农民失地情况和收入状况开展调查。学员们在校领导和村干部带领下进村入户，了解村民在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并把慰问金二千元送到贫困户手中。通过深入调查，学员深受教育和启发，返校后都撰写了一份高质量的调查报告。这次活动是临湘市委党校系列教学改革举措之一。今年三月，校长王精兵提出了“二改进、三提高”教学改革要求，即通过改进教学内容重联系实际、改进教学形式重教学互动，达到提高学员党性修养、提高学员理论涵养、提高学员能力素养的目的。这些改革，使党校的教学效果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受到了市领导和学员们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