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唐朝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也就是玄宗李隆基在位的时候，京师长安有60多万人，东都洛阳有30多万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据考，唐朝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也就是玄宗李隆基在位的时候，京师长安有60多万人，东都洛阳有30多万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到了宋朝，城市化又前进了一大步。北宋汴京的人口达到140万，南宋临安的人口更是达到25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同时期，欧洲的城市相对较小，当时崛起的名城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也就不到十万人的规模，与汴京、临安不在一个重量级上。

　　宋朝以后，中国城市规模大幅下降，最大的城市人口竟不及百万。元朝建都大都（今天的北京），人口最多时不过80多万。明清两朝，北京的人口维持在70-80万的水平。直到工业以后，地球上才再次出现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

　　根据桥水创始人达利欧在“悄悄变化的世界”系列报告中绘制的一张帝国国力兴衰的图表显示，自1500年以来，相对世界其他国家，中国实力在明朝达到高点之后逐步下滑，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迅速崛起。这期间城市发展战略规划，荷兰、英国、美国相继成为领先全球的国家。

　　在我国，宋朝的城市化率达到了22%的水平，明清以后，城市化的势头减缓，到清朝1820年，城市化率反而下降至6.9%。新中国成立以后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从1949年到1999年这50年间，我国城镇化率只从10.64%提升到了30.89%，而从1999年至2019年这20年间，城镇化率则从30.89%迅速提升到了60.6%。

　　在荷兰，从16世纪到17世纪，随着海上霸权的逐步建立，荷兰城市人口大幅增长，这其中不仅有本国人口的城市化，也包括来自德国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法国等地的大部分移民选择在城市定居。以阿姆斯特丹为例，1570年，其人口仅3万多，但到17世纪2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居民超过10万人的大都市，到1670年，人口更是达到了20万。同时期，周边其他中小城镇的人口也都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快速增长。

　　在英国，其城镇化进程发端于18世纪中叶，与工业化进程同步发展。18世纪早期，英国的城市化率只有20-25%，到1801年就已经增加到33%。1800年，伦敦的人口达到100万，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1851年，英国已有580多座城镇，城镇人口达到总人口的54%。到19世纪晚期，英国70%的人口都已经居住在城市中，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镇化的国家。

　　在美国，1700年，美国城镇化水平只有7%，到1890年增至35.1%。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进入城镇化迅速发展阶段，1920年城镇化水平超过50%，到1970年达到73.5%。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已进入高度城市化社会。

　　从全球来看，在1600年之前，初步估计城市人口比例低于5％；到1800年，城市人口比例达到了7％; 到1900年已增加到16％，直至20世纪世界城市化才快速发展城市变化的句子，并在二战后进一步发展。自2007年以来，全球已有超过一半的人口迁移到城市中，预计到2030年，全球城市化率将上升至60%。

　　由此观之，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密切，虽然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即城市化水平并不决定经济增长的快慢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但城市化源于经济的发展，且两者之间相互推动，经济发展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又会促进经济的发展。

　　原因在于，城市不仅是一群人聚集、工作、生活的地方，更是文明的熔炉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创新的中心、财富创造的引擎。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规律看，科学技术始终是产业和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决定和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而城市则在科学技术产生的过程中，起着平台和枢纽的作用。

　　近代以来，人类重大的发现、发明和创造几乎都与城市有着直接的关系城市变化的句子，绝大部分GDP也都是在城市中产生的，占全球土地面积3%的城市区域，聚集了全球一半的经济活动。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快速城市化也正在导致越来越多的问题，包括一些国家贫民窟居民的数量增加，垃圾收集、供水系统、卫生系统、道路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和服务不足或负担过重，空气污染加剧，城市无计划扩张等。

　　综合成本与“城市病”成为难以承受之重。更严峻的是，在这次新冠疫情中，大都市的脆弱性暴露无遗，那些贫困且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更是成为重灾区。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公布的《2018年世界城市化趋势》报告显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城市化率有望达68%，这其中近90％的城市化增长来自亚洲和非洲，印度、中国和尼日利亚将占2018年至2050年世界城市人口预计增长的35％。

　　在此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曾被诟病的因人口过度向特大城市涌入而导致的严重城市病问题更加值得警惕，尤其是大城市人口多元化所带来的贫富、阶层差异常常滋生社会动荡的基因。

　　城市的聚集发展有利于生产要素的流动，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带来成本优势，促进市场的分工与合作，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而城市的分散发展则有利于缓解聚集效应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治理问题。

　　纵观历史，发达国家城市化都经历过从分散到收敛的过程，CBD（中央商务区）的产生就是城市集约式发展的显著标志，但面对诸多城市治理问题，以及随着交通、通讯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消解地缘隔阂，使得中心区域空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城市化又逐渐从收敛走向分散。

　　英国的“新城市运动”，美国“罗斯福新政”中促进郊区发展的政策，苏联消灭城乡差别的都市分散化政策等都是这一逻辑下的产物。

　　于是，城市化下半场便开启沿着中心城区向外“摊大饼”似地扩张，从世界上几乎所有超大城市的卫星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城市沿轨道交通呈树枝状扩展的印记。

　　在这一时期城市变化的句子，一方面，内陆城市往往向卫星城市扩散，典型如东京都市圈，在1950年代，东京都的面积不过2000多平方公里，后来随着经济腾飞城市变化的句子、交通助力，扩张成“一都三县”，总面积达13514平方公里。另一方面，海边城市则进入湾区时代。

　　不过，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单一进行空间扩展的分散化发展，仍然滋生了许多问题，比如城市盲目扩大规模，必然拉长城市生活和生产的半径，导致城市运营效率降低，大量人流每天在城郊之间奔波，饱受“钟摆式”流动之苦，不仅增加了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也加重了对交通和资源环境的压力。

　　当前，中国城市化率已经到达60.6%，根据城市化发展S曲线理论，当一个国家城市人口超过20%，标志着城市化进入加速期，到50%左右则进入相对减速期，面临如何持续推动城市化的问题，直到70%时，城市化将趋于稳定。

　　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由乡村人口迁移到城镇所带来的城镇化贡献率为36.8%，比2000-2010年期间低将近20个百分点，而城镇区域的扩张以39.6%的贡献率，晋升为城镇化的第一大动力。

　　显然，我国已进入城镇化2.0阶段——由之前的农村人口向大中小城市迁移的城镇化，转向农村或中小城市人口向中心城市聚集的大城市化。在此过程中，大城市的发展仍将从聚集走向分散。

　　那么，在分散化发展的过程中，为化解城市发展悖论，应该选择怎样的发展路径？更多深入分析请参阅福卡智库内部报告《城市经济2.0:扩功能还是造新城（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