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作为统治的工具出现的，但如果它的作用不曾突破此囿，那么它也就不成其为今日意义上的城市了

　　城市是作为统治的工具出现的，但如果它的作用不曾突破此囿，那么它也就不成其为今日意义上的城市了。在人类文明史上，城市代表了整整一个阶段首位城市发展模式。在我们看来，如果以城市为标志，将文明史划分为“前城市时期”，“城市时期”和“后城市时期”也是有充分的论据的。

　　相比于前后，文明的“城市时期”的所有成果和特征来源于人和物在空间上的集聚效应，以“城市”这种形式集其大成。从发展的趋势看，城市很可能会解体，而被一种关系紧密但空间上分散的网状结构所代替，这样的状态实际上是全球一体的集聚的最高形式，是后城市时期的“地球村”情形。

　　就城市自己的生命过程来讲，基本上是统治中心、商业交换中心和生产中心三大功能逐一参加复合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派生出相应或连带的其他功能，日趋演化为复杂的综合体，成为一种文明的铸模。它以人和物在空间上的集聚为诞生，以人和物在空间上的解体为消亡，集聚是它的基本特征。

　　集聚使城市象一只攥紧的拳头成为统治力量的中心所在，这种性质使其在外表上呈现出封闭的形式我国城市建设现状。但是，与外表上的静止和封闭恰恰相反，集聚给城市必然带来的发展趋势不仅是内部分化、协作、交流的强化，而且是对外交往和联系的强化。

　　战争和贸易，城市以这么两种寻常和不寻常的接触方式大大扩展了对外社会交流的领域。如果说在开始的时候城市的对外关系主要是战争的话，象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中所说的那样，每座城市与其他各城市之间都处在自然的战争状态，那么，商业贸易逐渐取而代之，成为城市对外关系的主流，变为城市的基本标准和固有活力，是挡不住的历史潮流。

　　早先贵族统治者往往对商人采取敌视和压制的态度，因为商都是来自另一个阶级的人，通过商业掌握了雄厚的财富，从而形成可能颠覆其统治的潜在势力。在中外城市历史上都有过排斥商业的情形。如公元前6世纪之后，古希腊的商人我国城市建设现状、银行家已经开始威胁到早先贵族和武士们的权力，然而显贵和大思想家们却始终将新生的商人团体排斥在城邦国体之外。甚至连一些商业城邦的宪法对待商业也视同无物，按照规定，市民不得经商，如要经商，必须象陌路人那样移居到另一个城市去。只有象爱基那等少数几个城市才准许市民从事商业活动。

　　即使在不太有利的环境下，商业还是顽强地植根于城市中，并一天天地长大起来了。西方历史上，公元前7世纪以后，随着金银铸币作为新的交换媒介问世，商业贸易便成为城市生活中更为重要的因素了。希腊东部地区城市发展迅速一方面是由于它们有丰饶的腹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机会，还由于它们把兴趣从军事征服和公开掠夺转移到了商业活动中操纵市场投机倒把的缘故。伊奥尼亚地区出现的新型城市规划，已显现出米利都式布局中商业事务的条理性和系统性。罗马帝国时期，在遥远的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城镇，商业和官僚都一起体现在城市的精神和形式里，带有柱廊、宽阔而极长的商业街成为这些城镇的典型特色，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都有这样的商业街。叙利亚的安条克城，街市贸易不论白昼黑夜地进行，区别仅在于照明方法的不同，表明商业精神不顾文化的其他特征，已产生了自身特有的形式。罗马城中，宏伟的广场从不曾摆脱市场的属性，在高大豪华的背后，狭窄的街道两侧，又充斥着五花八门的店铺，旅馆和酒肆。

　　在中世纪黑暗时代，特别是加洛林王朝以及后加洛林王朝时代，城市式微，“西欧已经变成一个几乎是完全意义上的农业社会，城市生活在这个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或许比它在任何处于同等文明阶段的其他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更小。但是从12世纪往后，中世纪世界再一次成为城市的世界，其中城市生活与市民精神几乎与希腊罗马的古典时期同样重要”。这次城市复兴改变了西欧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和骑士制度的发展一样，代表了中世纪西方文化复兴的一个方面。中世纪城市自己“也不再是先前消失了的事物的翻版，而是一次新的创举。它不像古代的城市或者近现代的城市，并与同一时期在东方发现的城市类型不一样，尽管其差别程度较小。”

　　对于中世纪城市的发展和文明化进程，皮隆尼认为直接的起因是商业复兴。而刘易斯芒福德却认为事实与皮隆尼的解释正相反，首先是有了城镇的复兴，然后才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撇开因果的顺序不谈，中世纪城市与商业千丝万缕的联系倒是的的确确的。在当时动荡不安和充满战争的世界中，城市同修道院一样是一片安全而和平的绿洲，每周一次定期的市场交易是城市最大的经济利益。商人因为获得庇护而在此永久地居住下来，并发展成一个新生的阶级，成为中世纪城市生活的独特成分，尤其在地中海西部沿岸地区，伦马底平原我国城市建设现状，须耳德河（the scheldt）、缪士河（the meuse）和莱茵河河谷，以及东欧通过伏尔加河、第聂伯河和顿河连接波罗的海和里海、黑海的两条大商路沿线上。

　　商人阶级的兴起，并“成为城市自治机构的永久性成员之后，一个新的时代便开始了，这个时代推动了陆上和水上各条重要通路的重新开通”。各地区的城市成为商品大军前进的踏脚石，在广泛的区域内形成了商品的大流通。中世纪的城市实现了商业的自由。

　　商业给中世纪城市带来的变化是巨大而深刻的。它的自由繁荣培育了一批富有的商人，并使得商人们在共同的利益下结为社团，逐渐地，这种自由自愿的商人社团演变为古典城市不曾有的，可以脱离封建国家常设机构而独立存在的完善的自给自足的组织。随着势力的增长，他们先是以拥有财富的形式在经济上分享了权力，随后又在城市概况、军事以及宗教、司法等方面对现行统治者提出了权力要求。中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创举之一自治联盟，就是以这种方式兴起的。

　　自治联盟不只是商人的联盟，而是扩大到一个城镇所有的居民。它的兴起标志着中世纪城市社会的分化重组和权力转移，最终实现城市自治。封建统治原有秩序下的控制与归顺的关系让位于一种对立的关系。资本主义作为对立面悄然出现在了地平线上，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就要拉开序幕。这么一种状态既不存在于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古代世界的城市文化中，也不存在于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强者吞食弱者而建立起来的封建农业社会中。从种植了资产阶级萌芽这个意义上说，对中世纪城市商业怎样的评价都不显得过分，单从这一点，就不难窥出它对城市发展的伟大意义。

　　商业成为西方城市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在17世纪。这时资本主义已改变了整个力量的平衡。“就资本主义对城市的关系来说，它从一开始就是反历史的”，这就是说商业作为性因素全面渗入城市之后，对城市旧有的体系首先予以否定和消解，然后在新的原则基础上重组。从性质上来讲，城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中心变为经济中心城市概况，由少数人的统治工具变为大众谋求金钱与利润的场所。对外关系由封闭对抗转为开放交流，内部秩序特征从追求永恒的静态形式转为追求功利效益的动态运行和新陈代谢。具体表现为：

　　其一，市场无孔不入的扩大与多元化。凡是能够赚钱的地方都有市场的滋生繁荣，并且林林总总，有形与无形，它们综合在一起首位城市发展模式，象城市的触角，远近不等地伸出，在城市与辐射地区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关系。

　　其二，商业性城市中心的形成。中心往往是权威的位置，城市中心历来为神权和君权所把持我国城市建设现状，商业立足城市中心充分表明自己左右城市的走向的强大实力。

　　其三，街道规划和土地划分强调土地的利用率，以满足日益扩大的商业活动的需要，并提高土地价格。在这个目标下产生的标准化、单元化的棋盘格式规划，是商业城市典型的功利主义平面。地形、景观、人的活动和需要等因素被置于次要的地位。

　　其八，城市新的建筑类型及新的功能要素大量增加，以支持新的城市目的。比如功利性建筑类型和数量比重的加大并占据更为主要的地段，交通运输等流通设施在手段和技术上都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到十九世纪工业给城市带来新的推动之前，商业在城市舞台上充当主角约200年之久。这是西方城市发展的第二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