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祝根，博士，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后，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城市设计学院访问学者　　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景观的概念，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城市转型能够孕育相应的城市更新范式，并对一座城市的转型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王祝根，博士，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后，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城市设计学院访问学者

　　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景观的概念，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城市转型能够孕育相应的城市更新范式，并对一座城市的转型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文章以墨尔本的城市更新实践为研究对象，回顾墨尔本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城市转型历程，并将其发展划分为4个阶段，总结提炼了墨尔本城市更新的四代主导型范式，分析了四代主导型城市更新范式的产生背景、演进过程及其对城市转型的影响机制，进而针对中国城市面临的共性问题提出了应对建议。

　　[引文格式]王祝根，李百浩．墨尔本城市转型中的城市更新范式演进及其启示[J]．规划师，2021(10)：68-74．

　　城市转型是当前城市科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也是广受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我国，城市转型研究多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城市发展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是相关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但一座城市的转型发展不仅包括产业结构方面的转型，还包括社会、空间等方面的转型。尤其是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我国大量的资源型城市、传统工业城市正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城市空间重塑、城市功能优化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调节机制，城市更新与城市转型之间的逻辑关系需要进一步的审视。

　　中国的城市更新自1949年发展至今，在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空间品质提升和功能结构优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更新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国各地展开，并在21世纪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与之对应的是，近20年来，中国城市更新研究的热度不断增加，理论成果日趋丰富。但已有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建成环境改造和物质空间更新，对城市转型与城市更新的内在逻辑关系缺乏充分的讨论。

　　与我国大多数资源型城市一样，在城市转型过程中，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也曾出现过产业结构老化、人口流失加速、居住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发展危机。20世纪70年代起，墨尔本持续进行城市更新，使城市更新范式演进融入了城市转型发展的全过程，重塑了墨尔本的城市性质。因此，本文以墨尔本城市更新实践为例，解析其城市更新与城市转型的历史逻辑，以期为中国的城市更新规划提供参考。

　　墨尔本是南半球著名的国际性城市，也是享誉世界的宜居都市。自后工业时代以来，城市更新成为推动墨尔本转型发展的重要源动力。墨尔本建市于19世纪40年代，是一座以矿产资源开发为主的生产型城市，采矿业是其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的支柱型产业。20世纪初，随着金矿资源的开发殆尽，墨尔本开始着力发展现代制造业，以有效应对资源衰竭带来的经济发展危机。经过近50年的城市化进程，20世纪中期的墨尔本成为一座产业体系完备、以工业生产功能为主的现代化城市。此时，墨尔本的工业总产值已达到维多利亚州的85% 和整个英联邦的28%，是澳大利亚城市景观的概念，乃至全世界产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20 世纪70 年代，受产业结构升级、人力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墨尔本大部分的传统制造业、重工业等高污染产业陆续迁往东南亚地区。为有效应对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的冲击，墨尔本对城市发展战略做出重大调整，确立了以第三产业( 现代服务业) 全面取代第二产业( 传统制造业) 的经济转型目标。

　　为应对大量企业外迁后出现的土地再利用问题，墨尔本的城市建设重心开始从大规模的郊区化扩张转向城市更新。因紧邻传统城市中心“霍都网”，亚拉河沿岸工业密集的港口地带具有无可替代的区位优势，成为城市更新的重点对象。

　　20世纪80年代，墨尔本开始进行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并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出现了阶层贫富分化加剧、失业率与犯罪率持续上升等问题，导致城市中心地带不再适宜居住。根据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50年代居住于墨尔本城市中心区的人口比例总体上在31% ～ 43%浮动，这一数据在20世纪70年代断崖式下跌到了1.0% ～1.9%(图1)。20世纪80年代末，墨尔本城市中心区的空心化程度达到了顶峰，其居民总数曾一度下降到了只有2000人的历史最低点。

　　为有效遏制大规模的人口郊区化趋势，墨尔本在1981 年对城市发展战略做出了及时调整，将城市更新的建设重心从工业地带全面转向传统城市中心区。这一时期，为激发城市的吸引力，墨尔本与著名城市设计学家扬·盖尔展开全面合作，开启了以生活型城市建设为中心的城市更新时代。

　　20世纪90年代，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所导致的环境污染、资源消耗问题引发了人们对城市发展模式的再思考。1996年，联合国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人居二”会议，确立了“城市化进程中人类住区的可持续发展”这一会议主题，为城市转型发展指明了新方向。自此，墨尔本开始全面审视生态环境修复与建成环境改造的互动机制，并由此开启了城市更新的生态规划时代。

　　作为生态城市建设的重点关注对象，雅拉河、马里伯农河和菲利普港等城市滨水地区成为实践水敏感城市设计理念的主要载体。在上述地区，一批新兴的绿色基础设施项目，包括生态街道、雨水花园和绿色建筑等改造工程成为墨尔本城市更新的经典案例，受到了广泛关注。

　　得益于多年来城市更新策略的有效实施，优质的城市环境、多元的社会文化、丰富多彩的公共生活为墨尔本提供了宜居城市的综合性竞争优势，形成了巨大的城市吸引力。墨尔本在2001～2015年增加了近百万人口，是全澳大利亚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根据发展预测，未来30年内，宜居城市的独特优势能够带来超过100万的新增人口，将推动墨尔本超越悉尼，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城市和最具吸引力的全球化城市。

　　回顾墨尔本的城市发展历程，在从生产型城市到宜居城市的转型进程中，其城市更新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充，从针对城市建成环境的一种改造手段转变为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引擎。墨尔本将城市更新理念全面融入了多框架城市发展战略之中，在不同范式之间形成了延续性的发展脉络、共存性的发展格局、融合化的发展趋势。

　　规划范式是在某一社会形态的一定时期，城市规划思想理论与建设实践中最本质城市景观的概念、最核心的部分。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城市转型过程中，墨尔本已经形成了相应的城市更新范式，对其城市更新范式的分析与总结，是科学认知城市更新内涵及其演进路径的重要途径。

　　在墨尔本的城市规划史上，1971年出台的《墨尔本都市区规划政策》（以下简称《规划政策》)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正如规划编制委员会主任克罗克斯福德在序言中所陈述的，该政策是自1929年以来，墨尔本都市规划委员会制定的最为重要的战略决策，将影响墨尔本未来30年的发展方向。《规划政策》明确指出，墨尔本未来的城市增长需要以两个基本条件作为支撑：一是对现有建成区的再开发，二是都市区的对外扩张。其中，对现有城市建设用地开展更新规划成为《规划政策》的八大核心目标之一。

　　《规划政策》提出，墨尔本需要通过建成区再开发进一步增强城市空间密度、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以减少城市发展对外部空间增长的依赖。由此可知，相对于增量空间拓展，存量空间更新开始成为墨尔本城市建设的主导性策略。作为历史上首次将现有建成区再开发(城市更新)明确纳入城市发展战略的规划决策报告，《规划政策》的出台，可以说是墨尔本开始全面进入城市更新时代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将城市更新纳入城市规划决策报告，充分体现了墨尔本对城市更新的定位，即不仅将城市更新作为一种城市设计手段，还将其作为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产业结构的历史性转型，墨尔本在1974年进一步制定了《墨尔本都市区规划政策修订方案》，该方案多次强调“西方工业社会的巨大变化正在迅速发生，某些重要的趋势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城市规划需要应对未来的巨大冲击”。作为澳大利亚重要的制造业中心，墨尔本的大宗工业用地主要集中在紧邻城市中心、货运交通便利的内河沿岸与滨海地区。20世纪70年代，随着土地价格持续抬升与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传统工业的经营运转日益困难，大批企业陆续迁往发展中国家。在倒逼产业结构做出调整的同时，大量废弃、闲置的工业用地成为墨尔本的城市更新需要应对的巨大挑战(图2，图3)。

　　在此背景下，以服务型城市建设为主旨、以工业用地转型为目标的城市更新范式逐渐形成，并开始对墨尔本的城市转型发展产生主导性影响中国城市群战略。在规划实施层面，由于涉及土地权属调整、工业企业搬迁，以及就业人口安置等问题，墨尔本主要依靠州政府、市政府的行政力量推动，完成了一批工业用地的土地所有权转换与用地功能置换。在紧邻城市中心区的传统工业地带，维多利亚艺术中心、西门大桥等标志性公共建筑、基础设施工程于20 世纪70 年代相继完工，它们也对墨尔本的城市功能转型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墨尔本20 世纪70 年代的城市更新实践采取的是大规模、激进式的工业区重建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墨尔本实现了自建市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空间、经济、社会结构变迁。

　　产业结构的优化最终需要通过用地功能的调整才能实现。随着大量工业用地转为商业用地、住宅用地与公共设施用地，一批超越传统尺度的公共建筑、高层住宅与基础设施得以兴建，推动南岸区、码头区转型成为新的城市中心区，墨尔本的城市空间结构发生了质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工业用地的功能置换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助推新兴服务业取代传统制造业，而现代服务业比重的持续增加又进一步带动了大量高端人才的流入，从而推动了经济结构与人口结构的剧烈演变，对墨尔本的城市转型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墨尔本的实践过程看，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与城市更新是互为因果的逻辑关系：产业结构是决定城市功能的内在因素，而城市更新既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也是一座城市优化产业结构、重塑城市功能的重要驱动力。墨尔本是澳大利亚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其城市更新的起步阶段需应对工业化水平达到最高峰后出现的产业发展危机。在这一阶段，墨尔本的城市更新主要解决的是工业用地的功能重组与空间重构问题。

　　20世纪80年代，墨尔本通过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不断扩张建成区面积，使现代化的都市空间格局基本形成。便捷的公共交通、颇具优势的住房价格，以及优美的居住环境吸引大量城市人口陆续迁往都市近郊地区。与之截然相反的是，此时墨尔本的城市中心区正在面临后工业时代失业人口激增、阶层矛盾激化等一系列问题。

　　1981年，墨尔本都市规划委员会出台了《都市战略报告》及与之配套的《都市战略实施计划》（以下简称《实施计划》）。《实施计划》中明确指出，1981年的《都市战略报告》是1971年《规划政策》的延续，但与之不同的是，《实施计划》的出台“旨在助推墨尔本发展成一个更具多样性、更具吸引力的城市，以有效应对城市中心区衰败的不利局面。因此，墨尔本城市更新的重心将从工业地区全面转向城市中心区”。新的规划目标涉及商业功能重组、住宅模式升级，以及公共花园与城市道路改造等八项主要内容，均属于城市更新实施方案的内容。今天来看，1981年《实施计划》的出台既代表了墨尔本城市更新策略的重大调整，也为城市更新范式的转向提供了指引。

　　为有效承接《实施计划》，墨尔本1982年颁布的《城市中心区设计法令》进一步提出：城市中心区需要不断发展适宜步行的、安全的、具有商业与休闲娱乐吸引力的城市环境。该法令从城市形象、建筑与土地开发、交通与步行3个方面分别提出了系统化的城市更新导则，为城市中心区的复兴发挥了重要的设计引导作用。

　　自该法令出台后，墨尔本的城市更新从大规模、激进式的工业区重建模式全面转向了小规模、渐进式的中心区改造模式。通过与扬·盖尔的长期合作，墨尔本逐渐形成了以生活型城市建设为中心，以提升中心区吸引力为目标的新城市更新范式，挖掘城市中心区闲置的存量公共空间与公共建筑，通过改变、重塑其使用价值提升社会活力，以应对城市中心区衰败的发展困境。

　　归功于规划目标的战略性调整，1985～ 2015年的30年间，墨尔本对城市中心区内约48% 的建设用地实施了空间更新，墨尔本城市中心区的吸引力得以被激活，人口持续向郊区流失的趋势得到了有效遏制。

　　公共空间的品质提升与活力营造强化了墨尔本城市中心区作为公共活动密集、活跃区域的基本属性。从改造物质空间到优化餐饮店、咖啡店、便利店等公共服务功能，墨尔本具备了更为充足的社会文化优势，城市中心区从单纯的工作场所变成了集居住、工作、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场所(图4)。

　　自联合国“人居二”会议召开以来，可持续发展理念成为世界各国城市规划研究的重点，城市更新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始积极探索与之适应的理论与方法，用于指导具体的城市建设实践。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化进程中人口、空间密度的不断增加，以及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显著影响，世界各地洪水暴发频率显著增大，造成了雨水资源的极大浪费，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城市水系统、水环境问题在干旱少雨的澳大利亚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为高效利用雨水资源，澳大利亚在水敏感城市设计最佳规划实践（WSUD Best Planning Practice，简称“BPP”)中明确提出，地方、州和联邦制定的城市发展政策需将水敏感城市设计理念和城市规划过程相结合，这一指导思想为墨尔本开启生态城市建设的新时代提供了方向指引。

　　(2)《墨尔本水敏感城市设计导则：城市中心区水敏感城市设计模式应用计划》与新城市更新范式的形成。

　　墨尔本是较早开展水敏感城市设计实践的城市，1999年编制出台的《墨尔本水敏感城市设计导则：城市中心区水敏感城市设计模式应用计划》（以下简称《应用计划》）不但构建了系统化的水敏感城市设计策略，而且制定了详细而具体的工程实施方案。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城市设计技术转型，水敏感城市设计理念在墨尔本成功转化为一种能够被广泛应用的城市更新模式中国城市群战略，代表了一种新的城市更新范式的形成(图5)。

　　由于城市已经形成，新城市更新范式的实践需要依托建成环境改造(城市更新) 才能够实施。《应用计划》出台后，墨尔本对维多利亚港、雅拉河和马里伯农河等既有建成环境的滨水地带开展了大量的城市更新实践，在雨水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城市群战略，同时该导则制定的系统化方案确保了水敏感城市设计理念在城市更新实践中得以贯彻实施。

　　基于生态优先的城市更新范式充分体现了城市建成环境更新与生态环境修复的有机结合。这一范式在墨尔本表现出极强的延续性和影响力，已成为墨尔本打造世界宜居城市的重要支撑。在以往，由于专业背景与隶属的部门不同，城市规划设计与市政工程设计分属两个不同的城市建设体系，其操作机制相对独立。通过建立城市设计与雨洪管理的互动机制，基于生态优先的城市更新范式转向了设计、工程、管理等多学科交叉、多方参与的合作模式，并建立了规划战略—技术规范—设计导则—应用模式的完整体系，为开展城市更新实践构筑了跨系统的协同规划机制。通过水敏感城市设计理念的具体实践能够看到，在吸收、融合新的城市设计思想的同时，城市更新通过设计模式的突破，实现了对传统城市更新范式的拓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更新具有除单纯改善内部环境之外的更高要求，即如何通过各种方式来提升城市竞争力以谋求更高的竞争能级。特别是21世纪以来，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与竞争压力，墨尔本需要不断提高城市宜居性，进一步强化自身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领先优势，以应对来自国际、国内的发展挑战。2002年，《墨尔本2030可持续发展规划》提出，今后30年内，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继续维护墨尔本作为世界上最适宜居住、最具有吸引力和最兴旺的宜居城市之一的良好声誉，并集中对城市更新的重点地区提供更科学的设计引导。《墨尔本2030可持续发展规划》推动墨尔本进入了全面建设宜居城市的新时代。

　　《墨尔本城市规划(2017—2050)》为建设世界级宜居都市确立了七大城市定位目标。根据预测，到2050 年，墨尔本的人口将达到770万( 目前为430万)，340万的人口增量将给宜居城市建设带来巨大挑战。由于土地资源有限，依赖增量空间解决新增土地需求问题已极为困难。墨尔本需要进一步释放城市更新潜能，以支撑城市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宜居城市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不仅包含建成环境的宜居，还涉及生活、工作、娱乐等功能与建成环境之间多元关系的协调发展。在宜居城市建设目标的引领下，墨尔本将城市更新全面渗透至《墨尔本城市规划(2017—2050)》制定的多框架城市发展战略之中，并融合了前三代城市更新范式，全面拓展了城市更新的规划面域(图6)。

　　21世纪以前，墨尔本的城市更新主要立足于建成环境改造，以“实体空间更新”为主。而宜居城市建设引领的城市更新范式更侧重于与城市再生相对应的城市更新内涵。宜居城市建设涉及经济、社会、环境等各项要素中国城市群战略，已经演化为城市综合实力的较量。各类驱动因素的共同作用赋予了城市更新新的内涵与使命，即城市更新不仅是针对物质空间、建成环境改造的城市设计行为，还是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建设国际宜居城市的重要引擎(图7)。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城市化进程过快，中国的资源型城市需要同时应对产业结构转型、用地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多重矛盾，中国的城市更新呈现出多目标并存的实践状态与典型特征，这给中国的城市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如果不能尽快建立体系化的城市更新范式，势必会对中国的城市转型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作者总结墨尔本的城市更新经验，为中国的城市更新提炼出3点启示。

　　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更新与城市转型并存，城市更新的实践过程同时也是城市转型的发展过程，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20世纪70年代至今，墨尔本的城市发展经历了4个不同的阶段，其实践充分证明了城市更新内涵及其范式的迭代发展能够对转型过程中城市性质的重塑产生深层次影响。

　　从狭义的建成环境改造运动，到广义的城市转型协调机制，城市更新的概念内涵在墨尔本的规划实践过程中有了大发展与大突破。21世纪以来，城市更新已经超越了新旧空间转换、物质空间规划的思维范畴。作为一种对城市构型的探索行为，今天的城市更新需要体现的是其对重构城市发展模型所能产生的综合性驱动作用与牵引价值。

　　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城市功能与城市性质的重塑也将成为中国的城市尤其是资源衰退型城市亟需解决的重要议题。在“边推进、边摸索”的转型过程中，除了要着重解决产业结构问题，还需对城市转型与城市更新的历史逻辑有更进一步的科学理解。对于规划学界而言，仍需对此开展更深入的实证探索。

　　在中国，城市更新拥有与其英文相对应的多种名词解释。多个名词指向同一理念，而侧重点又各不相同，这充分说明了城市更新包容的内涵跨度极大。作为源于实践的一种规划行为城市景观的概念，城市更新研究如若脱离了对实践过程的分析，将难以对其多元化的概念、内涵进行区分，更难以对城市更新范式的产生、发展与演变做出合理解释。

　　城市更新范式是对从城市更新实践中产生的理论、准则及方法的归纳。梳理墨尔本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城市更新能够在实践过程中孕育、形成不同的范式，而源于实践的城市更新范式又赋予了城市更新内涵相对清晰的发展、演变与扩充路径。与此同时，从单一范式到多元叠合，城市更新范式的交叉融合体现了墨尔本城市更新目标、内容的多边性特征，城市更新范式的演进过程则体现了墨尔本城市更新从单一规划到协同规划的发展趋势。

　　虽然城市更新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研究的热点内容，但是在关注物质空间改造的同时，在更宏观的历史视野下，还需要对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进行理论思考与实践回应。在多目标交织的复杂状态下，开展城市更新研究需要及时提取理论准则，探索符合中国城市化进程特征的城市更新范式，引导城市更新更有效地应对多元矛盾并存的城市转型挑战。

　　相对于城市规划的宏观性特征，城市更新更具有具体性。墨尔本的实践表明，当放大到一定的时间跨度，城市更新便能够驱动空间、经济、社会等多重城市结构不断演变，从而对一座城市的发展方向产生历史性影响。从特定目标、重点地段的城市设计行为，到事关城市定性、城市发展的战略支撑，在宏观视野下，城市更新不仅是城市设计的主要内容与实施手段，还是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

　　经过40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城市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临界点和转折点，在增量规划转为存量规划的新时期，城市更新毫无疑问将成为推动中国城市未来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但从现状来看，中国的城市更新仍多基于城市设计思维展开，更侧重于对局部片区、重点地段开展设计研究与设计实践。在城市规划层面，尤其是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层面，城市更新的重要性未得到充分体现。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理解城市更新内涵，尽快确定与其相匹配的内涵定位与规划地位，才能进一步发挥城市更新的宏观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