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乔叶的《宝水》，我们惊喜地发现城市发展模式定义，作为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重点篇目，作为一部书写“美丽乡村”的叙事长卷，乔叶的写作其实并没有让小说题材的“加持”显得过于“显眼”

　　细读乔叶的《宝水》，我们惊喜地发现城市发展模式定义，作为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重点篇目，作为一部书写“美丽乡村”的叙事长卷，乔叶的写作其实并没有让小说题材的“加持”显得过于“显眼”。也就是说，在读者这里，题材大于叙事的“刻板印象”，注定会在小说阅读过程中落空。事实上在乔叶这里，“美丽乡村”的文学叙事，固然能够体现出作者向当下重要文学主题的积极靠拢，但客观来看，剔除显而易见的“时代的大势”与“时代的精神”，小说题材本身的文学史意义也值得认真探讨。

　　众所周知，乡土叙事曾一度是当代文学的主导题材。这也难怪，从“十七年”时期的“土改”与“农业合作化”叙事，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乡下人进城”，乡土或乡村叙事，早已构成了作为“总体性”的中国故事的核心情节，其对当代文学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20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对于转型期中国现实的书写日趋频繁，乡村叙事在这“现实转向”的环节中依然活跃。现在看来，无论是之前名声大噪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还是此后沸沸扬扬的“底层写作”，重建小说与现实的联系都是文学书写的当然之选。然而，随着资本全球化时代的迅速来临，乡村叙事的总体性视野终于宣告解体，碎片化的乡村图景早已难以为继，而更为可怖的是，“乡土文明崩溃”[2]的预言也越来越向事实迫近。

　　在此，乡土文明的“崩溃”并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传言，而是每个乡村叙事者都能深切感受到的现实。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乡村必将成为一片消逝的风景，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之力。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来说，一个明显的事实在于，作家关注的焦点正在从乡村向都市转移。在如今活跃的当代作家中，那些为数不多的乡村叙事者，已然成为乡村经验的最后拥有者。然而即便是这些乡村经验的最后拥有者，他们的写作也似乎是问题重重。总的来看，这里其实存在着“历史化”和“寓言化”两大问题。

　　首先，从乡村叙事的历史类型来看，当代作家在反观乡村时撷取和展现的多是一种回忆性的乡土，由此也试图隐现鲁迅意义上的“侨寓者”的“乡愁”。对他们来说，乡村的世界其实铭刻了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写作就是为了“寻找失去的故乡”，这是写作的根本动力所在，也正是由此出发，写作构成了他们自我抒情的重要契机。而且，从这里所呈现的乡土世界来说，其历史的“陈迹”虽似曾相识，却终究因抒情的融入而让文本摇曳生姿。事实上很多时候，历史的表述总是相对容易，叙事者只需将那些与自我成长的印记息息相关的经验与情感和盘托出即可。但与乡村的历史相比，现实的把握，即对于乡村当下图景的描摹，则要困难得多。

　　因此，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在于，从乡村叙事的现实模式来看，乡村的当下图景总是难以把握。因为那种变动不居的新鲜感与复杂性往往在既定的知识之外，需要更敏锐的感知去发现，去探寻。为此曾经一度，写作者更愿意用一种寓言的方式一劳永逸地概括复杂的当下，用一种“言在此意在彼”的隐喻效应，在更高的层面获得有关现实的深度模式和普遍寓意。这种更加高妙的方式固然是好，因为借助寓言化的方式，叙事者可以从容地将现实生活变形、扭曲乃至荒诞化，或者用想象力去“虚构”生活，通过重构乃至消解现实，张扬一种难得的“文学性”，以此为那些早在写作之前便已预设的诸多概念服务。然而，从某种意义上看，寓言又是简单而轻率的，它相对于沉重的写实而言无疑是轻巧而又轻佻的。这是因为，在这些寓言化的小说中，叙事者其实并没有太多深入生活的高妙，索性以看似高蹈的寓言来体现对于生活本身的关注。这里的问题在于一种关切点的错位：自我还是外部世界，寓言的抑或写实的？当然，基于寓言的原则，展开主题先行，“言在此意在彼”的写作实验，这本身没有问题，关键是此在的世界，它也需要搭建得更为绵密细致一些，而不是为了突出地强调彼岸的寓意，而忽视文字里此在的建构。毕竟，作品的气韵是在写实的过程中自然呈现的。寓言的突显和叙事的神秘化固然重要，但如何将寓言与写实有效沟通才是当下写作的一个大问题。

　　正是基于这里客观存在的诸多问题，对于乡村叙事来说，跳脱模式化的历史类型与个人化的性追忆，并在对当下的捕捉中摆脱流行的寓言化方式，以鲜活的现实经验，超越轻佻的隐喻深度，获得对于现实乡村人情世故、喜怒哀乐的细致描摹，便成为叙事者重新锚定的目标。在近期的文学创作中，乡村叙事的繁盛颇令观者侧目，一时间，“新乡土写作”渐成热潮之呼声不绝于耳。然而在多数作家那里，故乡仍然“永远是失落的存在”，而乡村的世界虽则“神圣”却也终究“荒诞”，不禁令人唏嘘喟叹。尽管在此，消逝的悲凉与凄惶，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甘愿承受的，但如何在这崩溃的“喟叹”中搜寻微弱的希望之光，以期在朝向未来的维度中去探索新的历史可能，便成为当下的乡村叙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换言之，于乡村世界而言，叙事的重要性其实并不在于历史的感怀与现实的慨叹城市发展方向确定，而是如何在这双重“废墟”的基础上重建一个新的世界，进而想象一种新的历史可能，这对于新时代的乡村叙事可谓意义非凡。

　　事实上，今天的乡村面貌究竟如何？多数作家其实是无力把握的。这种“无力”，既体现为缺乏理解的意愿，更体现为缺乏理解的一套知识视野。而就后者而言，就不得不提到由来已久的启蒙主义知识视野在过往的乡村叙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正是在这样的知识视野之下，我们常常看到所谓“驻村体”文学所体现的走马观花式的肤浅，而流行一时的“返乡体”叙事则不可避免地流于一种知识精英的“傲慢与偏见”。事实上，在启蒙主义的乡村叙事者眼里，永远看到的是一片荒芜、凋敝、落后，一个亟待改造的旧乡村。也正是在这种“观念”与“视野”的同义反复的作用下，他们的叙事不得不一次次落入乡土文明崩溃的“陷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乔叶长篇小说《宝水》的重要意义在于，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如此真切、如此生动、如此充满生机的当下乡村形象。尽管小说里的“宝水村”也是精心选择的结果，它与当下多数农村的面貌并不相同，但这个不事稼穑的“新农村”，显然超出了传统农业文明的知识范畴。在此，古老的乡村开始做起了生意，从风景区到钟点房，从农家乐到文化创意周边，这便是今天的“美丽乡村”的题中之义，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古老生活方式的当代新篇。尽管在此，“美丽乡村”本身即是“资本下乡”与城市化扩张的产物，也逃脱不了地方发展的文化产业、政府层面的形象工程，以及精明商人的牟利手段的诸般命运，但这个名义上的乡村所呈现的面貌却既不“凋敝”也不“荒芜”城市发展模式定义，更看不到所谓文明“崩溃”的丝毫迹象，反而处处能够让人感受到希望所在。这便对应了乔叶所说的，“乡村自有着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我们看它貌似颓废了、破碎了、寂寥了，但这些很可能只是一种貌似，骨子里很强韧的某种东西还在。”[3]对于这个当下正在发生的蓬勃的“新农村”，显然需要一套新的知识来理解，这套知识注定要超越启蒙主义的框架，从而深刻体现新时代对于文学题材的新要求。正如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所强调的，“牧歌或挽歌的方式，猎奇化、景观化的方式，都不足以真实全面地表现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必须用不断更新的眼力、脑力重新认识乡村，写出巨变。”[4]而乔叶的《宝水》，显然就是那部凭借不断更新的眼力和脑力，来“重新认识乡村，写出巨变”的重要成果。在她那里，宝水村就是那个“把自己软化下去”，“贴合乡村的骨骼”而生长出来的“新的乡村”，这也是“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和想象中从未有过的乡村”。在这种新的理解框架之下，题材本身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就《宝水》的叙述方式而言，这里别有意味的无疑是“美丽乡村”中的那个“我”。小说中的“我”——主人公地青萍——作为叙事的中介，既是小说的重要人物，却又并非故事的主角，既是叙事的参与者，又常常游离在故事之外。她既参与、见证，并且行动，但小说更多还是借“我”之眼来看乡村，借“我”的感受来感受乡村。这种叙事主线之外的观看与感受，自然会引出“美丽乡村”叙事中的不同层次，而这不同的层次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宝水》中作为叙事中介的地青萍，显然不同于“返乡”叙事中常见的以深入生活之名出现的乡村观光者。对于在福田庄长大，而后去往城市的“我”来说，作为“美丽村庄”示范村的宝水，算得上一个既无比熟悉又全然陌生的所在。熟悉的是，这是久违的村庄，宝水如镜，一直都能让她看见自己曾经生活过的福田庄，而后者正是那个埋藏在个体心灵深处，凝聚着无以言说的创伤性体验的那个让人既爱又恨的地方。当然，《宝水》中的“我”，更多还是为了获得一种现实的见证。因此对于很多读者来说，这种现实感可能还是全然陌生的。对于“我”来说，宝水村的陌生感恰在于如前所言的，这是一片蓬勃的“新农村”。这个乡村旅游的示范点，全然不同于传统的乡村世界，尽管这里的乡情礼俗还在，但农业的消失还是令人颇感陌生。古老的乡村终于集体告别世代辛劳的传统事业，开始堂而皇之做起了“美丽乡村”的大生意。尽管这里的乡村景观早已超越了人们对于传统农村的想象和认知，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当下正在发生的轰轰烈烈的新现实。也正是这一点，让这部《宝水》在当代小说一派“乡土文明崩溃”的“寓言”式写作中显示出它独特的新意。

　　在此，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至关重要，它不断提示作为“外来者”同时也是“返乡者”的“我”，如何看取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一方面作为宝水村的“外来者”，小说能够借“我”之眼呈现乡村存在的各种问题，而不会像那些乡村“土著”那样习焉不察。事实上，就我们所熟悉的乡村而言，小说并没有回避那些由来已久的诸种问题。对于乡村治理的“潜规则”与生态的问题，小说中的“我”都是眼明心亮的。如小说所表现的，“南岭南岭，真个难领”，在宝水之外，北山村和南岭村的棘手，也从侧面表现出如今的乡村依然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烂茬的村干部”，加上基层中“地方能人”的蜕变，使得拆迁、占地和资源开发等治理过程中的尖锐冲突并不少见。另外，进城务工者的诸多疾病，以及其他如家暴和留守儿童的问题，也都是恶劣的乡村环境的生动写照。

　　然而这里有趣的是，小说一方面借“我”之眼见证了这些问题，但另一方面，作为饱含乡村情感的“返乡者”，“我”对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的态度，又与那些到宝水村参与社会实践的城市学生截然不同。小说之中，来到宝水村的周宁和肖睿，眼中尽是愚昧和落后。在他们看来，乡民们“觉悟低，眼界窄，格局小，目光短浅”，而对于他们所热情实践的户外教学和万物启蒙，村民们也并不能完全接受，这些所谓的“新信息”和“新思维”并不能在乡村落地生根。在此，用乔叶自己的话说，他们“要改造这个村”的强烈冲动中，显然“包含着一种不自知的傲慢”，这也是“他们的知识优势衍生出来的傲慢”。而相对于他们的震惊、愤怒与格格不入，以及决心努力“改造”来说，“我”的知识立场显然更加超然，体现出能够站在乡土社会本身来思考问题的从容与宽厚。

　　当然，《宝水》里的“我”又是作为城市生活的创伤者而重回乡村的。小说中的“我”其实一直过着典型的城市生活，然而这位内心纤细的女性角色城市发展模式定义，其实一直有着不为人知的内心创伤。对她来说，因父亲之死而来的心理郁结，由此滋生的对于奶奶的怨恨与决绝，以及又因奶奶之死而产生的心理愧疚，这些都构成了“我”的“失眠症”的心理由来。如小说所呈现的：“失眠是个厮缠二十多年的老冤家。父亲和奶奶相继去世后，它就开始如影随形，结婚生子后方才有些改善。”“豫新去世后，它便有恃无恐地再次贴近，且变本加厉。”这显然意味着个体人生的一种创伤性体验。“父亲去世时犹如翻江倒海，岩浆涌动。奶奶去世时是寒彻刺骨，似冰河蜿蜒潜行。这回却恍若静水深流，荒芜至不知所终。”[5]小说里的地青萍正是因为这种自我的危机，以及因危机而来的创伤性体验，无力维持原有的工作，最后不得不回到乡村。也正因此，“宝水村似乎是个合适之地”。对于“我”来说，乡下的“麦香”与“粪臭”，“或许能治我这失眠”。在她这里，乡村作为一种疗愈疾病的所在，疗愈着所谓的城市文明病。

　　在《宝水》里的地青萍这里，个体郁结叠加的城市病症，使得宝水村一直扮演着自我危机的缓解之地和精神疗愈的广阔家园的角色。从这个角度来看，宝水村的“美”，对于乡村的“他者”——现代城市——的意义便不言而喻。事实上，小说也确实能够让人自然联想起酷烈的现代性之中“乡愁”所寄寓的抚慰功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难理解小说为何在那些被寄寓“乡愁”的不同元素前一次次驻足。从赵先儿关于宝水村“龙头、龙腰和龙尾”的地方传说，到“天仓”喝油茶，惊蛰吃懒龙，三月三则是荠菜煮鸡蛋，端午节打艾草吃青团的岁时节令；从将优秀称为“卓”，散步叫做“悠”的方言土语，再到“麦收有五忙，割挑打晒藏”，“七月枣、八月梨，九月柿子红了皮”的民谚习俗，在乔叶这里，乡村写作中流行的风情、风俗和风景，以及乡情、乡谊和乡愁等诸多元素，其实并没有完全缺席。而恰恰是这些元素，让小说一次次慢下来，以便在现实与回忆、外部与内部、叙事与独白之间，形成一种跳跃穿插、错落有致的节奏感。

　　当然，对于这些叙事元素，作者也并没有过分耽溺。就小说整体而言，在“我”的烛照之下，“地方性”的元素得以有效呈现，而“我”的适时消失又让这种“地方性”点到即止，从而显示出一种难得的节制感。比如小说对于宝水方言土语的介绍，就只是一些独特的只言片语，或是侧重一种趣味性，更像是小说片段之间的“调剂”，而非一种知识性的炫耀。小说正是以“我”的隐微心曲与宝水村的建设故事，这一静一动的穿插跳跃来获得一种错落有致的叙事节奏，从而让小说里的“心事”与外界的各种“大事”能够自由地呈现。正所谓，“平朴之人的微小之事，涓涓细流终成江河”。再加之小说以季节为序的松散结构，以及作者刻意展现的片断写作法则，都使得乡村振兴与新农村建设的堂皇故事中，其实包含着绵密黏稠的小说细节与自由伸展的叙事枝芽。这一切都使小说终究呈现出一种独特丰饶的叙事格调。而关于小说的叙事结构，用乔叶的话说，“我选择了遵循四季”，“山村巨大的自然性决定了这点”。从小说第一章“冬——春”、第二章“春——夏”、第三章“夏——秋”到第四章“秋——冬”，整整一年的时间，季节轮转的意味极为明显。这便让人想起付秀莹的最新作品《野望》，在那部同样以新农村建设为焦点的长篇小说中，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被组织进了小说的章节铺排中，这同样让小说的叙事多了几分自然的格调。

　　正如乔叶在创作谈《新从何来》里谈到的，“小说里的新，不是从我这里而来，这新只能从生活里来，这种新，就是属于生活本身自带的生生不息的鲜灵灵的新。”[6]在谈论完新的主题与新的写法之后，《宝水》里另一处自生活而来的“鲜灵灵的新”大概主要体现在新的人物上。如读者所看到的，《宝水》的重要特点在于小说人物众多。这一点亦如饶翔所分析的，既然是“一幅乡村振兴的风俗画”，那么小说随“我”进入宝水的日常生活时，则各色人物也必然“随之自然而然地出场”[7]。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大学生肖睿和周宁之外，这些人物还包括宝水村的地方行政干部：村支书大英、妇女主任秀梅、会计张有富、团委小曹曹建华等；村民则有“地方能人”张大包、老安夫妇、豆哥与豆嫂、七成与香梅两口子、小曹的堂兄大曹曹建业、大英的儿子鹏程和儿媳雪梅，以及行医看风水的徐先儿和赵先儿。当然，这里最为重要的当属德高望重的九奶，一位乡村地母式的角色。

　　这里有意思的是，小说虽呈现了乡村的各色人等，却并没有大奸大恶之人，这里的众多人物只有性格的不同，有的精明，有的老实，有的好说话，有的“特难缠”。比如小说里的大曹，就颇有些十七年文学中“中间人物”的感觉城市发展模式定义。他有着手艺人的精湛技艺，有着商人的精明，但也有令人同情的遭际，然而或许是因为经历的缘故，抑或是性格的问题，他决心“与公家对立”，如其所言的，“不沾公家，公家也别沾他”，而大英在谈论他时也不禁揶揄，“他一向是抠嗍指头，屙颗豆还要涮涮吃哩。”[8]这便像极了合作化题材小说中决不入社的“老顽固们”。对于这号人物，小说也秉承着一种喜剧化的原则，以巧妙的方式对其“小惩大诫”，让其悔改，促其长进。在这个过程中，小说既显示了基层管理者的智慧和宽容，也让人物的形象活灵活现。正如几乎所有“十七年”文学中的“中间人物”最终都会觉悟一样，大曹之后的转变，似乎也在意料之中。微单相机事件中，大曹的“嫌疑”，当然是叙述者的“虚晃一枪”。但更让人意外的是，面对丢失降龙木拐杖的九奶，他甚至甘愿将自有的降龙木拐杖都拿出来，这罕见的恳切背后，念及的是当年九奶对其祖辈的恩情。

　　在这众多的人物之中，最具有新意的或许在于，小说借“我”之眼所见证的一个全新的人物形象。这就不得不提到宝水村关于“美丽乡村”乡建项目的总设计师，人称“孟胡子”的孟载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当代文学中从未出现过的一个人物。他既区别于过往文学中常见的土改工作队或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村新人，也不同于时下小说中流行的带着党的意志的驻村干部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他并非基层党政干部，甚至他早已从体制内辞职，却能游走于村干部、镇长、县长乃至市长之间；他显然也不是资本操盘手或土地开发商，却又有能力四处协调，引来各路资本，其广泛的人脉令其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形迹可疑的“掮客”。而事实上，这位体制外的职业规划师与宝水村的关系，仅仅只是依附于一种与地方政府签署乡建合同的契约关系。表面看去，这是因项目而来，“利来而聚利去而散”的金钱关系，但他显然并非逐利之徒。小说为我们生动展现了孟胡子对事业的全情投入，尽管他的敬业与专业，或许只是基于契约而来的某种岗位意识，但他为地方发展殚精竭虑，与地方群众打成一片的热情态势，终究让人联想起过往文学中的诸多典型人物。尽管在这位农村发展专家这里，其远景规划之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极为薄弱，但小说还是极为生动地强调了他的智慧与经验，突显了他对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独特看法，以及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中所涉及的对于乡村人情事理的透彻理解。多年的工作经验让孟胡子明白，想要在基层做成事，村民、村干部和主要上级领导缺一不可，尤其是主要上层领导。而对于基层普通群众，他更是工作有思路，做事有方法，“长安不是客城市发展方向确定，就当自家过”，他对人情世故有着通透的理解，根本不把自己当外人。而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对于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非常清楚，正如他在闵县长和别那里“夹枪带棒”地谈到的所谓“腾云驾雾”和“涂脂抹粉”，这里也显示出作者本人对于基层真实状况的深入理解。另外，他对乡村规划中的地方领导的主观意识与真正的农民需求之间的矛盾亦有着极为深入的理解，“项目落地不难，塑造典型也不难，难的是落地能够生根……”除此，在工作方式上，他深深懂得“思想的问题不能用思想解决，思想问题要用行动来解决。行动最有效，最有说服力”；在具体行动中，他对基层治理中的“正面强攻”与“侧面巧攻”也是得心应手，比如让小孩子充当卫生检查员，这是因为大人们在检查时没法撕破脸。总的来看，在他这里，个人利益、职业伦理、地方情感、乡村礼俗与工作经验，形成了一个有机的融合，这使其足以成为一位具有新时代精神的新人形象。

　　小说最后，在办理完项目尾款的手续之后，履行完“三年带建，三年帮建，三年观察”第一阶段合同使命的孟胡子就暂时与宝水“不沾边儿”了，这位有意愿、有能力、有经验、有智慧，既世故又热情的乡建专家即将投奔新的战场。然而，这并没有为宝水村的未来发展蒙上丝毫的阴影，因为在孟胡子身后，包括“我”在内的更多的新型农民正在崛起。尤其是这里的“我”地青萍，这位城市生活的失败者，不仅被宝水村治愈了失眠这个文明的病症，也终于在它将来的更大发展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尤其是在她与宝水村之间，长久的相处早已建构起以情感为中介的“深入生活”新态势。而小曹和青蓝等更多的年轻人，也将与“我”一道扎根农村，建设家乡，去努力实践《朝阳沟》所热情呼唤的关于“农业科学家”，以及新时代“知识农民”的伟大梦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小说中的“美丽乡村”，虽则只是地方发展的重要产业，基层政府的形象工程，抑或精明商人的牟利手段，却也至少在某个维度上为未来的乡村发展指明了一种方向。

　　《宝水》最后结束于九奶之死，宝婺星沉，这位年迈的老者终于安详地离去。尽管在这庄严的葬礼之上，也曾出现一段意外的插曲，但“慈棺落地是不舍”的虚惊，终究让人领略了土地的包容与温暖。小说在此，更重要的寓意或许在于，古老乡村的死亡，并没有暗示出文明崩溃的悲怆。相反，“喜丧”本身似乎意味着，在乡土文明终结之后，乡村世界所孕育的“荫佑儿孙代代昌”的新希望。

　　[2] 孟繁华：《乡村文明的变异与“50后”的境遇——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文艺研究》2012年第6期。

　　[4] 铁凝：《书写新时代的“创业史”——在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的讲线] 乔叶：《宝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5—6页。

　　[7] 饶翔：《乔叶长篇小说〈宝水〉：一幅乡村振兴的风俗画》，《文艺报》2022年12月9日，第2版。

　　徐刚，1981年生于湖北，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文联签约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及理论批评研究。著有《小说如何切入现实》《虚构的仪式》等学术专著多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争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论文一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