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0年度的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今天是2020年度的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世纪之交，冯骥才先生发起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并首先提出中国也应像欧洲一些国家那样确立文化遗产日。2005年，冯先生递交《关于建议国家设立文化遗产日的提案》，得到国家重视。国务院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2017年起又调整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转眼十余年来，每年的遗产日都成为民众亲近自己文化根脉的。

　　关于城市文化保护，尤其是名人故居的保护，冯骥才先生也有专门的论述和见解。他认为城市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城市文化保护需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历史美”，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尤其是目前面对“进退两难”局面的名人故居，人文知识分子需要主动参与到城市建构中。

　　当务之急是先要认定自己城市的文化个性。这个文化个性不是今天赋予它的，而是它独特的历史形成的。如果不深知自己的文化个性，鲁莽的破坏就一定会出现。弄清楚到底城市的个性特色是什么，靠哪几个板块支持着，哪几个板块是绝对不能动的，哪些单体建筑不能动，哪些街区不能动，在规划上要确定身边存在的文化现象，还要立法保护。

　　紧跟着，就要保护好那些作为文化个性有形载体的历史遗存和历史环境，特别是那些成片的历史街区。倘若没有这些原生态的城市板块，历史生命便会断气。

　　至于新建筑应该考虑它的文化血型与地域传承。还有身边存在的文化现象，规划要避免功能主义的区域划分。现代城市规划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文化规划”玛雅文化的认识。规划只能保护和深化城市特有的人文形态，不能随意地肢解原有的人文整体。

　　城市的改造不能操之过急。世界上任何名城都是日积月累，不断滋养，修行百年千年，渐渐出落出来。如果现在没有足够的资金去精雕细刻，那就交给后人,慢慢地做。不要由于建功心切，毁掉了历史积淀，也毁掉了未来的发展空间。

　　在城市现代化改造中,城市文化的保护与城市建设是有矛盾的，但如果站在历史的高度和大文化的层面上，把握好这两者关系，不但不会偏废一方，甚至可以两者兼得。因为世界上所有现代名城都是充满历史财富的。

　　城市的发展不一定非要和历史文化争地盘，可把老的东西进行有机改造，把现代文明输入进去，把历史记忆保留下来，希望以后不只在博物馆见到一些藏品，而是就生活在这些细节旁边，能感受到它们带来的历史和文化厚度。

　　城市在发展中不丢掉自己，保持自己的特色，民间文化是一个重要支撑。历史与现实之间有一条通道，那就是民间，民间的东西最有生命力，这是取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榆次古城的整修，延续着耿彦波自“晋中双宝”——王家大院和常家庄园的修整以来所奉行的一种开创性的方式,，即民居博物馆方式。他将文物建筑保护中的“就地保护”“易地保护”和“落地重建”三种方式合并使用，完整地复原一个个颇有规模的晋商豪宅。同时他又将这些大规模的古代遗存的整修与旅游开发结合起来，从而使古城保护——从修葺到保养，都能拥有必不可少的资金。否则这些残破不堪的古老民居只能坐以待毙，要不就自然塌毁，要不就被富裕起来的人们“拆旧建新”。耿彦波的成功之处，是他一方面将这些历史遗存很好地保护起来，一方面又把它们开发为一种具有长远和巨大效应的旅游资源。

　　每每到欧洲人的家中，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现代”。欧洲人最理想的家居是老房子加上现代设施。他们绝不推掉那种有着深厚历史人文内涵的老房子，而是在老房子里修上一个舒适的卫生间，装一部电梯——通常都很小，改进上下水和供暖系统，安装现代的防火与预警系统。这样，他们就可以一边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种种恩惠，一边感受着老房子所具有的丰富的历史感和不可重复的历史美，真正地做到鱼与熊掌两者兼得——物质与精神双丰收。我想，我们的建筑师在设计各种具有现代感的新建筑之外，能不能如上所述地尝试一下，用这种思维改善一片历史街区，使古代与现代交相辉映，而不是你死我活?

　　一边是历史巨人的故居被推土机一个个夷平，城市失去了自己这种灵魂性确凿的存在，泯灭掉一份份珍贵的遗存玛雅文化的认识，城市因之一点点减少它历史积淀的厚重。一边却是一个个名人故居被作为旅游的景点与招牌“开发”出来，亮闪闪推到人们面前。造成这两种极端性问题的是没有认识到名人故居的真正价值，或者都是从实用和经济价值看待与对待名人故居。这两种极端看似相反，立脚点却都是功利主义地决断文化。

　　关键是要聘请专家。其实凡重要的历史名人，大都有学者专事研究其生平传记、性情习惯和事业历程。唯专家能细心挖掘史料，察觉埋藏在看似平常的故居中尚存的珍贵细节，设法再现故居主人独特的文化氛围与生命氛围。文化上的事，离开专家、离开文化的性质和规律就难免错误百出。当然，更关键的还是我们的“名人故居观”身边存在的文化现象，到底想以故居建设来增强一个城市或地方的精神文化，还是只想用它牟利赚钱?

　　从20世纪90年始，我先做的是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实际是物质文化遗产，进入21世纪以后，我开始更多地关注非遗保护，但是直到今年，破坏文物的现象还在发生。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是国家第三批文物普查中被确定的不可移动文物，但是它居然在北京的中心腹地被拆，这就证明我们的处境还是非常困难的，证明对文物的破坏力量还是存在的，我们的抢救工作不能有一点松懈。

　　梁林故居已经被拆了，无论怎么修葺那片废墟，都已经不可能再复原。北京应该尽快画出自己的名人故居地图。要通过普查把名单盘出来，做到心里有数。然后找专家鉴定，确定不同故居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再研究具体的保护措施。“保护”，就要扎扎实实拿出抢修的时间表，而不能像老北京的四合院那样，就放那，让时间和大自然来侵蚀。

　　在当前城市文化保卫战中，实际上建筑界的知识分子一直站在最前沿。他们是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实施者，又是决策的参谋，城市的历史文化遗存也在他们的手中。故而，是趋炎附势而升官发财，还是坚持知识的良心，这是一个重要的选择。

　　在新的城市建设中，由于没有人文知识分子的参与，便很少关注历史文脉的延续，很少从精神内涵和审美特征上把握城市的整体。官员关注的是城市的使用功能，城市的现代效率，改造城市过程中对GDP增长的刺激，这中间还免不了政绩的需要；开发商关心的是攫取地皮，盖房卖房；技术知识分子则缺乏人文视野与思考，这就不免陷入一味地追求时髦和简单的相互抄袭，这便是当前中国城市趋同化与粗鄙化的症结。

　　城市是一个整体，它由物质的城市和精神的城市和谐地融为一体，缺一不可。只重功能，不重精神，最终就会变成“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现代怪物。在城市现代化过程中，既要加强、改善和优化它的各种使用功能身边存在的文化现象，又要保持它的历史精神、文脉、个性的美和魅力，以及深厚的精神内涵。

　　人文知识分子了解历史文化及其价值，知道城市的精神个性之所在，能够在“城市改造”中不可避免地对历史遗存的取舍做出最佳判断，尽量少犯错误。因此说，人文知识分子应参与到城市的构建中来，人文知识分子要主动参与，担负起这一时代的文化责任。同时，一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的城市构建不能没有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把他们请到决策的位置上，使他们能够在城市和谐和整体的发展中真正地起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