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知识分子们更易暴得大名，但他们的知识水准、责任感、羞耻心却不进反退：　　1.弄虚作假、不学无术者：四处充斥着以学术造假“上位”的“高阶知识分子”，还有大量在学问上多年尺寸未进，却尸位素餐者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知识分子们更易暴得大名，但他们的知识水准、责任感、羞耻心却不进反退：

　　1.弄虚作假、不学无术者：四处充斥着以学术造假“上位”的“高阶知识分子”，还有大量在学问上多年尺寸未进，却尸位素餐者。

　　3.学问人品双重坍塌者：专业上，他们不是过时就是错误百出，被屡屡“打脸”；私德上，他们也严重坍塌，家庭伦理、基本道德，皆弃之不顾。

　　凡有罪的公民，要被抽打脚底100仗，以每天25仗，分四天完成。每次刑罚完毕，罪犯不被收监，而是当即自由——但是，他需在次日清晨，主动领受剩余的刑罚城市文化的地位。

　　在此过程中，既无公职人员监督，亦无村民看管，交由罪犯自行定夺。然而，若罪犯未能主动受刑，后果则很严重——部落将会唾弃他，规则将不再保护他，任何成员都可以击杀他，而不付出代价。

　　以今天的眼光看，“阿卓台”的刑罚过程，具有相当的智慧，几乎是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所说的“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融合于一体的绝佳案例。

　　在西方教文明的背景下，信徒与上帝之间是“一对一”的关系，信徒犯错乃至犯罪，上帝全知晓，因此信徒的内心时刻受到罪恶感之折磨，更勇于承认自己的过犯，恳求宽恕和原谅文化资本 布尔迪厄。“罪感文化”的道德约束力，是由内而外的，正如“阿卓台”的刑罚，给了罪犯自己主动赎罪的选择空间。

　　在东亚儒家文明的背景下，道德至高点是“三纲五常”，尤以“人与人”的关系为重中之重，人在犯错后，首先在意的是社会评价，若没有外界的反应与压力，自己便免去了耻辱和责难。“耻感文化”的道德约束力，是外在的，正如领受“阿卓台”的罪犯，若违背无形的“契约”，将受到部落排斥。

　　譬如，在以“耻感文化”著称的东亚国家，即便是无人知晓的罪错，照旧会引起当事人的羞愧感、罪恶感，以至于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可谓一语道破天机：羞耻心是所有品德的源泉——人的良知、正义感、同理心等美好品质城市文化的地位，都因羞耻感而涌现。

　　人若懂得羞耻，则处世为人有底线，有所应为，有所不为；社会若懂得羞耻，则道德浓度高，生长于斯的公民，常以规则为个人尺度，以现代文明常识为共识，反对破坏，抵御野蛮。

　　不难发现文化资本 布尔迪厄，羞耻心是人与社会的“良知警戒线”，它能让人警惕不义的行径，更可成为人与社会反思自我、实现“超我”的动力。

　　在被“陪审团”判处死刑后，苏格拉底决然地放弃了逃跑，选择饮下毒酒。只因他对违背雅典律法感到羞耻。

　　在他身后城市文化的地位，雅典人终于觉悟，既为不公的审判，也为杀害一位伟大人物而感到羞耻。雅典因为承认苏格拉底的伟大，而再次伟大。

　　在对鲁迅的看法上，多数读书人都能达成一个共识：他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然而，他究竟何以伟大，人们大多只从外部找原因。其实，鲁迅从未追求伟大和深刻，是内心的两种羞耻感，使他成为了后来的鲁迅：

　　在民族危亡之秋，他对文化糟粕结出来的愚昧十大文化底蕴城市、麻木、奴性等果实感到羞耻，因此他弃医从文，与“吃人的文化”战斗一生——这是他广为人知的一面；

　　然而，他一生为生民呐喊、为民族啼血，这只是一半的事实，被忽略的另一半事实是，他多次反遭“被解救者”、“被启蒙者”无视、误解，甚至仇恨，以致陷入了深沉广阔的虚无感中，“想除去，而不能”。

　　鲁迅的高贵便在此：他对自己的虚无感怀抱羞愧——这是他眼中的“毒气和鬼气”，为战胜它们，鲁迅努力了一生。

　　德国曾两次发动了世界大战，其两任——无论是威廉二世，还是希特勒，都符合张维迎先生所说的“无耻的少数人”。

　　因为他们的无耻，世界两次陷入战火，德国也因多行不义，而遭到了报应：二战后，整个德国沦为废墟，纳粹遭到清算，第三帝国的荣耀化为灰烬......

　　1970年12月7日，面对德国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所作所为，新任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1913-1992）为此感到羞愧，他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郑重下跪，显示出他赎罪、改变的决心。

　　如今，德国早已从战争的废墟上，再次崛起，除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如汽车、造船、相机、芯片十大文化底蕴城市、计算机等高精尖行业领先全球外，德国的教育、制度等软实力，也领先全球。

　　有人总结说：华沙之跪，跪下去的是德国总理，站起来的是德意志。可见，只有为罪孽感到羞耻，一个国家才能弃恶从善，走上正道。

　　首先，“仓禀实而知廉耻”：一个人的廉耻心城市文化的地位，和他的富足程度相关；一个社会的羞耻心，和它的经济发达程度相关。原因无他，吃不饱饭的地方，会陷入丛林社会。只有先解决温饱问题，文明的观念才可能对人产生约束力。

　　然而，英国批评家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却发现，过量的物质，同样会导致精神堕落。

　　作为英国工业的亲历者，柯勒律治目睹蒸汽机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但他也悲哀地发现，英国的贵族精神在这一时期快速衰落，大量的人沉溺于物质享乐之中，失去了精神追求。

　　事实上，经济上的穷或富，最多只能解释羞耻心的一个面向，要理解羞耻心的本质十大文化底蕴城市，我们至少还要站在两个角度思考：

　　在世俗而非信仰的叙事中，人的羞耻心是环境的产物。它的有无或高低，总是与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息息相关：社会文明程度越高，公民羞耻感的底线便越高。身处这样的社会，法律尚未出场，公民内心的羞耻感，便已阻绝了不义、不当的行径。

　　然而，羞耻心的底线，绝非一成不变。当社会剧烈变化，观念也会随之动摇——人们先是觉得“人心不古”，久而久之，也便“合情合理”。

　　个人的羞耻心，由社会环境决定，而社会环境的文明程度城市文化的地位，则由站在金字塔尖上的社会精英决定，譬如：家、企业家城市文化的地位、知识分子等等。这些精英通过权力、财富、观念的左右与影响，也成为一个社会“罪感文化”“耻感文化”的表率。

　　一方面，他们的言行会通过“制度”，自上而下地渗透到整个社会；另一方面，大众又不自觉地效仿他们的言行。

　　因此，家对待权力的态度、企业家对待财富的态度，知识分子对待真理的态度，应该成为整个社会的向导：

　　知识分子，短期看影响力似乎微乎其微，但长期看，他们集“审判帝王”、“教化万民”、“发现真理”的责任于一身，承载着社会对“求真求善”的最高期待，因此，更应以发现真理、坚守良知和底线为己任。

　　可惜的是，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知识分子们更易暴得大名，但他们的知识水准、责任感、羞耻心却不进反退：

　　1.弄虚作假、不学无术者：四处充斥着以学术造假“上位”的“高阶知识分子”，还有大量在学问上多年尺寸未进，却尸位素餐者。

　　3.学问人品双重坍塌者：专业上，他们不是过时就是错误百出，被屡屡“打脸”；私德上，他们也严重坍塌，家庭伦理、基本道德，皆弃之不顾。

　　面对时代巨变、知识分子的失格文化资本 布尔迪厄，普通人极易丧失羞耻心，掉入精神堕落的陷阱，那么，素以精神追求为志业的作家，又当如何自处？

　　曾屡获国际文学大奖、被视为当代中国最具批判精神的作家阎连科先生，一次偶然的阅读，竟然让他产生了“终于知道自己原来是多么的无知、狭隘和偏执”的感受，“后悔自己，没有早一点读”这位学者的作品，他感到十分羞愧。

　　为此，阎连科特别撰文，向所有人推荐这位学者的作品。他说，阅读他的作品，就是为了在这个时代，获得一种羞耻感文化资本 布尔迪厄。

　　他，就是“一身跨两代”、学贯中西的陈乐民先生——作为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代，以及49年后新时代知识分子的第一代，他身上所具备的士人风骨、哲人精神、大家风范，就像悬在时代之眼的一面镜子，照出了当下精神世界里的荒凉与狂热，无知与无耻。

　　很多读者第一次听陈乐民先生的名字，大多是通过他的太太——著名学者、美国问题专家，著有《士人风骨》《感时忧世》等作品的资先生。

　　一个默默无闻的学者，让一位声名响彻国际的作家感到羞愧，我们不禁要问，陈乐民先生，何以被时代忽略？

　　麦克卢汉曾说，媒介即讯息，不同的媒介，会重塑不同的知识及其头部作者。陈乐民先生是公认的欧洲文明史专家，作品影响力遍及国内学界、政界所能抵达的天花板，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可与西方专家平等对线年的溘然长逝，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媒介时代，其人、其作品被暂时淹没。另外，谦卑、低调，以及在学术上耕耘多于收获的性格，也“妨碍”了他的公众影响力。

　　然而，是珍珠，不可能被长期弃于野；有大学问者，不会因谦卑而被遗忘。相反，谦卑的美德，只能让他的学问泽被更久远。

　　不过，要真正读懂阎连科这句“读陈乐民，是为了获得羞愧感”，必须将他放到中国历史转型的小周期，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危机与突围中去思考：

　　自1840年，中国与西方文明遭遇，一场艰难的转型之路持续至今却屡遭遇挫折，其背后的原因除了历史、的固有惯性外，根源在知识分子的两难：既要坚守家国情怀，又要融入普适文明，但前者的家国一体观，与西方现代的个人主义本位互相矛盾，难以接洽。

　　家国关怀，是巍巍华夏得以保持2500年之完整统一的“文化资本”，早已化做“士人风骨”，融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血脉之中，然而遭逢现代文明，却深感力有不逮。

　　在西方知识分子的价值序列中，“国”可能排在真理、上帝、我之后。他们的羞耻感，主要源自前两者；

　　中国的知识分子，追求真理是为报国，其羞耻感更多体现在对家国之兴衰的关怀上。当国家之发展与普世真理互相矛盾，他们便会陷入三种极端：

　　2.主张极端的“吐故纳新”，丢掉故国传统，激进地向现代文明跃进，容易导致强烈的“排异反应”，让国家分崩离析。

　　一边是2500年的“文化资本”，一边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大势，知识分子既要坚持家国一体观，又要接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努力将两者融为一体，这恰似鱼与熊掌，难以兼得，而又必须兼得。

　　这两难，既是近现代知识分子们的桎梏，却也是陈乐民先生的价值所在：他学贯中西，融传统士人精神的家国关怀，与西方哲人的独立精神于一身，使他摆脱了“三极”。

　　陈乐民年轻时在大师云集的清华、北大求学，旧学功底、文人趣味、家国情怀，都与五四一代学人一脉相承。

　　阎连科说，在对民族和国家的爱与忧虑上，陈乐民是与鲁迅同向同明的：前者是“发自人灵魂的痛与爱”，后者是对“中西对比下的忧虑与爱”。

　　《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的书名，正好融合了他的眼界和问题意识。在书中，陈乐民写道“不要总站在中国几千年辉煌、一百年屈辱的角度，而是应该超脱起来，站在外部来研究中国到底是怎样的。”

　　他把西方近现代文明梳理得越清楚，就越清醒地意识到，传统中国文化虽然有自己的精神力量，但中国的现代化，却更得益于西方的经验。因此他认为，我们对历史既不能假设也不能责怪，更不能抱残守缺。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不可能等中国自己自生地‘补齐’了课再一起前进，中国必须、而且只能从西方文明中‘移植’和‘嫁接’过来对自己有用的物质和精神的东西。”（《在中西之间》第171页）

　　他将启蒙价值，视为欧洲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并以《启蒙札记》一书对欧洲“启蒙运动”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梳理，而这正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最欠缺的。

　　陈乐民先生的西学研究，总是带着强烈的使命感，一边为中国寻找发展道路，一边为建立一个公民社会而引入新思想、改造旧思维，使之适应人类文明普遍的价值，但又不失固有之血脉。

　　这一夙愿并没有停留在框架层面，而是付诸行动。晚年的陈乐民，身患尿毒症，每周做三次血液透析，但却开始了一项有害健康的“大工程”：从形而上的哲学层面，打通中西文明.....

　　可以说，在士人精神衰落、知识分子失格的年代，陈乐民先生就像与大风车作战的唐吉可德，他一边远远地躲开时代的疯狂和堕落，独自坚守着五四一代学人的家国关怀，一边冷眼旁观，在书斋中书写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能只有家国关怀，还需要保持独立精神，不对权力、资本唱赞歌，甚至不对大众负责，只向真理低头。

　　因此，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背景下，谈论家国关怀，绝非简单地“要”或“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要”的问题。比如，“爱国”这一话题，至少也分为四个层次：

　　1.尊重常识：爱国不仅是情感，更是能力，需要了解、并尊重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否则反而容易误国。

　　2.爱每一个具体的人，而非抽象的概念：世间并不存在抽象的国，“国”是由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组成。因此，爱国要落地到爱亲人、朋友、邻居，与人为善。

　　3.以专业主义立身：现代社会，高度分工却又高度协作，但却没有一个“爱国”的职业，爱国精神只能寄生于世俗的专业主义。享誉世界的家、科学家、企业家、学者，是国家的名片，是实至名归的爱国者。

　　4.融入世界，消除遮蔽：文化一旦自洽就会自我遮蔽。最高层次的爱国，是拥抱人类抵达的文明高峰，完成文化的自我更新，拓宽未来的生存道路。

　　第一个层次，是现代公民的必备素养；第二、第三个层次，是值得每个人为之努力的目标；最后一个层次，则是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却也是最高要求，它是哲人精神在现实中的投射。

　　对陈乐民先生略有耳闻的人，都知道他是欧洲学的鼻祖，但极少有人知道，他更像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

　　他以研究“国际关系”为学术起点，却逐渐走向更广、更深、更为基础的哲学、历史、宗教......且无一不极富洞见。

　　他在《书巢寻理》中谈中国古典文学的诗与小说，论《诗经》与林黛玉，又谈现代性与波德莱尔，中西对比之间，观点推陈出新；

　　《欧洲文明的进程》气魄雄浑，从古希腊一直写到“欧洲与中国”，又在《读史散记》中知人论世，有如手术刀般锋利地解剖国人；

　　可以说，陈乐民诠释了哲人精神的根本特征：以好奇心为驱动力，打破知识的藩篱，追求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境界。

　　因此，他能够圆融无碍地自由阅读、自由书写，这样的学者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化的今天，已经极为少见。

　　陈乐民先生独具魅力的书法、字画，延续了风流。然而，厌弃沽名钓誉的他，生前几乎从未对公众展示过，在他身后，三联书店为其举办了个展，盛况几乎空前；

　　“帝力于我何有哉”是他远离权力的写照，而悬挂于卧室中的“丹青不知老之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则是他对身外名的态度。

　　他一生“以出世的精神 做入世的事情”，心系启蒙精神和公民社会，却活得像都市隐者一样。然而，当中国这艘巨轮掉头之际，如何平衡历史惯性与浩荡潮流，陈乐民先生的价值，绝不止于阎连科所说的“获得羞耻心”。

　　陈乐民先生的文字风格，简朴、从容、自然，一如他笔下的书法、字画，是一派宁静、天真的大家风范十大文化底蕴城市。

　　阎连科说，陈乐民的文字就像“乡村收获后，摊晒在阔地上的粮食一般”，浑然天成的风格，不加一丝矫饰，却让人充满了收获的喜悦。

　　这样的文字，与当今流行的“互联网表达”背道而驰，在这个阅读快餐化的时代，必定有知音难逢的寂寞感。

　　如今，陈乐民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4年，像他这样恪守着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又具有宽广视野和家国情怀的学者，随着他的离去，都飘然而逝了。

　　然而，中国这艘巨大的“邮轮，在2500年的历史惯性中，如何既保有传统文化的价值，又融入现代文明的潮流，依然离不开陈乐民先生的启示，他的价值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为此，我们诚挚推荐陈乐民先生作品集。三十多年来，陈乐民先生的作品，散见于几十家出版社，庚子多事之秋，陈老的家人携手东方出版社，推出了迄今最全的《陈乐民作品新编》典藏版，以飨读者。斯人已去，他的思想与学问，仍在寻觅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