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以来，我们很少讨论文化发展战略问题，最近几年开始有所注意，但仅限于学术界，而文化部和报界重视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

　　解放以来，我们很少讨论文化发展战略问题，最近几年开始有所注意，但仅限于学术界，而文化部和报界重视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应该说，这与对外开放的历史背景有关我国对大城市的定义，也是中国建设事业深入发展及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碰撞的必然结果。“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就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和两种文化碰撞的产物，但由于很快地转向了方面，遗留了许多问题。当时主要有两派观点：一派主张全盘西化，一派主张保存国粹。争论了若干年，仅仅接触到了文化的时代性问题我国对大城市的定义。前一派认为我们身边的传统文化，中国文化落后，西方文化先进我们身边的传统文化，代表了两个或三个不同的历史时代；后一派也从时代上提出问题，如梁漱溟认为西洋文化病痛百出以后，必然转入中国文化的路，而中国文化在世界复兴以后，往后将是印度文化的复兴。钱穆则认为中国文化是青年性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壮年性的文化，而印度文化是老年性的文化城市文化分析。两派在数百篇文章中，只提出了东西文化的时代差别，而没有指出文化的民族性和人类性问题我国对大城市的定义。因而，他们都相信我们身边的传统文化，文化是一元的；而这种一元论的观点，又表现了他们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华夏中心主义。

　　目前，关于“文化”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力求先拿出一个定义来，否则便无法思维，这是西方文化的习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先对种种文化现象进行一个大致的分析，也许可以避免许多纠缠。我认为“文化”有三个层次，物质的——制度的——心理的。比如，中国古代发明的火药传到国外后，外国人最易接受的是火药的制作技术，即文化的物的方面；也可以接受由的鞭炮，即文化的制度的方面；至于中国人用鞭炮驱鬼迎神的那一套信念，即文化的心理层，外国人便不那样容易理解和接受了。又如，明末清初的传教士带来了钟城市文化分析、表、天文仪器和天文学的体系以及教。我们最先易于接受的是钟、表，然后是天文仪器，几经证明之后城乡文化关系，才接受了西法天文学说；而不拜祖先的教，在传播和接受时，是费了许多周折的。这说明城市文化分析，文化的物质层面，是最表层的；而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念、思维方式等城乡文化关系，属于最深层；介乎二者之间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我国对大城市的定义。它们所含的阶级性、民族性、人类性颇不一样城乡文化关系。由此组成的文化总体，不是时代性一个概念便能分析清楚的。

　　人们常常批评近代史上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其实那是对外来文化的一种很自然的反应，即首先注意的是物的方面。人们首先看到的是西方的船坚炮利城乡文化关系我国对大城市的定义，因而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不可能看到西方更深层的东西城乡文化关系我国对大城市的定义，更不可能提出科学与的口号城市文化分析。只是随着中西文化的多次交锋城乡文化关系，才慢慢看见了物质文化的后面，才有了教育变革、改良、辛亥以及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今天，我们又才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足，以及它所以不足的主客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