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脱贫意指通过教育来摆脱贫困状态

　　教育脱贫意指通过教育来摆脱贫困状态。教育具有强大的经济功能，个人和社会的教育收益具有持效性，因此教育脱贫是我国当前扶贫工作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重点。论及本科教育的教育脱贫责任担当，相关的研究往往指向的是助学、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等。然而本科教育更应基于其本质理念来补偿贫困生完成多重资本积累，以稳定脱贫，这一认识是探究教育脱贫本科教育责任担当的逻辑起点。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贫困本科生”的理解是家庭经济上困难的大学本科学生，他们及其家庭货币财富缺少、物质财富不足。世界银行在《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强调了“目前成为传统观点”的贫困解读，也就是贫困不只是指物质的匮乏(以收入和消费来测算)，还应包括低水平的健康与教育、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个体不能表达自身需求和影响力缺乏的状态。学界已经突破了对“贫困”简单的物质主义理解，即贫困不只是物质匮乏，还与个体所享受的健康、教育服务和抗风险能力等有关。进一步地，印度著名经济学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拓展了人们对贫困的理解。森的贫困理论集中表述于其名著《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中，他认为贫困的生物学、社会学、伦理学和政策学理解都存在不足。在市场经济中，个体的典型权利关系包括“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Tradebased Entitlement)”、“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Productionbased Entitlement)”、“自己劳动的权利(Ownlabor Entitlement)”和“继承转移的权利(Inheritance and Transfer Entitlement)”。其中“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指在市场经济中，个体可以通过转换，获得各种商品组合所构成的集合的可能性，也即为“交换权利(Exchange Entitlement)”，而每个个体都拥有基于自己(广义)所有权组合的交换权利组合，即“交换权利映射(Exchange Entitlement Mapping)”。森还认为，饥饿不是粮食供给的函数，而是交换权利的函数。进一步解释就是，饥饿不只是取决于食物的供给，而且更左右于食物的分配。森的研究是一个宏大的多学科论题，在这里我们并不想去讨论社会分配问题，但是可以由森如上精彩论述引申出贫困是交换权利的函数，即“贫困 = F (交换权利)”。在市场经济主导的现代社会，且在特定的社会分配制度情境中，个体的交换权利集合，也即交换权利映射越小，就会越发贫困身边有哪些文化现象。从逻辑上可以推理出，个体交换权利映射既与宏观社会分配(如社会福利保障等)制度有关，也与个体（狭义的）所有权集合有关，一般地在其他因素特定的情境下，个体所有权集合越大，则其交换权利就越大，贫困程度也就愈低。

　　基于以上研究，“脱贫”指的是通过扩大个体交换权利映射来使其摆脱物质匮乏、健康和教育水平低下，以及面临风险大且抗风险能力弱等生活状况。个体交换权利映射建基于社会分配制度和个体所拥有的所有权，文章探究的旨趣在于后者上海城市文化介绍。在一个既定的市场经济现代社会中，在特定的分配体制下，教育脱贫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增加学生个体的所有权，以扩大其交换权利映射，最终稳定地摆脱贫困状态。就大学普通本科教育而言，教育脱贫就是要通过大学本科教育拓展学生的所有权集合，以扩大其交换权利映射，进而摆脱贫困状态。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普通本科教育应该怎样拓展学生的所有权集合。

　　所有权所依附的对象是资本。大学本科教育一般能够为本科生积累资本，也即扩大本科生的所有权集合。这只是一种笼统认识，到底大学本科教育会增加本科生哪些资本，需要进一步追问。对此身边有哪些文化现象，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资本理论具有较好的解释力。资本(Capital)可以理解为期望在市场中获得回报的、所投资的资源3。布迪厄把资本的概念从经济学借用到文化研究中来，他想说明的是，文化也是一种财富，它可以被直接利用，也可以被转化成如金钱之类的有形物，这就是布迪厄所谓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文化资本包括了知识、文化习性和品位等，它是资本的四种类型之一；其他资本形式还有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符号资本（Symbolic Caprt）。其中，经济资本指的是有形资产和金钱等；社会资本指的是家庭、人际关系与社会网络等；符号资本指的是荣誉、声望和头衔等，而且这四种资本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是对传统人力资本的另外解释，对他而言，被一般人视为人力资本累积的教育甚至是任何训练，都是文化资本的累积过程；文化资本可以转化成为经济资本。由上可知，大学本科教育过程对学生而言就是其文化资本的积累过程。但本科生在接受大学教育的过程中，不只是在进行学术学习，这一过程还是个体整个的生活过程。期间本科生也在经历着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符号资本的累积。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与个体的社会关系相关的实际或者潜在资源的集合，它是短期或者长期直接有用的”。社会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社会关系网络，它在一定情境下能够转化为其他资本形式城市地理位置的概念，特别是经济资本。经济资本则更为直接地与货币金钱相关，抑或其本身就是金钱。符号资本则可以理解为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固化”，因为符号资本通常是这三种资本的表征与延伸。譬如大学毕业证书固化了持有者的文化资本。当然符号资本在一定情境下也可转化成为经济资本。

　　由上可知，贫困本科生在大学受教育过程中会积累四种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和经济资本。其中前三者完全可以，其实也通常会在当前或以后转化成为直接的或潜在的经济资本。但需指出并强调的是，在接受本科教育期间，学生所积累的经济资本往往是潜在的，虽然也不排除本科生在此期间实现不同程度的现实经济财富积累，但其经济资本积累更多的是长期的，这种潜在的在本科生毕业后获得更多经济资本的可能性往往在很大程度上由其在大学期间所积累的四种资本所决定。本科生通过大学教育积累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和经济资本，而前三者又促进了经济资本的积累，这样本科生就扩大了自身的所有权集合，进而其交换权利映射就随之增大，于是贫困生就会通过大学教育逐步摆脱物质匮乏、健康与教育服务水平低下以及风险人生等所表征的贫困状态。

　　本科教育需要对受教育者个人和社会承担责任，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大学不再是偏于一隅的边缘机构身边有哪些文化现象，其处于社会的核心，本科教育对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起到的作用是基础性的。本科教育承担起教育脱贫的职责，是大学对受教育者个人和社会的应有担当。而且本科教育对教育脱贫所起到的作用理应会更有持续性、稳定性，因为本科教育经历所累积起来的资本总会沉淀在贫困学生个体身心之中，使其终身受益。这种受益又会迷散于社会，从而贡献于社会的文明进步。如前文所述，在市场经济及既定社会分配制度情境下，贫困本科生的贫困是交换权利的函数，所以对本科教育而言，其教育脱贫的责任在于扩大贫困本科生的交换权利映射。于是本科教育努力促进贫困生在受教育阶段的资本积累，就是其在担当教育脱贫责任。基于布迪厄资本分析框架，本科教育的教育脱贫责任应具有如下维度。

　　文化资本指涉学生的知识、习性和品位等，可以把个体受到的(广义)教育、培训，甚至与文化相关的生验涵盖在内。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的存在有三种形式，即具体的、客观的和体制的。本科生进入大学场域时，并不是一张白纸，而是来自不同的家庭环境，接受了不同的基础教育，经历了不同的人生体验，所以各自已拥有的文化资本起点总量也不尽相同。布迪厄与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的观点相异，他认为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并不一定完全对应。但是我们通过观察现实生活可以发现上海城市文化介绍，贫困的家庭，首先是其物质财富在不同程度上相对匮乏，其次在贫困家庭成长起来的本科生其受到的基础教育也往往存在劣势，这就犹如把经济发达城市的孩子受到的基础教育整体上与农村孩子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一样。贫困家庭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其所拥有的如书籍等客观文化资本会较少，其进入大学前的具体的(品位等)、体制性的(相关证书等)文化资本也会相对缺失。贫困本科生进入大学进行学习时，其原生文化资本相对较少，所以作为文明社会的弱势补偿，本科教育需要对贫困生文化资本积累进行补助。布迪厄的实证研究有一些有趣的发现：社会(经济)出身越高的大学生，做研究时选择“他国”题目和地点的可能性越大；从艺术文化领域来看，出身越是高的大学生，他们的知识就越丰富；在没有组织教学的文化学术领域，出身高的学生总是占优势的。这类情形的出现，既是贫困本科生进入大学前因家庭经济弱势带来的文化资本积累的结果，也表征出本科教育过程中对贫困学生的不利不公局面。

　　一般地认为，社会资本是通过关系网络获得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的集合体，可能是“实际的”，也可能是“潜在的”，后者往往难以被感知。由于特定的原因，在我国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被“污名化”了，甚至社会资本总是与裙带关系、贪污相关联。这里我们讨论的社会资本本身具有正当性，属于合法的范畴之内。因为经济资本是其他形式资本的根源，所以贫困本科生因为经济弱势，其家庭所附着的社会资本往往会相对较少。贫困生家庭社会资本不足对其大学期间社会资本积累当然会有影响。我们可以把本科生的社会资本分为两类。一类是原生的，它主要是由本科生的家庭所带来的。大学作为一种机构具有相对的社会活动封闭性，而本科生作为学习者其活动具有一定的单一性，这样原生社会资本并不一定能够被本科生所感知。但是可以推定的是，因为贫困本科生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往往处于劣势，所以他们在大学期间所拥有的原生社会资本也相对较少。另一类本科生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是自生的城市地理位置的概念，它是由于本科生自身的“关系活动”所创造出来的。通过观察可知，贫困生往往在社会活动的意识和能力上处于相对劣势，这其中的原因既与他们上大学前的贫困生活经历所带来的心理与精神上的影响有关，也与其所接受到的基础教育有关。基本的情形是，贫困本科生与其他本科生相比，他们在社会活动的意识和能力上往往不足，这样他们所自生的社会资本也具有相对劣势。贫困本科生的原生、自生社会资本双重劣势决定了其社会资本积累的相对弱势，这种情形理应在大学受教育期间得到学校的相应补偿。

　　在布迪厄的理论中，经济资本由各种经济利益或收入、经济财产以及生产要素所组成。如前文所述，对本科教育而言，其主旨并不是要使学生在大学期间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本科生在校期间的经济资本积累更多的是一种“潜力”，更多的是指本科生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后积累更多经济资本的潜能，当然这也并不否认其在校期间的实际经济资本增长，但后者并不是本科教育的旨趣。因此可以明确，本科教育对本科生经济资本积累的贡献应主要是提升其将来走出校园后积累更多经济资本的潜能。还有一个需要强调的基本意识是，普通本科教育从本质上讲应是通识教育，它是为学生将来的整个生活做准备的。为学生将来整个生活做准备当然也包括为其将来的经济生活做准备，但如若把这一点看成普通本科教育的核心所在，则庸俗化了本科教育，也偏离了本科教育为通识教育的质的规定性，从而滑向了职业教育。这里并没有对职业教育歧视之意，只是强调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属性和功能的区分。普通本科教育能够通过学术教育促进本科生潜在经济资本的积累，但本科教育其功能更为广泛，它指向的是本科生未来的整个生活。它不应是一种过分强调劳动技能的教育，而应是一种“无用的”博雅教育。当然这种“无用的”教育其实长远来看对本科生的潜在经济资本积累是“有用的”，因为整体来看，简单的技能教育往往在促进学生长期经济资本积累上比不过以博雅教育为基础的高智识的学习。有学者把教育分为“生存教育”和“地位教育”两种类型，生存教育只是在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而地位教育追求的是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基础上的更高社会地位身边有哪些文化现象。即使把普通本科教育定位为通识教育，我们也很难说其只是单一的地位教育，尤其在我国普通本科教育因毕业生就业压力大、理念偏差等原因带来的明显的系统性“下移”，或多或少地偏离通识教育的当下，普通本科教育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生存教育属性。所以当前的普通本科教育是生存教育与地位教育并存。社会是分层的，贫困家庭属于下层，而社会分层往往在高教系统内有程度不一的“复制”，所以下层贫困本科生的大学教育更多地偏向生存教育，这一情形往往是由贫困生专业与课程选择、校园活动参与和关注主题偏好等在不知不觉中形塑而成的。而从长远和整体来看，地位教育对本科生潜在经济资本积累的贡献更大。另一方面，本科生在校期间的直接经济资本积累也不能完全否定，而这种积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原生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这方面贫困生同样处于劣势。

　　符号资本也可以称之为象征性资本，是用以表信、声誉和仪式活动等象征性现象的概念。符号资本的积累与其他三项资本的富有程度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认为，符号资本是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延伸和固化。譬如本科生通过努力学习，在大学期间积累了深厚的文化资本，荣获了优秀毕业生的荣誉，这一荣誉就是由文化资本延伸而来的；本科生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类的付出，担任了学生会主席一职，这一符号资本就是由其所累积的社会资本固化而来的；同样地，创业大赛获奖的荣誉也是由学生积累的潜在经济资本而得到的。由以上探讨可知，整体上看贫困本科生因为家庭经济弱势，在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积累上往往处于劣势地位，而符号资本是这三种资本的延伸和固化，所以贫困本科生的符号资本积累也处于相对劣势地位。

　　贫困本科生的教育脱贫关键在于扩大其所有权集合，以增大其基于所有权集合的交换权利映射。对贫困本科生而言，基于普通本科教育的本质属性，扩大其所有权集合，就是通过本科教育促进其四重资本积累。

　　大学本科教育旨在通过教育活动促进受教育者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符号资本的积累。但是贫困本科生更公平地进行这四项资本积累的前提是，其经济困境要得到有效缓解。因为作为贫困本科生个体而言，根据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需要层次理论，只有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才可更好地站在其他本科生同样的平台上公平地积累四项资本，以扩大自身交换权利映射。如果贫困本科生经济生活上遭受困顿，则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其学业和资本积累。当前对贫困本科生进行直接经济补偿的工作受到了政府部门和大学的高度重视，但是其中尚存在因“信息不对称”识别贫困生精准度不高而带来的“搭便车”“逆向选择”等负面现象身边有哪些文化现象，从而导致对贫困生进行直接经济补偿的有效性不够。大学精准识别贫困生需要外部的制度供给，如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构建，以及在为贫困生建档立卡基础上的信息合理共享制度的形成等，当前这些社会系统工程正在构建过程中。

　　有论者把文化资本分为“学业资本”和“品位资本”两类，学业资本指向的是学业、学问和学识等，品位资本则与情趣、格调与品味相关。这一分类方法虽然是粗线条式的，但对本科教育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因为本科教育是一项教育事业，而教育的核心过程就是文化资本积累。本科教育过程中学生文化资本积累笼统地可以分为“学业文化资本”和“品位文化资本”两个维度。学业文化资本指向的是本科学业。贫困本科生在学业上与其他本科生相比，存在一些较为普遍的差异或差距。譬如贫困本科生的英语学业经常处于劣势地位。贫困生在进入大学前，家庭和所就读学校为其所提供的英语教育资源是相对缺失且水平相对较低的，所以其英语学业成绩更多地分布在中低层次，更大的差距还体现在英语听说能力上。对一些高新科技相关的学习主题来说，贫困生从小的科学见识以及由此带来的真实兴趣也往往相对不足。这些学业的原生劣势可能在高考成绩中体现不明显，因为高考分数可以通过反复的训练来提升。但是原生学业劣势会对贫困生的大学学业文化资本积累带来不利影响，这需要大学重视并加以弥补。在品位文化资本积累上，贫困本科生的劣势则更为突出。因为品味对贫困家庭及其孩子来说，仿佛更具“无用性”，或者是更难具有“可获得性”。贫困本科生积累品位文化资本的意识需要通过大学教育来获得或者增强，而具体获得品位文化资本的教育过程则需要大学在课程设置、文化活动开展等方面予以重视，以切实促进贫困生的品位文化资本获取。“知识即财富”，只有贫困本科生积累更多的学业和品位文化资本，才有可能使其获得更多的交换权利城市地理位置的概念，以期稳定地摆脱贫困。

　　贫困本科生因为家庭经济处于弱势地位，原生社会资本存量相比而言往往是不足的。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往往是通过积极的社会活动来创造的。如果本科生自身没有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意识，且其社会活动能力相对有限，那么他们自身的社会资本积累就不会充分。贫困本科生因为早期的贫困生活经历，特别是家庭教育与基础教育体验使他们与其他本科生相比，在参与社会活动的意识和能力上往往都处于劣势地位。有论者对贫困本科生进行研究指出，这一群体具有更大的概率存在自卑封闭、自尊敏感和焦虑嫉恨等问题，他们需要进行“心理脱贫”和“精神脱贫”。所谓心理脱贫和精神脱贫就是进行相关的教育与心理干预，使贫困本科生走出自卑封闭、自尊敏感和焦虑嫉恨等负面心理。这些负面心理摆脱后，贫困本科生就更有可能以一种平和积极的心态参与社会活动。在此基础上，大学需要进一步主动引导贫困生培育自身参与社会活动的意识，并且通过正式或非正式课程来培养其社会活动参与能力。大学此类针对贫困本科生的教育活动远远超出了当前简单的直接经济补偿的实践范畴，这需要本科教育做出更多的努力，以促进贫困生的社会资本积累。贫困本科生拥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本，则其交换权利映射就得到扩大，摆脱贫困之路就往前进了一步。

　　当前大学本科教育实践除对贫困生进行直接经济补偿之外城市地理位置的概念，主要在做的是开设更多易于就业的专业、加强技能性培训和就业指导等。在当下毕业生群体庞大、就业困难，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下，这些举措似乎具有无可争议的正确性。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普通本科教育本质上属于通识教育，过多的技能性教育会偏离通识教育理念，本科教育也应有更高的追求，技能性教育应是职业教育的重要担当；而且大学本科教育对学生的就业责任也应是有限度的。大学本科教育应恪守通识教育理念，让本科教育回归本位，不应在为贫困生进行直接经济补偿之外做过多的增进其短期和直接现时的经济资本积累的努力。社会以及受教育者个体无论意识到与否，他们对普通本科教育其实有一种超越了简单的职业技能培训的期待。如上文所述，本科教育更应重视的是对贫困生潜在经济资本的积累，这需要大学强调博雅教育与地位教育，以此更为长远地促进贫困生潜在经济资本累积，从而稳定脱贫。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