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楼广厦、车水马龙，当代城市的外貌愈加光鲜亮丽，可是在这层面纱之下，国内的城市转型遇到了种种问题

　　高楼广厦、车水马龙，当代城市的外貌愈加光鲜亮丽，可是在这层面纱之下，国内的城市转型遇到了种种问题。

　　通过实地走访和对史料研读，青年学者、《生活》杂志副主编张泉发现，我国当代城市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在近代中国，都有所表现。他将自己的感触，写在了11月出版的新作《城殇：晚清十六城记》（以下简称《城殇》）里。汉学家舒衡哲如此评论本书：在《城殇》中，张泉怀着热情与洞见驾驭了一个极为宏大的题材，对于一个年轻的作者而言，就算再有天赋，也是十分难得的。

　　12月25日，张泉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谈及他对城市的切片化观察，和对我国当下城市发展的思索。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在1992年的著作《观察中国》中写道：中国在过去150年中，间断发生的周期性，是历史所需的最深刻和最大规模的社会变革。

　　通过采访、旅行、阅读，青年学者张泉有了与费正清相似的发现：中国城市的转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语言的转变，经历了晚清至这一时间段的重要过渡。这一时期是变革中的中国的十字路口，那时的诸多彷徨与选择，直接决定着我们今日的生活。借此，张泉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近代中国城市的转型，经四年撰写，两年修订，写就《城殇》。

　　在《城殇》中，张泉选择了长沙、上海、香港、天水等16座城市作为切片，其中，有中国城市化早期探索的代表地依托洋务运动兴起和衰落，安庆和马尾造船厂所在城市安庆、马尾；有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城市理念在中国留下深刻投影的城市代表英国式的香港、葡萄牙遗风的澳门与风情的哈尔滨

　　观察城市，张泉也有不俗的视角文化与城市研究译丛。比如，他写上海，是从出版界入手，更为看重上海得风气之先的文化影响；写北京，他从公园进入，阐述公共事业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张泉的笔下，我们所看到的远远不只是城市，还有城市背后的个人：李鸿章之于北京，袁世凯之于天津，张謇之于南通，张静江之于杭州

　　张泉写作《城殇》的缘起，还要从2005年的一期《纽约时报》说起，一篇副标题为《从开封到纽约繁华如过眼烟云》的文章令他印象深刻，文章论述了一千年间，世界中心城市从中国开封到美国纽约的更迭。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历数世界之都的位移与更迭，并大胆预测城市文化建设的概念，若干年后，纽约世界中心城市的地位，还将被城市取代。他的观点与视角，对我触动很大。张泉对记者说。

　　之所以选择殇字作为书名，张泉解释，书中选取的16座城市，京、沪、港、澳等城市繁荣依旧，这些城市当下拥有物质方面的发达，但在文化方面尚有偏差。

　　而在古代中国，各具特色的中国城市恰是因为各自鲜明的文化而为人称道。张泉说，古人写有《二京赋》《三都赋》等妙文为城市留影，曾经拥有嵇康、陆机的洛阳，令马可波罗惊叹的北京，风华绝代的江南诸城，无不拥有其独到的城市文化。而我国当下的很多城市，几乎清一色被高楼广厦填充文化与城市研究译丛，正在失去个性和特色。张泉告诉记者，在未亲自踏足开封前，他对这座城市的了解，来自《宋史》《清明上河图》《水浒传》中的描述。如今的开封，褪去了《清明上河图》中的繁华，成为深受环境困扰的城市中的一员。在开封停留的日子里，我鼻炎复发，城市中浮尘较大，我穿的白衬衫一天之内袖口、领口就发黑了。

　　张泉对记者回忆道，他曾在北京遇到一个美国记者，对方如此评价中国的城市：它们都是一样的，就像一个发育不良的纽约。

　　采访中，张泉通过事例，梳理了当代中国城市的发展脉络：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间（1949年到1979年）文化与城市研究译丛，是农村包围城市，即反城市化的潮流。在此期间，随着城市化的停滞，现代化也停滞了。改革开放后，我国又从反城市化变为过度城市化。拆迁旧宅，建起摩天高楼这类纪念碑式的建筑。

　　对于当下大拆大建的城市建设，张泉有他的见解。比如沿着北京城中轴线所做的城市规划。张泉认为，俯瞰现今北京，中轴线两侧城市文化建设的概念，皇家建筑宫殿、园林文化与城市研究译丛、地坛依旧在，可是周遭的格局早已被改变。以坐落在北京长安街上的国家大剧院为例，张泉认为，长安街上的建筑多为棱角分明的中国式，而国家大剧院巨蛋的外形现代感十足，与周边建筑风貌不协调。

　　在我国当代城市建设中，也出现了中国建筑界的传统与现代之争。张泉援引了南京明故宫申遗的事例。上世纪90年代，明故宫从南京市级文化遗产升至省级文化遗产。十年后，明故宫面临被房地产开发商侵占的危险，文物局立马整理材料，火速申报了国家级文化遗产。2006年，南京地铁二号线的设计路线，就是否横穿明故宫，规划局和文物局之间产生了分歧。规划局的苦衷是，若不横穿明故宫，需多花费900亿，鉴于地铁属于国家级项目，终以地铁二号线横穿明故宫而告终。在高度城市化的当下，我国的城市发展很难处理好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张泉说。

　　关于未来若干年我国城市的发展格局，张泉预计，短期之内，我国城市还会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在高速发展中会面临诸多珍贵事物的湮没这一矛盾。总有一天，这种飞速发展会渐渐停下来，人们会更多关注城市的文化问题。

　　张泉认为，一座城市最重要之处是多元化，而非一种模式的照搬。城市是人群汇集地，理应带来个性、融合和多元化发展。以时期的上海为例，彼时，上海之所以成为文化磁场，并不仅仅因为它灯红酒绿的生活，或者提供了来自租界的庇护，还有坐落在四马路望平街上，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及各大报馆带动的出版业的自由竞争。

　　事实上，张泉写作《城殇》有着明显的现实用意，他的文字建立在回望历史、反思现实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是为了唤醒那些沉睡的城市记忆，为当下城市建设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有益启示。对此，张泉对记者说，当下城市的每个细枝末节，都和我国近代城市有血脉上的关联，只是多数人浑然不觉文化与城市研究译丛。我想通过本书，回溯以前的城市是什么样子，怎样变成了现在这个状态。

　　当代的历史叙事，无论是学院派的研究，或者畅销作者的戏说、演义，都曾标榜重回历史现场。

　　绝对的真实或许并不存在，历史本身就是一个罗生门式的记忆陷阱，我们只能尽可能地寻找材料并运用材料，尽可能地考证、斟酌、比较而已。

　　我更为看重的是对历史在场感的探索，我希望唤醒我们时代对历史的感官体验，从视觉、嗅觉、听觉乃至情感、心境上，重回历史现场。

　　在这本书里，我也尝试重新发现一些各地的文史资料中潜藏的素材，希望把这些零碎杂乱的线索串联起来，从细处摸索大历史的地矿脉络。

　　我希望唤醒历史写作之中沉睡的美无论是敲碎时代坚硬的果壳还是用徒劳的祭文为往事招魂，无论是发现真理还是再现传奇，是在希望中重述，抑或在绝望中反思，是从残缺中感知故去的美好，或者在迷障中触摸的力量。这是我书写的直接目的，我或许永远都无法抵达，却一直在试图靠近。

　　这本书确实以历史为重心，但从未回避现实，所有的历史叙事正是建立在反思现实的基础之上。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也不过是借古人的酒杯文化与城市研究译丛，浇胸中块垒。

　　陈寅恪晚年作诗多用曲笔，用曲笔不是因为恐惧，更不是炫技，而是他希望这些文字可以曲折地活下去。因为只有活下去，它们才会在某一天被翻开，才会唤起一些记忆，震醒一些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