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国家从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转人另一个阶段时，经济发展的过程就达到一个转折关头

　　当一个国家从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转人另一个阶段时，经济发展的过程就达到一个转折关头。在此关头会出现各种。如果该国住了这种，它就会实现发展；否则，它就只会繁荣一时。

　　从投人劳动力开始而以再投资为终点的生产周期产生了一些成果，人们因而感到更富裕一些的时候，他们也许会倾向于今后少劳累一些。另一方面，消费可能快速上升而减少了盈余，从而使发展变成市面繁荣。此外，即使盈余有所增长，人们也可能决定不再把它用于生产性投资。相反，人们可能经不住而把它花费到自以为是当务之急的事情，例如为树纪念碑性质的工程，为振国威而进行的战争，追求福利的乌托邦计划，或者干脆搞享乐。他们还可能企图保留自己的发展阶段，其手段是实行保护主义的战略或政策，而挫伤兴业精神和投资的积极性。

　　每当一种关键的出现时，一个国家不是克服它就是陷进去。因此，我们也可以将经济发展过程界定为这样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不论何时出现，都予以而作出有利于投资、竞争和创新的决策。

　　一个国家必须能以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式度过的关头。如果有一定的价值观占上风，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塔尔科特•帕森斯指出，“价值观”可视作一常规象征体系之中的一因子，它能充作一准绳，人们依据它而在一定情况下可供选择的各种行动方针中，作出自己的抉择。①国家必须具备那种有利于而作出正确决策的价值观体系，才能实现持续的、迅速的发展。

　　价值观有两大类：一类是内在的，一类是工具主义性的。内在的价值观是指我们不计个人得失而均予遵循的价值观。例如，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要求人们作出牺牲，有时就个人得失而言，它是“不利的”。然而自古以来，千百万人都为捍卫祖国而献出了生命。

　　相形之下，工具主义性的价值观是指那种因为它直接对我们有利，我们才予以遵循的价值观。假定一国致力于经济增长，为此而强调努力工作、提高生产率和进行投资。倘若有利于发展的决策所追求的只是一种经济上的工具主义性价值观，例如要发财致富，那么人们富到一定程度时，努力就会减退。

　　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起来了，仍然像它穷的时候一样努力？当人们不断地努力工作、竞争、投资和创新，甚至当他们不再需要如此努力就可以过上富日子的时候，也继续照样努力干，这时经济发展的就会发生。只有当人们所追求的有助于繁荣的价值观在繁荣出现以后仍不会消失，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在决策的关键时刻占上风的能导致经济持久发展的价值观，必须是内在的，而不是工具主义性的。工具主义性的价值观按自身定义来说就是暂时性的，只有内在的价值观才能无穷尽。任何工具在完成了它的用途以后就不再有用，而内在的价值观却永远召唤我们攀登一个又一个高峰。

　　所有的经济价值观都是工具主义性的。我们需要钱，是用以达到某种非货币的目的企业文化的定位，例如追求福利，幸福，自由，安全，宗教信仰，或慈善事业，等等。因此，要使发展不停顿，积累的过程就决不能被它自身的成就所窒息。这就是说，推动人们不停顿投资的价值观，不能是经济性的，否则，一旦取得经济成就，价值观即会随之消失。当一国人民富起来了，其价值观体系中，除了发财致富以外，还必须有某种东西能敦促人们继续创造财富，永不满足。这“某种东西”应是非经济性的，也许是维护生存和安全，也许是拯济受难者，或者是追求卓越和威望，甚或是建造帝国文化对人的特点，总之是永不满足的价值观。

　　然而，持续发展所必备的内在价值观，虽然是非经济性的，却决不能是反经济的。它们应既是非经济的，同时又是亲经济的。它们是非经济的，不会随经济成就而消失；它们是亲经济的，将会不停息地推进积累的过程。

　　经济发展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经济价值观不足以保证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决不可仅仅托付于经济价值观。一国人民接受什么价值观或不接受什么价值观，这属于文化领域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经济发展是一个文化过程。

　　属于文化领域的价值观，叫做“伦理”。一个人本着原已自愿接受的一种内在价值观，或者后来认识到应当如此而加以遵循的一种内在价值观，所表现出的行为，叫做“道德”的行为。按内在价值观为人处世的人，即是有道德的人。当一个国家遵从非经济而又亲经济的价值观实现经济发展时，我们可以断定这种经济发展是一个有道德的现象。如果没有持续经济发展所需的价值观，就会占上风。体现的是短期的愿望，而经济发展是长期的过程。在短期与长期的斗争中，如果决策过程缺乏一种内在的价值观作依据，短期愿望就会得势。这里就看出价值观的功能：充当短期愿望和长期愿望之间的桥梁，决定性地增强长远目标的力量，否则人们就会只顾满足眼前的利益。

　　在《不发达是一种心态》一书中，劳伦斯•哈里森集体中从文化的角度论述了经济发展。为了阐明自己的论点，他作了一系列双方的对比：哥斯达黎加与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共和国与海地，巴巴多斯与海地，澳大利亚与阿根廷，美国与拉丁美洲。在每一对比中，作者都以文化因素说明了发展的差距。他还用一章的篇幅论述了西班牙与通行西班牙语的拉美诸国在文化上的相似性及其后果。

　　我读了哈里森的这本书以后，禁不住想尝试一下再进一步，在双方对比之外，对两种类型的价值观体系作一文化分类，其中一类是完全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另一类则是完全阻碍经济发展的。在这一理论分类的框架之下，从哈里森的分析可以看到相关的实例。

　　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可以按照相容的格局予以归类，这就是“价值观体系”。实际的价值观体系是复杂的，而纯价值观体系仅存在于我们的思维之中，即理想的类型。有可能构建两种理想的价值观的体系，一种只包括那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另一种只包括那些阻碍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尽量靠近前一种的国家，就属手现代国家；尽量靠近后一种的，则属于传统国家。这两种理想的价值观体系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完全地属于其中哪一种文化对人的特点。然而，有些国家比较靠近前一个极端，另一些国家则比较靠近后一个极端。

　　现实的价值观体系是处在运动之中，而且优劣兼备。如果它们是朝向有利的价值观体系运动，它们就会改善一个国家的发展机会。如果它们是朝相反的方向运动，那就会使一个国家的发展机会缩小。

　　这一分类包含着20种因素，对于这些因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文化和阻碍经济发展的文化在看法上是大不相同的。这种差异与两种相对立的文化的经济成就是密切相关联的。在两类理想价值观之中，人们选择靠近哪一种的价值观体系，实际上就表明他们宁愿要哪一种的经济，结果也就会是那样的经济。这就引出一个人们有争议的结论：归根结底，一个社会的经济发达或者不发达，并不是外界所强加，而是社会自身所选择。

　　自古至今，宗教信仰一向是最丰富的价值观源泉。当然，正是马克斯•韦伯把教的新教，首先是它的加尔文教派，认定为资本主义的根源。换句话说，启动经济发展，靠的是一场宗教，其关键是如何看待生活中的胜利者（富人）和失败者（穷人）。韦伯将倾向于穷人的宗教潮流（主要是罗马天主教）称之为“承办式的”（“publican”），将倾向于富人即成功者的宗教潮流（主要是新教）称之为“遵守教义的”（“Pharisaic”)。

　　在承办式的宗教占主导地位的地方，经济难以发展，因为穷人认为自己守穷是正当的，而富人却感到难受，觉得自己有罪过。相比之下，在遵守教义的地方，富人为自己庆贺，认为自己的成功是受了上帝的恩典，而穷人则认为穷是上帝的谴责。不论贫富，人人都有强烈的愿望要通过积累和投资，来改善自己的状况。

　　按照这样的分类，承办式宗教倡导的是经济发展的价值观，遵守教义的宗教则是倡导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观。

　　经济发展的首要引擎是个人的工作和创造性。引导他们去作出努力和投资的，则是一种自由的气候，能让他们掌握自己的命运。如果个人感到他们是由别的人来负责，他们的劲头就会降低。如果个人的思想和信念都是听命于别的人，其结果就会是个人丧失原动力和创造性，或者是在服从和二者之间作一选择。然而，不论是服从或都不会产生发展。服从会使社会失去创新者，则使精力从建设性工作转向反抗，引出障碍和破坏。

　　相信个人，对个人有信心，是有利于发展的价值观体系的要素之一。相比之下，不信任个人，表现为监督和控制个人，是阻碍发展的社会的典型现象。相信个人的社会还应愿意接受一种风险，即个人作出的选择也许不符合政府的意愿。如果不接受这样的风险，让个人步步受到监控网的控制，社会就会失去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即人人都要按自己的愿望去生活和思考，表现出自己的本色，努力使自己卓越超群。倘若没有个人，只有“人民”和“群众”，就不会有发展。那时，人们不是唯唯诺诺，就是起而反抗。

　　道德有三个基本层次。最高的层次是利他主义和无私无我——这是圣人和殉道者的道德。最低的层次是犯罪，不顾他人的权利和无视法律。中间的层次则是雷蒙德•阿伦所说的“合理的利已主义”：个人的行为既不是圣人，也不是犯罪，而是在履行社会责任和遵守法律的范围之内，合理地谋求自己的利益。

　　马克思提出的口号“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以及罗马天主教坚持的教士无欲操守，就体现了最高的道德。两者均与人性不符。

　　在有利于发展的文化中，人们广泛地遵守法律和行为准则，这些法律和准则并不过分奇求，因而是现实可行的。道德方面的法律与社会现实是实际上相吻合的。而在阻碍发展的文化中，则是存在着彼此不通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最高标准的崇高世界，另一个是鲜廉寡耻、普遍伪善的现实世界。法律是遥远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只不过是表达了人们在理论上抱有的向往，而现实的世界却全然与法律无涉，通行的准则是弱肉强食，巧取豪夺，充斥着披羊皮的狐狸和豺狼。

　　在阻碍发展的社会中，财富首先是指已有的东西，在有利于发展的社会中，财富则首先是指尚不存在的东西。在不发达世界，首要的财富在于土地以及能从土地获取之物。在发达世界文化对人的特点，首要的财富在于有成功希望的创新过程。以计算机为例：在阻碍发展的社会中，看重的是今天的计算机，而在有利于发展的社会中，注意力集中于计算机的下一代。

　　在当年的英属北美殖民地，那些无人居住的土地是谁开垦就属于谁。而在南面的西属和葡属殖民地，却是一切土地归王室所有。从一开头，财富就属于有权势者。所以，财富不是来自创业，而是来自博取和保持国王恩宠的本事。

　　要想得到财富和卓越地位，就必须竞争，这是有利于发展的社会的特点，它不仅表现在经济中，而且也表现在社会其他方面。企业家、家、知识分子和各行业专业人士成功的关键都在于竞争。在阻碍发展的社会中，竞争却受到谴责，被说成一种敌对行为。他们主张用团结、忠诚和合作来取代竞争。代替企业竞争的，是社团主义。是围着领袖人物转，知识界不得不按照既定的教条来调整自己的生活。只有体育运动接受竞争。

　　阻碍发展的社会对竞争持否定的看法，这反映出他们使妒忌合法化，追求乌托邦式的平等。这种社会虽然批评竞争而赞扬合作，但实际上的合作往往还不如“竞争性”社会中那样常见。我们可以争辩说，正如体育运动所表明的那样，竞争事实上也是一种合作，因为竞争双方都不得不尽力而为，从而共同受益。竞争培育着、资本主义以及不同政见。

　　在阻碍发展的社会中，分配上的公平涉及的是现在活着的人，强调的是现在，还反映出更重视的是消费，而不是储蓄。有利于发展的社会在考虑分配上的公平时很可能还考虑到未来几代人的利益。在这种社会中，更重视的往往是储蓄，而不是消费。

　　在阻碍发展的社会中，工作并不受到很高评价，这样的哲学可以回溯到古希腊人时代。商人是不受信任的，但体力劳动者稍许好一点，因为他们必须工作才能生存。社会上受尊敬而地位高的人，是知识分子、艺术家、家、宗教领袖以及军队将帅。在教社会，在宗教改革之前，情形亦与此相似。但是正如韦伯所指出的，宗教改革，尤其是加尔文派的教义，把社会地位的高低排列扭转过来了，使职业道德神圣化。这一扭转了的价值观体系从一个重要的方面说明了西欧和北美——还有东亚——为什么繁荣，而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地区为什么相对贫穷。

　　当年在教条主义一统教天下时，马丁•路德以他的《论纲》对圣经作出了他自己的解释，成为宗教界知识多元化的先驱。在那个时代，离经叛道被视为异端邪说，是不可饶恕的大罪。然而，只有在思想上能提出疑问，才会造就创新，而创新正是经济发展的引擎。正统社会，包括前苏联，都压制创新。苏联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而不容许离经叛道，这是它瓦解的一个不小的原因。

　　我们看到，有利于发展的价值观体系所培育的人，敢于创新和提出异议。培育人才的主要工具是教育，但这种教育必须有助于受教育的个人去探求自己的真理，而不是强制灌输什么是真理。在阻碍发展的价值观体系中，教育却是灌输教条的过程，培养出唯唯诺诺的应声虫。

　　发达世界避开无法核实的理论，宁愿探索实际上可核实和有用的理论。拉丁美洲的知i只传统却偏重于大的宇宙观，使它在发展上处于不利境地。乌拉圭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在他1900年发表的轰动一时的《埃里厄尔》一书中，借用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两个人名，突出展现了这一区别，以潇洒、精明的埃里厄尔代表拉丁美洲，以丑陋、斤斤计较的卡利班代表美国。然而，开辟了经济发展道路的，却是北美人，而不是拉丁美洲人。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不能搞功利主义，因为它有严重缺陷，纳粹德国和苏联就是可怕的例证。

　　发达社会还尊重一系列的较轻的美德，如办事稳妥，整洁有条理，讲礼貌，准时。它们既有助于效率，又有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但是它们在传统文化中几乎不受重视。因为它们有碍于个人的自持，还因为人们只重视一些大的传统美德，如爱，正义，勇敢和崇高气概。上述较轻的美德却是发达社会的特点，在这种社会中，人们更尊重他人的需要。

　　时间有四个范畴：过去，现在，最近的未来，以及直到来世的遥远未来。发达社会在时间上的重点是力所能及的未来，它是唯一能够掌握或加以计划安排的时间框架。传统文化的特点却是为过去自鸣得意。至于他们看重的未来，则是遥远的、人类最终命运的未来。

　　现代世界的特点是强调理性。理性的人是在有所成就后才在一天的末尾感到，进步则是大量的小成就的结果。相形之下，传统文化强调的是宏伟的项目，例如金字塔，阿斯旺水坝，。阻碍进步的国家处处都有未完工的纪念碑，道路，厂房和宾馆。没关系。明天又会有一个新的梦想。

　　在理性社会，权力在于法律。法律的最高权威确立之后，社会就按照近代哲学家（如洛克，休谟，康德）归结为宇宙一自然法则的理性来运转。在阻碍发展的社会，君主、元首或国家机器的权力就像是一个喜怒无常、不可预测的上帝。无法指望人们让自己适应于已知的、合乎逻辑的、始终如一的法律要求；相反，他们不得不力图神化当权者的意志企业文化的定位，所以这种社会必然存在着不稳定。

　　在有利于发展的文化中，世界被看做是行动的舞台。世界等待着人们去有所作为以改变它。在阻碍发展的文化中，世界被认为是一个庞大的实体，其中各种不可抗拒的势力在表现它们自己。这些势力名目繁多，诸如神，鬼，强大的国际阴谋，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等等。在这种文化中，人们主要操心的事是拯救自己，往往采取乌托邦式的举动。因此，这种社会中的个人往往是动摇于狂热和悲观怀疑之间。

　　在进步的文化中，生命被视为操之在我，我是主体。在阻碍发展的文化中，人们认为一切是命中注定，我只能听天由命。

　　在阻碍发展的文化中，人们的目标是拯救自己，让自己从这个世界得到超度。按照传统的天主教的说法，现世界是尘世“泪谷”。拯救自己的办法是各种，争取超度到死后的另一世界。但是在新看来，在那另一世界的超度取决于个人努力转变这一个世界的成就。天主教观念的象征是僧侣，新教观念的象征是企业家。

　　有利于进步的文化和阻碍进步的文化，都有自己憧憬的乌托邦，即理想境界。在进步的文化中，人们认为世界是通过个人的创造性和努力而慢慢向遥远的乌托邦前进。在进步的文化中，个人却是寻求早日进人一个实际上达不到的乌托邦，结果又是摇摆于狂悲观怀疑之间。后一种观念就体现于罗马教皇约翰一保罗二世对印度的访问，他在那里坚持说，所有的印度人都有权摆脱贫困过好日子，而同时又拒绝节制生育。

　　在阻碍发展的文化中，乐观主义表现为人们盼望交好运，得到上天或强者的恩惠。在有利于发展的文化中，乐观主义则是表现为人们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以保证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命运，相信起作用的是自己的行动。

　　阻碍发展的文化是主义传统的继承人，即使它采取了卢梭主张的大众的形式，也依然是如此。它不承认法律的限制和体制上的监督。按照这种观念，国王对人民享有绝对权力。在进步的文化中，观的特点在于洛克、孟德斯鸠、麦迪逊和阿根廷学者胡安•包蒂斯塔•阿尔韦迪所主张的那种开明的、按宪法实行的，权力分散到几个不同的部门，法律至高无上。

　　以上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观体系与阻碍经济发展的价值观体系通过20种文化因素的对比。这一清单并不是结论性的。它可以通过更多的对比加以扩充，也可以压缩而只列出最重要的区别。我的标准是实际可用，即通过这20种因素，足以对两种价值观体系彼此相对立的观念，有所了解。

　　应当提醒的是，不论是这种“有利于发展的文化”还是“阻碍发展的文化”都不是现实世界中存在的现象。借用韦伯的话来说，它们是“理想的类型”，或“心灵上的构念”，展现的是两个极端，有助于作分析，能帮助我们对某一具体社会加以定位和给予评价。一个社会愈是接近于有利的理想一端，它实现持续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就愈大。反之，靠近不利一端的社会实现持续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就较小。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可以有一条想象的直线，现实的社会可以定位于该线上的某一点。然而，这种定位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没有哪一个价值观体系是静止不变的。它们总是沿两极之间的直线朝向这一极或那一极不断运动，尽管是缓慢地运动。两种理想类型就像是相反方向上两个照明的港口，召唤船舶的领航员向它们靠拢。这就让人们可以判断某一个国家是朝经济发展的方向前进，还是相反，朝脱离经济发展的方向移动，其运动的速度是快还是慢。倘若它已靠近阻碍经济发展的那一端，那就该考虑是否需要改变它的价值观体系的运动方向和速度，争取改善发展的前景。同时，还有可能判断，是不是有一些价值观虽然并不完全有利于发展，但却体现着一个社会的特性，只要它们不阻碍发展，就应该保留。

　　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线世纪之前还不曾出现。欧洲和中国、印度以及哥伦布发现新之前的美洲，均是如此。全球各地当时都处于低生产率水平，因为都还是农业社会。年景时好时坏，主要看气候，尤其是降水量如何。但是没有持续的经济发展。原因在文化。着眼于扩大生产和提高生产率、鼓励资本积累的价值观，尚不存在。那时的价值观体系是反经济的，它们重视的是另一些东西，例如，怎样超度埃及法老的灵魂，研究古希腊的艺术和哲学，罗马帝国的法制和军制，中国的传统哲学和文学，以及中世纪欧洲人弃绝尘世和寻求永远的超度，其手段往往是征战。最先在北欧和北美造就了经济发展的，是产生了新教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以前，在欧洲居领先地位的角色，是法国，西班牙（与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结盟），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摇篮）以及梵蒂冈。新教的文化使形势大变，原先的二流邦国——荷兰，瑞士，英国，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普鲁士，还有原英属北美殖民地——跃居领先地位。表现为工业的经济发展，给新的领先者带来了财富、威望和军事力量。非新教国家不得不面对现实：它们实现不了经济发展，就得受新教国家主宰。它们不得不作出选择：是承认新教霸权，还是坚持它们固有的价值观。

　　非新教国家的反应，各不相同。一个端是波多黎各文化对人的特点，它出卖了自己的拉丁灵魂以换取一杯羹的实利。另一个极端是坚持宗教激进主义的伊朗，它坚决拒绝西方式的发展，认为那会威胁到自己祖先传下来的特性，它的当权者都以保存这一特色为己任文化对人的特点。

　　另一些国家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运动。中国的帝国统治者蔑视西方的力量，最后却屈服。领导的党可以被看做是中国顺应西方潮流的真正第一步，蛊然它选择的是西方的一种异端，即马克思主义。又向西方再迈出了一步，向资本主义开放了门户，虽然保持着集权主义的体制。

　　1853年美舰强行驶人东京湾以后，认识到他们已抵挡不住西方。明治时代的新领导集团采取不同的方针：接受西方技术，而又不接受西方文化。随后，日本建立了相当了不起的战争机器文化对人的特点，打败了中国和，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了自己。屈辱之后化，这化生了根，日本人将重点从打仗转向了办工商业，结果惊人。韩国和中国这两块原日本殖民地也走了相似的路。欧洲的天主教国家接受了经济发展的逻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如此。新教国家的经济速率如今降低了，部分的原因在于早先的宗教动力有所减退；与此同时，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则已经跨越了发达和不发达之间的界线。

　　20世纪80年代——那“失掉了的十年”——拉丁美洲经历了它那些阻碍发展的价值观所引起的经济危机。拉丁美洲能否攀登上经济发展、化和现代化的高度，还有待于观察。（未完待续，关注书虫子，做思想体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