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中国2010年世博会的口号，也成了全体城市人的骄傲和“城市梦”的理由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中国2010年世博会的口号，也成了全体城市人的骄傲和“城市梦”的理由。世博会的这句话实际上是来自亚里士多德———古希腊最博学的学者。他说，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

　　如今，有不少人把本届世博会的口号自然而然地理解为“城市=美好生活”。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误读，是把“应然”的呼吁误读为了一种“实然”的陈述和判断。其实，这一口号使用英语原文的本意也许更为恰当———“Better City，Better Life！”即“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也就是说，只有使城市变得更美好，生活才会更美好。

　　在城市化浩浩荡荡“席卷”华夏、上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集聚城市寻觅生计的当下，城市，的确成了“美好生活”的一个象征，成了亿万人口奔“小康”的首选之地。可是，真正进了城的农民们，往往会发现打工者的“城市梦”并不是那么美轮美奂的。城市是充满了甜酸苦辣的人生竞技场，相比于农村，可能交织着更多的成功和失败为什么说文化是灵魂、希望和失望的轮回。事实上，城市人对现实中的城市生活的“幸福度”认同也是差异巨大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也要转换一下，转化为“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

　　今天的城市化，不再是简单追求市民数量的城市化，而是更进一步关注人们生活质量的城市化企业文化定位怎么写。它必须对城乡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现代文明向乡村的辐射给予更多的关注。

　　20世纪是世界加速城市化的世纪，也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化最快的一个世纪。就在当下，已有超过一半的人类生活在城市里。在中国，随着城市化率于1998年越过30%，我们的城市化步入加速期，并以年增长1%的速度持续发展着，已接近45%。于是，近年来，中国快速的城市化会带来哪些新的问题和挑战，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中国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入快速城市化的。那么，到底什么是“全球化”？我曾经试图用三大基本特征来概括：

　　第一，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展。最直接的一些表征，就是在当下，我们可以看到诸如WTO、IMF、OECD企业文化定位怎么写、APEC等各类组织正在不断对经济的全球化推波助澜。曾有人问道，在WTO中，游戏规则大多是人家制定的，且未必有利于我们的发展，为何我们还要加入WTO呢？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如果我们不参与其中，面对全球化的世界经济贸易活动，我们又怎么会有发言资格呢？毕竟，市场体制是人类社会至今能够找到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当然，金融资本的全球自由流通也会带来非常大的金融风险，其影响甚至可能危及全球。

　　第二，科学技术的全球联网。试想，如果没有发达的科学技术，没有互联网，会有今天如此之快的全球化发展吗？科学技术的研发，比如IT(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基因、克隆等)、材料科学(比如纳米材料等)领域，都是当下全球趋之若鹜的热门领域。

　　第三，生态环境的全球联动。我到澳大利亚访问时曾开玩笑地对当地的朋友说，澳大利亚这么大的地方，却只有与上海差不多的人口(相当于1800多万)，你们是不是应该多接受一点移民啊。对方连忙说，不行不行，我们澳大利亚缺水。我说，你们不四边都是水么？对方答曰，我们缺淡水。其实，缺乏淡水资源何尝不是一个全世界都须直面的严峻课题呢。光是中国，就有40多座城市被列为缺水城市。再有一次，我到日本访问，正值我国北方刮沙尘暴的季节。日本朋友跟我说，你们中国的沙尘暴都飘到日本来了。我说，对不起，朋友们，这可不是我们土产的，我们的沙尘暴也是从外面一路刮来的。要知道，我们只有这一个地球，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全人类更是同此冷暖，并肩面向未来。

　　可见，在当下，“全球化”首先已经是一个实然的事实判断。但作为价值判断，我们还应该充分认识“全球化”的“双刃剑”本质，对诸如“市场原教旨主义”与全球经济危机、“科技决定论”与跨国高科技犯罪、全球生态循环与气候变化等课题的深入研究皆不可懈怠。

　　众所周知，传统的城市化定义，强调的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劳动力转变。我们的城市化率也是这么统计出来的。但是，我要说，这种对“城市化”的认识，只注意到了城市化的量的特征，而忽略了对其进行质的规定。特别是以当下中国为代表的“自觉的城市化”，不仅仅是聚集的过程，同时也是辐射的过程，是城市文明向乡村的辐射，是城市现代文明的成果通过郊区向广大农村辐射，让广大农民也能享受到城市化进展和改革开放的成果。

　　所以，城市化是聚集和辐射的双向运动过程。这就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建立在“羊吃人”的原始积累上的传统的、自发的城市化，而是社会主义中国争取共同富裕的、自觉的、作为国家战略的城市化。简单的让农民进城不是城市化。今天的城市化，应该更加注意到文明成果的辐射———它不再是简单追求市民数量的城市化，而是更进一步关注人们生活质量的城市化。它必须对城乡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现代文明向乡村的辐射给予更多的关注。若能真正做到这一点，也将是中国对人类文明进程的一种贡献，即贡献一种属于21世纪的、新型的、城乡协调发展、成果共享的城市化。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城镇数量是两千多个，到现在已是两万多个。这一人口城镇化趋势，不仅成就了东南沿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战略，也蕴含着未来中国下一步发展的后续动力问题。西方学者曾跟我交流，如今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已出现了“逆城市化”的潮流，即有城里人愿意到乡下生活，为何中国仍对城市化如此重视？我说，西方之所以出现“逆城市化”，并非一概地反城市文明而行，而是在享受高度城市化所带来的文明成果的同时，要求享受乡村生活方式的自由、浪漫与恬静。这是一种更高水平的“深度城市化”或“后城市化”，或曰，一种“郊区化”的城市化，毕竟，郊区总是附属于城市的。所以，目前的中国仍应坚定不移地推进城市化。可以预见，我们中国的城市化将不再是简单的“消灭乡村”运动，而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一种新型的、自觉的城市化，它将以城市为据点将现代化文明及其成果辐射、分享至更广阔的地域。

　　“文化-心理空间”的重构对于城市生活的和谐发展尤为重要。其中，能否让城市中的“新移民”获得身份上的自我认同以及他人的承认与尊重，将是现代人心理和谐的基础。

　　城市是一个“物理-地理空间”，但它同时又是一个“社会-经济空间”、一个“文化-心理空间”。改革开放30年，我国取得的社会和经济成就斐然，但仍需我们未雨绸缪的是，我们在“文化-心理空间”层面上的变迁是否也跟上了如此大规模的建设与变动呢？比如，我们常说欧洲长期存在的跨国移民问题，给其“族裔”间的文明冲突埋下了可能性根源，而在当下中国，在总体上还没有巨大的跨国移民潮问题。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我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尤其是，由快速发展的中国城市化引发的异地移民规模空前，广泛流动的移民既是城市的活力，也会不可避免地遇到种种必然存在于不同地域文化习俗之间的冲突问题。因此，在中国，大城市里不同籍贯的移民间的和谐相处问题仍须引起重视。

　　现在中国城市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白领新移民。比如，在有些上海高校，外地生源本科生中有近70%留在上海就业，成为了上海的“新移民”。他们的“融入”问题相对比较容易，但他们也普遍承受着生活成本偏高的压力。首当其冲的，比如，要买房子为什么说文化是灵魂。对于一些相对较为年轻、收入又不那么高的白领而言，可能连当“房奴”的资格都没有。第二类是大批的农民工，相对第一类而言，他们要想实现“城市梦”的路更为漫长而且沉重。所以，城市如何去关注他们的文化生活、他们的心理发展空间，也显得日益重要。站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视角思考以上这些现实课题，我们应该认识到，身处当下城市化进程中的人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能遮风挡雨、畅行自由的“物理-地理空间”，还应当是一个能让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的“社会-经济空间”，一个能让来自不同地域、背景的人沟通交流、安身立命的“文化-心理空间”。

　　比如，在“物理-地理空间”方面，城市化不应该成为一个“消灭乡村”的“运动”，也就是说，对城市地理空间的改造或再规划都应该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经常为不少专家所反映的城市建设“摊大饼”问题、“开发区”热、“大学城”热，其中不少案例，都是在大量蚕食耕地。这不仅是对土地资源的滥用，还可能给城市自身发展带来许多新毛病。比如企业文化定位怎么写，上海在外环线米宽的绿化带，本应成为城市地理扩展中的一条“红线”，但如今随着房地产业的超利润，外环以外也出现了连绵的高层建筑。又如，如今有越来越多城里人也渴望享有“回归自然”般舒适安逸的生活空间，但是，事与愿违，在我们身边，恰恰出现了很多“假山假水假古董”的现象。不少房产商在造房子时，都为了抬高房子的卖价而在小区中人为地挖一个水池以打造所谓的“亲水性”。实际上，这种做法不仅意味着巨大的维护成本，弄不好还可能适得其反，带来新的环境问题。再如，在当前一些城市的老城改造工程中，不乏严重破坏城市“文脉”的情况。如此一来，导致所谓城市规划“千城一面”还是其次，最严重的是，城市中的历史文化遗存一旦被破坏，将面临无法挽回的损失。

　　在“社会-经济空间”方面，城市动迁亦引发了不少矛盾。众所周知，面对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农民不仅贡献出了廉价的劳动力，也一定程度上在土地资源上作出了牺牲。对于不少失地农民而言，他们一时得到的动迁补贴也许是其一生中可能获得的最大的一笔现金，但因此失去的，却极有可能是其祖祖辈辈安身立命的根基。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化必须要走出一条拥有更多理性与文化自觉的道路。也许，农地的集约化耕作会是未来中国开展大农业经营的一条必经之路，但无论如何，任何与此相关的改革路径的选择和实施，都必须考虑到中国最基本的国情。

　　而说到“文化-心理空间”，其重构对于城市生活的和谐发展可以说是尤为重要。因为，与作为一个同质化的熟人社会的乡村不同，城市是一个异质化的陌生人世界。当你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时，心里除了会有一种东张西望的新鲜感，一种胆怯的恍惚同样可能相伴而生。这就会形成一种文化心理上的压力。于是，不少城市移民难免会在自我认同上陷入茫然甚至困惑：我究竟是谁？我是否属于这个城市世界？而能否让这些“新移民”获得身份上的自我认同以及他人的承认与尊重，将是现代人心理和谐的基础。

　　生活永远是人们建立和建设城市的中心任务。而若想实现“更美好的城市、更美好的生活”，现代城市建设还应坚持三个原则：超越技术中心，回归以人为本；扬弃消费主义，实现可持续发展；化解文化冲突，建设和谐城乡。

　　的确，有更好的城市，才能有更好的生活。但城市梦的实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这其中还涉及到城市新的发展形态和新的功能目标的定位问题。

　　什么是城市功能？我认为，城市的基本功能就是“生产、生活、生态”。其中，“生活”问题最为核心。生活永远是人们建立和建设城市的中心任务，也就是今天我们的政府特别强调的民生问题。关注民生，就是“以人为本”———发展生产是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保护生态也是为了生活更美好。当然还要“仰望星空”，因为只有懂得仰望星空，我们才懂得综观全局。而且，仰望星空最深刻的立意在于启发人类心存敬畏，包括在面对改天换地、再造山河时对大自然也要心存敬畏。要知道，如果没有良好的生态，何以有更好的生活呢？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尊重自然和环境，这也是我们的科学发展观中提得最多的核心理念之一。总之，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不能仅仅是提供“成功者的选择”、建设“白领人士的乐园”。特别是在大规模的城市发展当中，我们更应多考虑一下如何尊重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最广大的城市平民和劳动群众的利益，努力确保他们的权利和尊严不受侵犯。

　　第一，就是要“超越技术中心，回归以人为本”。据说，如今光上海的高层建筑数就超过了整个美国西海岸高层建筑的总和。那么，城市的高楼建造究竟应不应该有所节制？即使人类有这个技术“能够”盖得更高，但是否确实有这个“必要”？我认为，当人们面对技术上是否“能为”这一问题时，还应依据人到底是否“应为”这一价值判断来做最终取舍。

　　第二，中国的现代化要注意“扬弃消费主义，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今天的中国，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确是必须的，要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也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但是，面对人类无止境的，地球的资源是否可行？我们到底是应该满足人类的所用，还是应该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显然，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回答以上问题的过程中必须坚守的底线。

　　第三，在社会发展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化解文化冲突，建设和谐城乡”。尤其，城市世界是一个更为拥挤又“异质化”的陌生人世界，而城市人的移民根源使城市中人在文化认同上更具多样性。

　　20世纪下半叶，西方提出了“高科技”与“低情感”的矛盾。也就是说，随着技术的发展水平越来越高，人跟人之间的直接接触却被技术屏蔽掉了，在网上聊了半天的朋友实际上可能就坐在我的后面甚至身边。而这种“高科技、低情感”的矛盾在现代城市人群中尤为突出。除此之外，城市还是一个快节奏、高速度的动态社会，而这种“高效率”总是伴随着“高风险”的。换句话说，高科技时代是一个风险时代，而城市则是高科技、高效率的汇集地，其面临的高风险自然也是首当其冲。所以，也许这些在发达国家已经出现的问题还未现身于我们的周围，但对于我们未来的大规模城市化是否也会同样隐含着诸如此类的现代病症，我们一定要未雨绸缪。

　　21世纪的城市化将是一种新型的深度城市化，包括发达国家已经出现的“逆城市化”实际上正是这种深度城市化的体现。这也是我在此处希望提出要重构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化理论的原因。也就是说，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化，不再只是聚集量化指标的城市化，更需要文明与进步进一步扩散为质的规定性的城市化企业文化定位怎么写，需要可以为城乡人民共有、共享的城市化。

　　还要补充一点的是，现代的深度城市化还是一个都市连绵化的城市化。也就是说，今天的国家竞争不再是一两个城市之间的单打独斗，而是一种以都市连绵区为基础的综合实力的竞争企业文化定位怎么写。如今，中国的三大都市连绵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当然还有其他的城市群，都正在兴起的过程中，希望它们未来的发展能为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比如，美国三大城市群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是65%，日本三大城市群的贡献率则是69%。所以，我认为，今天我们的城市的发展不仅是自己的事，也是提高中华民族综合国力的重要任务。我们的城市若能担当此任，不仅能为本地人民做贡献，也等于是为中国人民做了贡献。

　　总之，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城乡协调，和而不同，人化自然，诗意栖居”。我们中国的城市化不仅要能“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还要能够通过城市化反哺新农村，实现城乡共享的现代化。

　　让我们通过即将于2010年在中国上海举办的“世博会”，来向人类展示一个崭新的“城市梦”吧！这才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之本义，也将是中国为21世纪的人类城市化闯出的一条新路。

　　章仁彪 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1993至1994年为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哲学研究所访问学者。国家“985工程”二期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同济大学城市发展研究基地负责人之一。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社会学会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上海市哲学学会秘书长、上海市城市经济学会理事等。长期从事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教学和交叉研究，发表论文逾百篇，涉及哲学、学、高等教育、城市研究等，主编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哲学导论新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