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少数民族通过两种模式来完成城市文化适应，一是基于“人口流动”的少数民族移居城市而发生的文化适应；二是基于“文化流动”的农牧区城市文化适应，也就是农牧区文化的城市化

　　摘要：少数民族通过两种模式来完成城市文化适应，一是基于“人口流动”的少数民族移居城市而发生的文化适应；二是基于“文化流动”的农牧区城市文化适应，也就是农牧区文化的城市化。通过“人口流动”和“文化流动”两种不同的适应模式分析哈萨克族城市文化适应，讨论农牧区哈萨克族的城市文化输入及适应情况，有助于我们了解哈萨克族实现城市化的过程。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量“农村人”和“牧人”不断涌入各类城市，一直延续至今，追求现代化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在人类学看来，“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关键所在，而“人的现代化”应以“文化的现代化”为基础，传统认为城市化为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无限可能。因此，在现代化研究基础上，人类学将城市化视为一个固定的研究范式，认为“城市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城市化的过程是伴随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而出现的”[1]。主要参考指标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聚集以及城市数目和规模不断增加和扩大的现象”[2]，以及“非农产业、资本、市场由分散的农村向城市集中的城镇化”[3]。同时，城镇化作为城市化的一部分，也成为民族现代化研究的又一种范式，主要从社会结构方面来探讨如何实现现代化，持该研究范式的学者认为，“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结构转换”[4]。不难看出，城市化的核心是“人口流动”，以及资源向城市的流动。这种研究范式具有时代的局限性。随着都市人类学的兴起，都市化作为城市化的“翻版”打破了城市化范式的局限性，即“文化流动”也可以实现农牧区的现代化。周大鸣教授认为“都市化是一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变化。其一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运动，并在都市中从事非农业的工作，其二是乡村生活方式向都市生活方式的转变”[5]。美国人类学家顾定国也认为，“都市化的过程不仅仅包括从乡村向都市移民的内容，也应该包括‘就地都市化’”[6]。作为实现现代化有效途径的城市化、城镇化和都市化，它们实质上是同一“社会过程”的不同称谓而已，其核心因素是“人”及其社会文化必须具有现代性，认为通过“人口流动”和“文化流动”两种模式的文化适应是城市化的基础。

　　学术界将大量的目光投向农村走向城市的文化适应，而忽视城市文化流向农村的适应研究。尤其是对我国新疆哈萨克族的相关研究只零星地出现在移居城市的哈萨克族文化适应，相反，对现代城市文化输入哈萨克族“牧区”，以及“牧人”对外来文化适应的研究则较少。哈萨克族由游牧到定居也有两种途径，其一是在农牧区定居，其二是移居城市。这两种定居模式也相应地带来了两种文化适应，即移居城市的哈萨克族对城市文化的适应，以及农牧区哈萨克族对输入进来的城市文化的适应。哈萨克族城市文化适应与其从游牧到定居的社会变迁有直接的联系，通过农牧区与城市、“牧人”与“城里人”、游牧文化与现代文化等二元社会文化结构之间的双向流动和相互影响，来探寻两种不同的文化适应模式，并展现哈萨克族步入现代化的过程。

　　文化的接触与交流，是文化相互适应与融合产生的前提条件，哈萨克族从居无定所的游牧地区移入现代城市定居，为哈萨克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接触与交流提供了条件。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定居于城市的哈萨克族人数相对较少，相应的他们与其他民族互动的频率较高，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交流也比较频繁。我们知道，处于“他者”强势文化中的弱势文化秉承者，他们的“我群”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烈。对于人数相对较少的城市定居的哈萨克族来说，虽然力争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但是适应城市文化是其生存和发展必然选择。

　　城市社区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居住模式，它既是一个基层组织，也是一个文化单位。现代城市社区与传统乡土社会之间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的区别。相似是因为他们都承载着居民的生产生活，也孕育出一致的文化——社区文化或乡土文化。根本性的区别在于现代社区因业缘关系而组成，而乡土社会的血缘关系联系比较紧密。从一个传统的游牧社会走向现代都市社会，对现代城市社区组织的适应，是哈萨克族适应现代城市社会的起点。他们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适应城市社区组织：

　　1. 社区管理的适应。统一的管理是现代城市社区的一个鲜明特征，具有组织性、纪律性和稳定性等特点。传统的哈萨克族牧区，大都是随季节变化而流动于自己所属的冬夏季草场，居无定所，在这样的居住模式中流动、散漫和自由等特点比较突出，而缺乏组织性、纪律性和稳定性，因此他们的生产生活几乎都是各自为阵、各行其是。而城市社区的管理与传统牧区完全不同，适应统一的管理，也经历了较长的时间。一位哈萨克族青年这样诉说了他的适应过程，“刚到城市很不适应，尤其是社区管理。我们草原上很自由，没有约束，这边就不一样了，大门晚上紧锁，晚上回来迟了还进不到自己的房子，必须让门卫开门。在家里不能大声唱歌，害怕打扰周围的邻居。每年还要缴纳一定的物业管理费、卫生费。最初的日子感觉一直很压抑、不自由，但是慢慢就习惯了，感觉城市社区生活安全、舒服”。

　　2. 邻里关系的适应。邻里关系不仅是家庭或个人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也是一种“社会资本”①，“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就表达了传统的乡土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而对于哈萨克族来说，由于游牧社会结构的影响，其传统社会关系大都依靠血缘关系，因此，邻居和血缘亲属属于同一范畴，他们传统的邻里关系仍被局限在相同的血缘基础上，这就决定了邻里之间在语言、文化、行为模式等方面具有一致性。而现代城市社区的居住模式打破了传统血缘关系，邻里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逐渐向其他民族扩展，从而改变了原有的邻里关系，这就要求哈萨克族维持社会关系的语言必须改变，要适应主流社会交际用语。因此，语言的适应是其适应城市社会的第一关口，否则将难以适应方面，尤其是城市教育的适应。

　　教育适应是我国少数民族走向现代主流社会的必然选择，也带来不同的争议，部分人认为少数民族教育适应主流教育，将会使民族传统文化流失；另一部分人则认为选择主流社会教育，将会推动民族社会的发展。尤其居住在城市的少数民族，一般都接受当地主流教育，与民族地区的民族教育相脱离；从教育结构来看，接受城市现代教育会导致少数民族教育结构被同化，结构的同化并不意味着文化同化，但文化适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文化适应并不必然导致结构同化，但结构同化会无一可避免地产生文化适应”[7]。哈萨克族主要通过以下几个层面适应城市教育。

　　1. 教育系统结构的适应。教育系统结构“一般由体制、层次、种类、形式、地区、目标、教学、管理和教育思想等基本部分所构成。而每个部分，又由各自相应的要素所组合”[8]。这是宏观上的界定，我们认为中小学教育系统结构主要由教学管理体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因素构成。哈萨克族传统教育系统结构与现代城市教育系统结构有相似之处，但区别更明显，主要体现在授课语言及民族文化教育内容等方面。虽然哈萨克族地区实行双语教育，以及为了保留传统文化而另开设民族文化课程，但是其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完整而科学的民族教育体系一直没有形成”[9]。现代城市教育都是统一的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以汉语授课为主，教学内容都是现代主流社会文化。所以，适应城市教育结构是其适应现代教育的必经之路。

　　2. 教育内容的适应。农村和城市的教育内容本质上没有区别，但是由于教育环境的不同，城市教育内容相对宽泛于农村；民族地区和城市的教育内容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但是考虑到大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留与发展，民族地区一般都开设了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校本课程。哈萨克族地区的教育内容多以课本为主，而城市教育内容除了课本以外，社会实践和课外教育资源作为教育内容的补充，不断扩大着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提高学生的受教育水平和接受知识能力有特色的文化品牌。这“一增一减”使得哈萨克族学生，必须改变以往的传统学习方法，以适应城市教育模式。

　　3. 授课语言的适应。哈萨克族是一个有自己语言文字的民族，受家庭语言环境的影响，对汉语的掌握仍存在一些问题。虽然在民族地区实行双语教育，汉语授课成为主要教育手段，但是在具体教学环境中，哈萨克语的辅助“解释”作用并没有丧失。城市教育使用的是统一的汉语，因此，学习掌握汉语，适应汉语授课，在城市教育适应中最为关键。语言适应，不仅在接受教育中作用比较大，而且在城市经济生活适应中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有特色的文化品牌。

　　对于哈萨克族来说，适应城市社区组织是其建构社会关系的主要途径，适应城市教育是其步入现代主流社会的基础，适应城市经济生活是其立足于现代城市的支柱。经济生活的适应主要体现在城市中所从事的职业，职业与其移入城市有密切的联系。哈萨克族城市经济生活适应主要体现在其对城市各类职业的适应。

　　哈萨克族传统的经济生活以单一的游牧经济生活为主，经济活动主要局限在草原和草场，经济收入以买卖牲畜及其皮毛为主。在这种经济条件下，他们的经济生活具有单一性和稳定性。而移入城市的哈萨克族难以承继传统的经济生活方式，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城市商业和打工经济生活，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城市中大型商业不多，而以餐饮业、百货贸易等小规模的服务业为主。打工经济成为走向城市的哈萨克族的主要经济生活，这一部分人集中在青年人当中，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一些初高中毕业后没有继续读书的学生，他们一方面接受了教育，提高了他们的个人素质，为进城打工或者经商奠定了基础，不管从个人还是民族来说，无疑都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另一方面也给本民族的发展带来了担忧，一位哈萨克族老人这样认识：“现在孩子从小就在学校成长，在草原呆的时间就是寒暑假。考上大学好，可以找到好工作，但中学毕业后没考上学的孩子，我认为倒把他们害了城市文化品牌，因为回到草原不会挤了，牛羊也不会放了，所以他们又不愿意回到草原，愿意到县城打工生活。这样不好，草原是我们的根，再说打工也不能给人打一辈子啊。”其二是大中专毕业生，这部分人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开始走上了打工生活，主要集中在城市的一些企业，随着哈萨克族教育的发展，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不管是哪类进城者，城市生活都改变了他们传统的观念，一位打工者说：“其实放牧和打工一样，都是为了生活，不一定就要放牧，或者到政府单位工作，现在城市的机会还是比较多，只要你肯吃苦，把事儿干好，在哪里都一样，干什么都一样。我们也可以在城市生活，并非除了放牧别无选择。社会在变化，我们也要改变呢。”

　　总之，教育成为哈萨克族人进入城市生活的助力器，教育的适应为哈萨克族城市社会文化适应奠定了基础，经济生活适应为其城市生活提供了保障。因此有特色的文化品牌，大量的哈萨克族从传统牧区走向现代城市，这是“人口流动”带来的文化适应模式，更是学术界所经常关注的一种社会现象，即农牧区人口流向城市而发生的一种文化适应现象。但是还有一种城市文化适应形式，不应该被忽视，就是城市文化流向农牧区，即“文化流动”带来的文化适应。

　　如前所述，从传统看来，文化适应主要基于农牧区人口流向城市而带来的城市文化适应，这也是传统学术的研究视野和思路，但是城市文化流向农牧区也是当前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农村人”和“牧人”在农牧区接触并适应城市文化也是一种趋势。因为“人口流动”为“文化流动”带来便利，尤其是进入城市生活的哈萨克族并没有完全与牧区隔断联系，他们依然流动在农牧区与城市之间，正在改变牧区的传统面貌。

　　新中国成立以来，哈萨克族定居大致经历了两个主要时期：其一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在‘以粮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口号下，重农轻牧，畜牧业发展受到了很大的挫折。当时每家只能保留5 只羊城市文化品牌，其余全部归集体所有”[10]。在此历史条件下，部分哈萨克族开始了定居生活。其二是“新疆从20 世纪80 年始，开展了以人工草料基地为中心的牧民定居建设，在水土、交通条件较好的地方修建牧民定居点，并逐步在定居点进行交通、能源、水电、文教、卫生等建设”[11]。如“为尽快解决牧民定居，阿勒泰地委提出‘三管齐下’：一是努力培植地方财源，加快财政增收步伐，从而加大对土地开发和牧民定居的投入；二是积极争取国家、自治区和国有企业、对口支援单位的项目和资金支持；三是要调动牧民自身的积极性，同时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力争到2020年让80%的牧民实现定居。”[12]定居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哈萨克族冬草场附近的山脚下，选择合适的地点集中修建院落，形成现代村落；另一种是将哈萨克族迁移到生活条件便利的乡镇或市县周边的农业区。牧民定居工程实施以来，大量的哈萨克族改变了传统的游牧生产生活，开始向定居、半定居，以及向农业、半农半牧转变。这种转变将使哈萨克族散落于草原的毡房被现代集中村落所取代。

　　村落不仅是村民居住生活的重要场所，而且也是一个文化传承、发展和文化再生产的“文化空间”（culture space）②。由于传统村落的封闭性、保守性等特征突出，那么其作为一种文化空间依然封闭性较强，缺少开放的文化输入与输出，只能发挥保留、传承传统文化的作用。但是现代村落，在市场经济的带动下，伴随人口流动的文化输入将彻底改变以往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其不仅是一个文化保留和传承的文化空间，而且也是一个文化再生产功能较突出的文化空间，在现代社会“文化再生产已经在整个社会实践总体中，提升到一个决定性的地位，以致人们可以说，当代社会是一个以文化实践及其不断再生产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运作动力”[13]。在当地，定居的哈萨克族村落成为一个文化再生产的文化空间，这种文化再生产具体表现为文化适应，其基础应该为与日俱增的“社会互动”，包括人员的出入流动，以及文化的输入与输出，尤其是现代城市文化的输入，为哈萨克族村落文化再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文化元素。

　　从经济文化来看，不同的经济文化孕育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从地区来看，不同地区的生活方式地域性特征明显；从民族来看，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传统习俗。现代社会，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随着“人口流动”和“文化流动”的日趋频繁，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打破了经济文化、地域色彩和民族传统的局限，大体上趋于一致，但是一些细微的差异仍旧存在。哈萨克族在游牧经济时代，具有独特的游牧生活方式，随着定居规模的扩大，以及“人口流动”和“文化流动”的不断增加，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已经传入哈萨克族地区。

　　血缘组织对哈萨克族的生活方式影响比较深有特色的文化品牌，早期游牧社会制下的氏族首领以及封建社会时期的部落头人领导遗风在哈萨克族“阿吾勒”组织中尚有遗存，普通牧民的生活意识淡薄。定居工程实施以来的现代村落、乡镇、县市等组织管理体系，取代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哈萨克族传统组织管理体系，并改变了哈萨克族生活方式。其一是参与意识增强。传统哈萨克族参与意识淡薄，这与其单一的游牧经济有密切的联系，游牧社会的生活，几乎由首领操纵，普通百姓没有参与的机会。现代社会的哈萨克族已经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参与意识明显增强。其二是意识增强。现代国家组织管理体系改变了哈萨克族传统的血缘首领“垄断制”，关系到个人、家庭或群体的生活由大家共同协商，并有发言权，比如对村干部的选举，哈萨克族投票选举意识增强，血缘首领的“任命”已失效。哈萨克族对现代生活的适应，除了国家的宏观引导以外，一方面是基于本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是与现代传播媒体、如电视等“信息”传播有密切的联系。现代媒体是城市文化向哈萨克族地区传播的主要媒介，这对哈萨克族影响比较大。

　　哈萨克族由游牧到定居的转变过程，也是其经济生活方式变迁的过程。在游牧经济时代，其经济生活方式的单一性和一致性特征比较突出，定居后其经济生活方式呈向多元化和复杂化方向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业经济生活方式的出现。定居后部分哈萨克族开始从事农业经济，这主要以移入农业区的哈萨克族为主，他们主要分布在一些乡镇附近，国家统一划拨土地，集中修建院落，尤其是有些地方政府帮助他们修建了现代“温棚”并提供资金保障和免费的技术培训，提高了他们的经济收入。在国家和政府的引导及帮助下，他们完全由“牧民”转向“农民”。另一部分人开始了半农半牧的经济生活，他们主要分布在草场附近，一边放牧一边从事农业种植。

　　其次，商业经济生活的出现。商业经济生活最早起源于城市，也繁荣和发展于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与城市的缔造有一定的联系。一段时期，商业经济曾成为城市独有的生活方式，也曾成为城市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而与农牧区形成鲜明的二元对立结构，将人类从地域上划分为两个不同但又紧密联系的群体。市场经济打破了这种地区上的二元对立结构，农牧区商业与城市一样，不断发展和活跃起来，正在改变着农牧区的经济面貌，也正在改变着农牧区人们的经济生活方式。对于哈萨克族来说，他们是一个商业意识非常淡薄的民族，但是随着定居的开始，商业意识已经在他们当中逐渐兴起。比如，哈萨克族传统刺绣非常发达，自“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传来以后，大量的哈萨克族妇女从事于刺绣业，她们以往的刺绣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现在已经改变了这种刺绣的目的，其主要是用于市场交易。

　　最后，打工经济生活方式的出现。对于哈萨克族来说，打工经济曾主要出现在封建社会时期各大“牧主”家的“长工”或“短工”现象中。现代社会哈萨克族的打工经济成为本民族经济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部分哈萨克族定居后现有的经济收入难以维持生活，加上定居空闲时间增多，打工又方便，尤其是附近兵团农场和一些农业集中区，从耕种到收获这一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多。此外，还受一些打工发家致富的人的“辐射效应”影响较大。其二是为了解决哈萨克族定居后的生活问题，当地村委会和乡镇都想尽办法引导哈萨克族打工挣钱，以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

　　哈萨克族是一个传统文化生活极为发达的民族，其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城市文化品牌。哈萨克族也是一个接受新文化较快的民族，自进入定居后的现代化生活以来，其文化生活方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接受和适应着传入进来的现代城市文化生活方式。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描述哈萨克族现代文化生活方式的适应过程。

　　首先，传统文化生活及其拓展。哈萨克族比较典型的传统文化生活是大型的叼羊比赛、阿肯弹唱、姑娘追、，以及婚礼上的冬不拉弹唱、对唱等具有草原游牧特点的活动。这些文化活动多以宽阔的草原为场地，由于居住环境的改变，举行此类文化活动不再方便，只有到一些重大节日时才举行，因此定居后，哈萨克族“传统文化生活被他们移植到新的生活环境中，同时也对传统文化生活进行了适应性的改变”[14]。这些改变主要体现在对现代城市文化生活的输入与适应。

　　其次，现代城市文化生活的输入与适应。哈萨克族与蒙古族、藏族等游牧民族一样，由于以前现代传媒技术的缺失，空旷的草原和比较自由的游牧生活孕育了他们能歌善舞的文化娱乐活动，比如藏族夜晚篝火旁的锅庄舞、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以及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姑娘追、叼羊等集体文化娱乐活动，成为他们民族文化生活的具体表征。随着定居规模的扩大，这些民族集体文化生活逐渐被电视、网络、VCD／DVD等现代娱乐工具所取代。也正是这些现代媒体将城市文化生活输入农牧区，让这里的居民接触和享受到现代城市文化生活。另外，随着“国家在场”[15]的不断深入，如到了“‘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十一’国庆节等节日期间，村上的文化室也会热热闹闹，举办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16]。加上国家和当地政府都在各村设立“农村图书馆”，现代城市文化开始走进农牧区，让农牧民在当地接受现代城市文化的熏陶，并适应城市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新趋势和新潮流。

　　最后，文化生活适应的新趋势。“在社会、经济、文化三大系统中，文化处于最高层次，起着统率和导向作用。”[17]对现代城市文化生活方式的适应，不仅对哈萨克族社会发展具有统率作用，而且对本民族进步具有导向作用。哈萨克族农牧居民城市文化适应表现出以下几个新趋势：其一是现代城市文化的输入，尤其是一些进步的、积极的具有现代性的文化内容的输入，有助于哈萨克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其二是城市文化理念的输入与哈萨克民族经济联系起来，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旅游经济，不仅促进了哈萨克族旅游文化的发展，而且带动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哈萨克族经济的发展；其三是随着城市文化的不断发展，城市文化生活逐渐被输入后，使得哈萨克族文化生活形式不断丰富，并逐渐向多元化趋势发展。这些文化生活适应方面的新趋势，对哈萨克族日常生活方式的适应带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哈萨克族传统生活方式是其传统游牧生产活动的时代产物，定居后基于多种生产活动和城市文化的输入，哈萨克族传统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首先，饮食结构的变化。饮食结构与民族社会生产有关，不同的社会生产孕育出不同的饮食结构，游牧社会生产条件下饮食结构主要由肉食和奶酪构成。定居前的哈萨克族以单一的游牧生产为主，因此他们的饮食结构也具有单一性城市文化品牌。定居后，由于其他民族饮食文化的传入，他们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肉食和奶酪成为饮食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相应饮食结构多元化，主要是肉蛋、蔬菜、米面、水果，以及现代各类加工食品。出现这样的变化，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定居后对农业文化影响较大，大部分哈萨克族开始了纯农业或半农半牧的生产生活，这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蔬菜、米面和水果。二是定居后的农牧区村落都开设了层次不同的小卖部，在商业利益的促使下，现代各类加工食品等城市生活产品开始走进哈萨克族村落，这为他们提供了接触农牧区不能生产的产品的条件。三是对生活成本的影响。定居前哈萨克族经济生产单一，相应的生活消费也很单一，生产是牲畜，生活消费也是牲畜。定居后，生活消费类型逐渐增多，牛羊肉的价格逐年递增，相比较而言米面等主食的价格较低，因此，他们将牛羊用作商业交易，换取现金用于日常生活的其他消费，这是他们降低生活成本使然。

　　其次，居住结构的变化。哈萨克族传统居住结构主要以毡房为主，定居后现代院落完全替代了毡房。国家牧民定居工程带来的集中统一修建的院落在外观上虽然具有一致性，与其他民族的院落几乎没有区别，但是在室内装饰上哈萨克民族文化特点却很突出。哈萨克族赋有传统的装饰图案和美术工艺，装饰品主要以哈萨克族传统刺绣和精美的地毯为主，装饰结构主要以传统的木刻、木雕组合为主。哈萨克族居住结构的变化，从单独室内来看，是哈萨克族传统美术图案与现代工艺技术的结合，也是哈萨克族艺术与现代文化元素的结合；从室内与室外对比来看，是哈萨克族传统装饰艺术与现代建筑风格的融合，既体现了哈萨克族居住文化的传统性，也展现了其居住文化的现代性。

　　再次，交通工具的变化。马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交通工具，也是游牧民族的主要生产生活工具，哈萨克族也一度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而具有丰富的马文化。定居前，哈萨克族交通工具主要以马为主，日常行程和货物运输都依赖于马；定居后，哈萨克族的传统交通工具除了马以外，主要以现代摩托车、电动车、拖拉机和小轿车等机动车为主。现在在草原上骑着摩托车放牧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了。现代化的城市交通工具进入哈萨克族农牧区，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牛羊的价格提高和商业、打工等经济活动促使了哈萨克族经济收入的提高；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使得现代机动车的价格普遍降低；三是与马比较起来，现代机动车的效率比较高而且更方便。

　　通过农牧区哈萨克族村落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城市文化已经深入农牧区，除了高楼大厦的区别外，农牧区与城市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以前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也许在将来会解体。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因素是城市文化输入所致，也与我国城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实现农牧区的现代化密不可分。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城市化作为我国现代化的较高水平有特色的文化品牌，农牧区的现代化或“农村人”和“牧人”的城市化，是基于“人口流动”的城市规模扩大，还是基于“文化流动”的农牧区“就地城市化”？

　　城市化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更高层次和水平，社会将大量“力量”集中于城市，相应城市也给人们提供了先进的、发展的、方便的、多样的生存条件，因此，许多人宁愿在城市给别人打工，也不愿意到农牧区创业当老板，人口流向城市成为我国一个时代潮流。与此同时，对城市文化适应也成为相关学术界长期研究的主要领域。但是，市场经济将城乡二元体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化流动成为一种难以避免的趋势，尤其是城市文化输入到农牧区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关注农牧区或者落后地区在当地适应现代城市文化的现象，不应该成为我国的一个学术盲区。

　　“文化流动”带来的文化适应依然可以解决农牧区少数民族的城市化问题。在传统看来，通过增加城市的规模和扩大城市的人口居住数量，并在城市生活就能够实现城市化，进而实现“人的现代化”，但是目前看来通过这种方式不能完全解决每个人的现代化问题。通过大量的人口流向城市，进而不断扩大城市的规模，将每一个人变成城市人，这是不现实的，因为相关财力物力都是有限的。我们认为，不一定在城市生活就能够实现城市化，或实现“人的现代化”，而通过“文化流动”依然可以实现农牧区的城市化和“农村人”和“牧人”的现代化。其理由是：第一，文化没有高低之分，更不能以地域去界定。凡是能够为个体和群体提供服务的文化，都是值得提倡的，也需要不断发展。城市文化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其对城市社会发展带来快速的发展作用，而农牧区文化或少数民族文化是农牧区或少数民族适应当地环境而形成的，城市文化流向农牧区，可以改变当地的文化，因为农牧区也是一个文化生产的“文化空间”。第二，城市文化流向农牧区，可以实现农牧区文化的城市化或现代化，进而可以实现人的现代化。每一个地区和每一个民族文化都处于不断变化发展当中，在“文化流动”较为频繁的当今哈萨克族农牧区，在传统文化延续的基础上，不断向现代城市文化方向延伸、发展，因为“文化在世代传递的连续性基础上不断容纳和增添新的文化特质或要素，一种文化通过发明、发现或采借，使该文化要素的特质日益增长和丰富，这也是一种文化的积累过程，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形式”[18]。第三，哈萨克族农牧区是一个文化再生产的社会实践实体，通过城市文化的输入与适应，哈萨克族在社会实践中又可以进行文化再生产，而文化再生产也可以实现农牧区文化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而实现农牧区和“农村人”和“牧人”的城市化、现代化。因此，在农牧区通过文化适应实现城市化也是解决当前落后地区城市化的又一种有效选择方式。

　　从游牧到定居，哈萨克族可以实现了城市化，但是否能够实现真正的现代化，还有待于历史的检验。传统认为，城市具有生活节奏快、交通便利、信息广泛、文化繁荣、物质丰富、经济发达等现代性特征，而农牧区却与城市相反，生活节奏慢、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文化匮乏、物质贫乏、经济落后。但在市场经济的引导下，城乡之间的互动趋势越来越明显，尤其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人口流动”和“文化流动”，将城市文化伴随牧民定居工程逐渐输入哈萨克族农牧区，并使农牧区适应城市文化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农牧民过上与城市人一样的生活、享受一样的文化，并不一定就能够实现现代化，因为现代化虽以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现代化为基础，然而，这几个方面即便实现了现代化，也不一定就能带来真正的“人的现代化”。从国家整体来看，我国有56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应以每个民族的现代化为基础的城市文化品牌，如果将主流社会现代化的评价体系置于少数民族当中，那么会将我国现代化带入一个比较死板的模式当中，而缺少更多的活力，将不利于国家的进一步现代化，因为我国每个民族的现代化都是一个模型。从单个少数民族来说，只有在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具体说在民族“传统的创造”③过程中通过社会实践进行文化再生产，逐步实现民族的现代化，即少数民族的现代化一定不能脱离民族传统城市文化品牌，而应是具有民族性的现代化。如果在脱离本民族传统基础上实现了现代化，那么这种现代化是不稳固的，因为它没有牢固的民族“文化根基”作为基础。所以，我们认为通过文化适应哈萨克族可以实现城市化，而能否实现真正的现代化还需历史的检验。

　　①布迪厄将社会空间视为市场系统，并对社会空间的各个市场中的资本划分为四大类，即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性资本。“社会资本”指借助于所占有的持续性社会关系网而把握的社会资源或财富。（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150页）。

　　②“文化空间”是一个专用名词。1980年10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55次大会将其定义为“具有特殊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表现。”乌丙安认为“一个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也可以定义为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这一时间和自然空间是因空间中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而存在的。”（桂榕、张晓燕《最后的碉楼——东莲花回族历史文化名村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空间》，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这是与民俗文化联系紧密的非物质文化角度对“文化空间”的界定与认知，我们认为只要能够承载或者进行文化再生产的场所，如村落、社区等，都可为一种文化空间，并非只有举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才可界定为一个文化空间。文化空间不仅在动态的文化活动中体现出来，而且在一定的空间上的静态的文化习俗或社会惯习中也有所体现。

　　③麻国庆教授认为，对于“传统”的延续、复兴和创造以及文化生产的研究，是人类学以及相关社会学科的一个重要领域。这里的传统主要指与过去历史上静态的时间概念相比，更为关注动态的变化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集团的记忆”（麻国庆《文化生产与民族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2]陈春满，王如松.城市化取向：从产业理念转向生态思维[J].城市发展研究，1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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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王鉴. 多元文化教育：西方少数民族教育的实践及其启示[J].广西民族研究，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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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伊犁师范学院“新疆哈萨克文化与民族现代化研究中心”基金项目“新疆哈萨克族社会变迁与文化适应研究”（XJEDU080112B08）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