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个成语叫“”

　　中国有个成语叫“”。其中“五湖”指洞庭湖、鄱阳湖、太湖、洪泽湖和巢湖。洞庭湖为中国内陆淡水湖之翘楚，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人文历史资源，是荆楚文化、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洞庭湖的重要性相对于湖南省而言，亦犹长江黄河相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层面如此，思想文化层面亦如此。湖南人又把洞庭湖称之为“母亲湖”。洞庭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板块的形成有悠久的历史，它早于湖南省任何其他地区。从洞庭湖的历史演变过程来考察，其历史人文积淀之深厚，雄踞五湖之首，其他湖泊无有出其右者。考究其中原因，我认为，它既与洞庭湖所处的区位有关，也与中国历史的进程和洞庭湖本身的沧桑巨变相关联。研究、整理和发掘这一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当前湘学和湖湘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下面我从流寓文化现象、“先忧后乐”思想、浪漫主义神话经典的重要发源地、多元文化元素和洞庭湖人文积淀的特点与原因分析等等五个方面来谈谈洞庭湖与湖湘文化的关系。

　　湖南省有个“湖”字，湖湘文化也有个“湖”字，湘学又是“湖湘学”的简称。这些“湖”字都与洞庭湖有关，其得名都源于洞庭湖。探讨湖湘文化的源头离不开屈原，研究屈原又离不开洞庭湖或者洞庭湖流域地区。从楚国屈原被放逐到沅湘时起，洞庭湖成为了流放目的地。在此后的漫长历史阶段，湖湘地区因远离中原传统文明核心区，与岭南、西域、东北等地区，一直作为中原王朝远谪和流放对手的场所。流放不始于屈原，但屈原被放逐，尤其是流放到沅湘地区之后，他一系列的创作成为汉民族文艺的总根源之一中华文化魅力。“屈骚”成为中国文化南方理想浪漫主义的流派始祖。楚顷襄王时，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在楚江南沅湘地区生活了十年之久，他的许多著作就写成于湖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提出屈原的影响“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我认为这个影响远不止诗词歌赋。洞庭湖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相当长的时期成为中原王朝贬逐官员士大夫的场所，“迁客骚人中华文化魅力，多会于此。”这一类人员，从汉代贾谊开始，都有与屈原相同的经历，思想情感往往息息相通。司马迁在《史记》中即把贾谊和屈原归为一类，修成合传。他们祖述屈原，在历代累积形成迁客骚人文化现象，也有学者称之为流寓文化现象。流寓湖湘的文人士大夫，大体可以分为5类：一类是流放，因为在上遭受打击，放逐到湖湘地区，身份是流徒，如战国时期楚国的屈原；二类是贬谪，只是在上受到排挤，被派遣到边远的湖南为官，以示惩罚，如西汉的贾谊、唐代的王昌龄、柳宗元、刘禹锡、南宋的辛弃疾等等；三类是因生计所迫，过着辗转流浪、寄人篱下的生活，如唐代的杜甫、宋代的陈与义等等；第四类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革，乔迁寓居湖湘，如宋代福建的胡安国、胡宏父子中华文化魅力、四川的张栻等等。还有一种是流放贬谪路过湖湘，如唐代的李白、韩愈、明朝的王阳明等。①

　　这些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处境不一，遭遇不同，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上失意，象《岳阳楼记》中所说忧谗畏讥，处在人生道路的低谷。他们个人的遭遇大多与当时的社会变革大环境息息相关。他们在个人生活上受到磨难的同时，心理上还承受了国家前途、民族存亡的巨大考验。的生活让他们有更多地机会接触民众和社会底层生活，他们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实现转变：一个转变是角色改变，原来是贵族官宦，文人士大夫，现在是流徒贬官、落魄文人；另一个转变是生活环境改变，由北方到南方，由锦衣玉食变为普普通通的平民生活。

　　由简到丰易，由奢到俭难。这些巨大的反差强烈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杜甫流落长沙巧遇宫廷音乐家李龟年，“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光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李白一句“一为迁客到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流露出对命运的几多无奈。他们都祖述屈原，由文学之士变成思想者。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成为他们面对现实的手段和方式，爱国、忧时、关心民瘼成为他们的理想和日常生活内容。这一批人是湖湘文化的开创者，也成为湖区人文积淀的宝贵财富。流寓对湖湘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忠君”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成为湖湘文化的主旋律和优秀传统。屈原怀石投水，死谏以报楚怀王，是忠君。《岳阳楼记》中“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忠君是他们的公开宣誓。二是流寓过程中面对的社会现实问题形成湖湘文化重实践、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第三，流寓文化不甘沉沦、自强不息的品质养成了湖湘士人的奋斗精神。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这些人文现象均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洞庭湖这一片水土。

　　如果把屈原当作湖区湖湘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开篇，那么，北宋时期范仲淹就是湖域流放文化所开创的儒家积极用世文化的总结者。从屈原到范仲淹，历史经过了一千多年的积淀，而北宋时期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局面催生了先忧后乐思想的发酵。范仲淹是庆历新政的主要参与者，也是改革的失败者。而他的好友滕宗谅作为贬官来到岳阳，如何安慰自己的好友，借洞庭湖的浩淼抒发自己的抱负，范仲淹阐述了自己认为的最高人生境界，那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感物而动，因物悲喜，是人之常情，但在晚年的范仲淹看来，还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因为他还为物所累。古来之仁人，都有坚定的意志，不为外界的条件变化而理想信念动摇。

　　一篇好文章不是一蹴而就，好文章是替时代立言，是一个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全部知识、阅历和修养综合的结晶，是生命状态的写照。中国历史上的名篇并不都出之于文学家之手。诸葛亮、晋代的李密都不是文人，但他们的《出师表》和《陈情表》都是好文章，不读《出师表》，不知何为忠；不读《陈情表》，不知何为孝。王羲之《兰亭集序》不仅仅是书法的瑰宝，它对生命意义的领悟丝毫不亚于其书法中华文化魅力，“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多么富有哲理的名句。石崇是，就是这位与皇帝舅父斗富的世家大款，他的《金谷诗序》同样是好文章，“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他们探讨的都是生命的意义，在《世说新语》中，王羲之对圈子将《兰亭集序》与石崇的文章并列颇为得意。王羲之、石崇均是晋代士族，我们可以窥视两晋士人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选择的异同。范仲淹是名宦，也有“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样的长短句名篇，那是他身为边关统帅处于对夏战争最前线，亲眼目赌宋夏战争给民众和每个家庭带来的灾难，内心深处发出的浩叹！他以文臣领兵，被西夏人称呼为“小范老子”，“胸中自有兵甲”。他曾任职枢密院，担任过类似今天军委或者国防部长的职务，参与庆历新政的顶层设计，上过很多条陈，但是，我们检索《范文正公集》和宋代文献，没有发现范仲淹除《岳阳楼记》以外其他有名的或者特别优秀的文章，能够与历史上秦朝的李斯、西汉的贾谊、晁错等人比拟。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被贬离开京师，沦落和沉浮于宦海，尤其在接到好友滕宗谅的求记书后，犹如人到老年仍在考场的考生，面对着一道考题，应该怎样回答。这位滕宗谅，就是《岳阳楼记》中提到的滕子京。当时滕子京在岳阳，范仲淹在邓州。②

　　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已有58岁，这个时节是他人生最灰色的阶段。6年后去世，享年64岁。他幼年丧父，孤苦伶仃但不失青云之志；晚年倍受对手打击，官场失败但意志始终没有消沉。是什么理念在支撑着这样一位老人写出这样一篇千古名文呢？

　　我想，如果没有岳阳楼上看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的壮观景象，不会有《岳阳楼记》；如果没有自屈原开始在洞庭湖地区形成的流放文化背景，不会产生《岳阳楼记》；如果没有北宋庆历新政前后内忧外患的危机局面，不会有《岳阳楼记》；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范文正公这样一位被历史称之为“完人”的文章写手也更不会有《岳阳楼记》。

　　《岳阳楼记》是美文，它有景，更有情；有境界，更有担当。后来写楼记者也不在少数，一些名人名家的游记很多，至今仍有很多人试图另辟蹊径重写岳阳楼记，但是流传之作太少，尤其能与范文比肩者自前仍然没有出现。为了进一步探究其中原因，我们拟用古文中的其他与范仲淹《岳阳楼记》等同的优秀篇章做比较。选择的标准，包括人物的重量级要相等，写作的对象大体相等，要有可比性。

　　比如苏轼的《石钟山记》。石钟山位于鄱阳湖与长江交汇的湖口，与岳阳楼有惊人的相似，一个是洞庭湖，一个是鄱阳湖；一为江湖名山，一为临湖名楼。范仲淹苏轼又同为北宋人物，一位是庆历名相，一位是宋神宗的重臣，范仲淹年长苏轼48岁，他们相距约半个世纪。探讨这两位名家在面对相似写作题材时候的切入角度和表达方式的差异，实在是一件意味深长、妙不可言的事情。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他写到了长江与鄱阳湖，但它从石钟山得名的各种不同说法和自己的亲身考察入手，着重说明的是“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的荒诞，就是说每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亲自去看一看，去做一番实地考察，就凭主观作出判断，往往会与实际大相径庭。苏轼要说明的是日常生活中的道理，与范仲淹阐述的是儒家关于人生追求的最高理想，艺术手法没有高下，但它的人生的境界和文化涵义则大不相同。滕子京在写给范仲淹的求记书中提到自己的想法：

　　“窃以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为著”。

　　他认为，作为雄踞洞庭湖畔的岳阳楼，没有一篇出自大家之手的楼记，“不若人具肢体而精神未见也。”③范仲淹没有让滕子京失望。这篇文章后来成为阐释湖湘文化的主题，也成为儒家文化积极用世、达观进取的标志性作品。

　　后人褒奖范仲淹，视之为“完人”，理学家朱熹评介范仲淹为宋朝第一流人物。听其言观其行，范仲淹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范仲淹是失败的英雄，他没有实现人生的抱负，但是他倡导的“先忧后乐”，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特别是为文人士大夫所发挥。湖湘文化至今以“先忧天下”为主流声音，以“忧乐”为题材的诗歌、楹联和散文等蔚为大观。做到“先忧”也许不难，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传统文化也强调忧患意思，君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但真正要实践“后乐”却不容易，它需要人性的升华和境界的超越。没有这个思想基础，名言名句就会变为空洞口号。范仲淹提出了两个前提：一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人生境界；二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和道德的境界。

　　屈原是前贤，他做到了后者，也就是做到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以自己的生命作了诠释，但很遗憾他没有做到前者，也就是没有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委婉地规劝自己的朋友滕子京要做好这一点，在春和景明的时候可以宠辱皆忘，在霪雨霏霏的日子，万不必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要向古仁人志士学习，超越成败，跨过人生中得与失、顺与逆、达与未达的门槛。《岳阳楼记》不写于岳阳不重要，作为湖南人，我们要感谢范仲淹，是他把这篇美文的出发点放在了湖南，放在了洞庭湖和岳阳，他在一千年前宣传了洞庭湖。如果没有一千里前的这一幕，今天的湖湘文化将缺少一份精采。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儒家的人生目的又以积极用世为首先，强调通过人物的主观努力来改变客观现实世界。人的境遇各不相同，范仲淹用古来圣贤的际遇来说明这个问题，代圣贤立言。而他探求的古仁人之心，恰恰包括了被放逐流寓到湖湘地区的仁人志士，先忧后乐的精神也成为湖湘文化的精髓。

　　如果洞庭湖的思想文化只有主流正统的一面，那么它会显得色彩单调。我们考察洞庭湖的人文历史，便会惊奇地发现，洞庭湖人文之深厚，历史之悠久，它不但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旋律，同时具有丰富多彩的，为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传说故事和民间信仰。比如二妃传说、孟姜女的故事、范蠡和西施的传说、柳毅与小龙女、刘海与狐仙的故事等，或人或神，彰显了湖区民众的喜怒哀乐的外表与内心价值世界。④

　　湘君、湘夫人的传说，最早见之于《尚书》，后来《孟子》、《山海经》等典籍也有记载。娥皇女英这两姐妹是尧的女儿，舜的妻子。舜帝南巡后，她们千里寻夫来到洞庭湖，听到丈夫崩于苍梧的消息，双双投水。湖区留下了许多二妃传说故事。君山又名湘山，得名于二妃。采桑湖得名，源自于二妃流落此湖采桑。君山的斑竹，据传竹上斑点是二妃啼哭流下的泪痕，所以又名湘妃竹。我们试选两首前人的咏史诗，以便更好地理解文人笔下的斑竹。一首是被贬朗州(常德)的刘禹锡所作：“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明月时。”另一首是晚唐的高骈所作：“虞帝南巡去不还，二妃幽怨云水间。当时血泪知多少？直到而今竹尚斑。”这就是文人笔下的湘妃和斑竹。

　　二妃的壮烈行为得到了湖区老百姓的热爱与肯定，二妃被民间尊为湘水之神，一直到宋代，遍布江南的黄陵庙，祭祀的并非轩辕黄帝而是娥皇女英。但是二妃故事的发扬光大，又得力于在湖区生活了十年的屈原。屈原的反复吟唱，扩大了湘妃故事在上层政界和知识界的传播和认同。娥皇女英的故事，讴歌的是爱情，女子对丈夫忠忠不贰的爱情，在中国男权社会演义几千里，世世代代受到人们的推崇与纪念，我们可以从屈原的笔下窥视古代湖区先民对二妃的推崇，这段催人泪下的情感剧得以成为目前为止中国最为古老、也最为动人的爱情故事。

　　中国还有四大民间故事：白蛇传、牛郎织女、梁祝和孟姜女。其中孟姜女的故事也搬上湖区的历史舞台。这一出在齐国最初发生的故事大概最迟在前清即被移植到了湖区。清同治版《孟姜山志》将孟姜女认定为澧州人，居住在嘉山、澧水之东，孟姜女的老家名叫孟姜垸数字城市的定义。在古澧州地区包括今天湖北省公安县在内，孟姜女故事传唱不衰，至今在澧县、津市一带还有实物遗存。湖区在南北朝开始即成为北方流民的迁徙目的地，因此，对于反抗和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孟姜故事随之传入这一地区并深入人心，应该是顺理成章。

　　唐中叶，因为李朝威《柳毅传》，在洞庭湖诞生了又一段经典爱情故事。小说描写了书生柳毅与洞庭龙王女儿的爱情，柳毅后来被湖区民众尊为洞庭王爷，掌管这一片烟波浩淼的水下世界，祈求他保佑湖区平安。而产生于常德丝瓜井和道教人物刘海蟾而演义出来的刘海戏金蟾、刘海砍樵，⑤因为刘海和胡秀英的人神相恋，刘海是湖区的“董永”和“许仙”，胡秀英就是水乡的“七仙女”和“白素贞”，这是一出湖区版的《天仙配》和《白蛇传》。湖区民众所创作的作品里，既没有苛责七仙女的天廷，也没有扼杀白娘子自由恋爱的法海和尚，通过狐仙对刘海的追求而成眷属良缘，充分肯定了贫寒子弟孝顺母亲、为人诚恳、勤实劳动的美德，也是洞庭湖区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价值观的体现。二妃是外来女子，小龙女则是洞庭湖水乡的女儿，她们都是洞庭湖所接纳的可爱的鲜活的生命，虽然只是神话，却妇孺皆知，知名度超过许多真实的历史人物。这些神话人物也对湖湘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湖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她们通过文人士大夫的提倡，其文化基因已传承给湖南女性，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追求理想中的爱情。“湘女”已成为湖南女性获得历史肯定的人文符号。屈原之后，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曹植开始用“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来描述湖南女子；曹雪芹在《石头记》里把一号女主角林黛玉的居所命名为“潇湘馆”，后来黛玉在诗社吟诗作对，取名“潇湘妃子”，借用湖南的历史文化符号来正面肯定作者心目中那位冰清玉洁、美丽高贵的女子。现在人们广泛使用“辣妹子”、“湘妹子”这样一种称谓，来表达一份对湖南女性的认同与肯定。检索洞庭湖区所传唱的爱情故事，忠于丈夫的娥皇女英、反抗的孟姜女、人神相恋的小龙女和狐仙胡秀英，都是鲜活可爱的女性形象，为湖区民众充分肯定、接纳和喜爱，有的还当成偶像膜拜。她们受苦难的遭遇得到同情，她们追求爱情和幸福的权利得到肯定，没有性别歧视，没有人将她们视为妖精或者红颜祸水。而在中国的历史上，从妲己到褒姒，从杨玉环到傅彩云，卫道士们已经习惯于将脏水泼到女性身上；中国的四大名著除开《红梦楼》，有谁对女性表示尊重乃至于同情？在《水浒传》中，宋江杀惜，武松灭嫂，杨雄怒剐潘巧云，人们围观的是对女性血淋淋的杀戮。正面女性孙二娘，干的是杀人越货贩卖人肉包子的黑店营生，号称“母夜叉”。这个社会糟蹋的是女性形象。对比中原地区或者道德意识比较浓厚的地域，我们可以从这一类题材看出湖区民间观念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这个特点应该为研究者加以重视。

　　洞庭湖区的人文积淀之所以丰厚，在于它的包容性和多元文化元素。如果只有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则可能被人误解为仅唱高调，它既不排斥浪漫色彩的爱情和世俗的喜怒哀乐，也不拒绝道家的亲近自然、返璞归真。从《沧浪歌》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有别于传统儒家文化以外的湖域水乡多元文化元素。

　　洞庭湖人文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既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堡垒，又是其他民间文化和流派的精神乐园。从战国末期屈原放逐到沅湘与当地老者渔父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其价值取向的差异。屈原认为：“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但在当地人心目中，“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⑥屈原实际上没有能说服老者渔父。而在现实生活中，也就没有屈原的立足之地，这位伟大的爱国者最后只能“宁赴湘流”。渔父的世界观就是“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心灵与世事的和谐，个人与自然和社会的统一。他们以融入自然为宗旨，爱惜生命高于一切。为了保全生命，对于个体行为进行调整，遇事不硬拗，甚至于委曲求全，随波逐流。他们认为保全生命的最佳办法就是顺其自然、热爱自然，把个体投入、融合到无限的大自然中去。

　　晋代，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并诗，向中国人描述了一个景色优美、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民风淳朴的世外桃源，那里与世隔绝，没有压迫、没有战乱，和平安宁、自给自足、怡然自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桃花源到底在哪里，自陶记产生后1600余年一直争论不休。陶渊明其实在虚构一个他个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与现实社会绝然相隔离的乐土，在现实生活中肯定是不存在的。但陶渊明心目中却有原型，他本人在湖区生活工作多年，那就是洞庭湖域西北部的常德地区。首先因为陶渊明点明了在武陵，即今天的常德。而全文和诗中描绘的光景和屈原笔下的渔父世界观具有高度的吻合。陶渊明是不赞同屈原的人生态度，反而认同渔父的世界观，主张与世无争而亲近自然。其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隐田园本身就是晋代乱世中的渔父形象。不求闻达于诸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归隐而成为田园诗的鼻祖。洞庭湖西部的水乡泽国为他提供了精神家园。从渔父的沧浪之水到陶渊明的桃花源，正是烟波浩淼的洞庭湖水为湖湘文化打造了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空间。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还可以用湖区相关事跡来论证。比如岳飞和杨幺的民间传说，在湖区，没有因为岳飞是抗金英雄而贬低杨幺这位的农民领袖，也没有因为杨幺是的本地老乡而否认官军统帅岳飞，从湖区遍布关于那一段历史的地名，到民间口传的语言民俗故事，都非常客观公允。⑦这种民间历史观、这种空间和社会现实的土壤在中原地区正统文化占绝对主导地位和环境下根本无法想象，而湖南地区非正宗色彩的文化基因，造就了多元文化共生的土壤。

　　洞庭湖人文积淀中所包含的一些特质性的东西，如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创新、求变、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以及个人遭到不幸时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思考，构成了湖湘文化的核心和本质，把它与其他区域或者水域文化相比较，即能凸显出其独特的个性和巨大的差异性。汨罗江属洞庭湖水系，为屈原怀石之地，沅湘地区也是屈原第二次被流放辗转徘徊多年的地方。他的作品，关心国家的前途，百姓的命运，成为爱国主义的鼻祖，也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发源地。他在吸收南楚各地民风民俗基础上所创作的《九歌》、《九章》等等，与《离骚》一起，构成楚辞的艺术特色，这种以南方浪漫理想主义为思想艺术特色的流派被称为“骚”体，与北方现实主义流派“风”一起，构成中国本土的艺术特色“”。南北之差异，有一部分来自于洞庭湖区经济社会生活所提供的基础。中国江南三大名楼，人文荟萃，各有千秋。如果我们把三大名楼的诗文名篇比作皇冠，那么黄鹤楼的崔颢题诗，岳阳楼的杜甫诗与范仲淹记，滕王阁的王勃序，就是皇冠上镶嵌的宝石。这四篇作品均是历朝历代选家所一致推崇的名篇。这些名篇，王序最为华丽，气势磅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为千古名句。但翩翩少年王勃，心中颓废与伤感跃然纸上，“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时运不济，命途多舛”。谁能相信这种语气出于一位二十多岁的年青人。王勃为初唐四杰，落海时年仅26岁，那么写作《滕王阁序并诗》应该早于这个年龄段。今天我们只能用诗文中的伤逝来哀悼这位英年早逝的文人。崔颢诗被严沧浪推为唐人七律诗第一，可见其自然宏丽。据说李白本人也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慨。但这首吊古怀乡的佳作，诗末发出的是“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一种离绪，一份乡愁。岳阳楼的一诗一记，反映的又是什么样的内容呢？诗圣杜甫晚年流落湖湘，“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他先写了湖的浩瀚，“吴楚东南圻（齐），乾坤日夜浮”。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国家破碎，家园离散。“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诗人与当年屈子在汨罗江，身世和遭遇是多么的相同。他想到的是国家的灾难数字城市的定义，为民族家国而流泪，最后病逝于湘江的小舟。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失败后，安慰被贬的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中华文化魅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何等的胸境与气概！居庙堂做忧民不难，做贬臣流放江湖而仍然怀其君着实不易，这正是儒家积极用世的精神，正是自强不息的写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上，岳阳楼的一诗一记远高于黄鹤楼的诗、滕王阁的序。在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上，它们或可不相上下，但在中国文化的引申意义上则高下自见。

　　总而言之，洞庭湖的人文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特殊之地位，与其他地域主要是湖泊地区相比较，创作内容丰富，特色突出，成为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板块，不可或缺。创作题材以咏史、描景和抒情为主，从屈原开始，经过陶渊明，到李白、杜甫、范仲淹，脉络清晰，一以贯之。根植于湖区的一方水土和人文，随后形成鲜明的主题。屈原的爱国主义、范仲淹的忧患意识，成为洞庭湖人文创作的源泉。检索道光《洞庭湖志》艺文篇，以忧乐为题材的几近三分之一，然后是吊屈、咏湘君又次之。实际上吊屈题材又与忧乐的主题互通，如果放在一起统计则大大超过三分之一，接近一半。到目前为止，这几类题材一直成为核心，在诗歌中尤显突出。这种趋势还影响到楹联作品。洞庭湖诗文繁荣发展形成这样的特色在中国的其他几大湖泊是不见多的，或者是唯一的。我们知道，五大湖之一的太湖位于江浙地区，苏州、无锡、湖州都是太湖流域的历史文化名城，人文之渊薮。太湖富有吴越文化之灵巧，它的历史人文积淀特别深厚，但遗憾的是它没有形成类似洞庭湖一样的水域精神文化内核。它的陶朱公故事，家喻户晓，并伴有携西施泛舟五湖的喜剧落幕。这一类文化演义也复制到洞庭湖区，沅江市有蠡山、胭脂湖，华容县有范蠡墓，等等，但凄美的斑竹却仅是洞庭湖的特产，盛产斑竹的“土壤”最多延伸到湘南的九嶷，但它还是属于洞庭湖水系湘江上游。⑧其他如鄱阳湖、洪泽湖、巢湖等等，则基本上没有类似的历史文化积淀。从这一点来说，洞庭湖是唯一的。比较划时代意义上的诗文名篇，洞庭湖之外无可比拟。屈原的创作，开风气之先，为后来流入湖区的文人士大夫所继承。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提出古代理想主义社会，至今为南来北往桃源寻梦的旅游者所向往。杜诗与范记中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忧患意识，则把屈原作品中的精神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峰，让历代文人士大夫和近世知识分子所折服，在华人文化圈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也爱黄鹤楼上崔颢题诗，也为滕王阁中王勃华丽的骈文所感动，他们一样都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内容，但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其地位和作用则大为不同。它们一样具有艺术感染力，但杜诗范记却是正统儒家文人士大夫以及后来中国文化核心价值所倡导的主旋律，这种精神在华人文化圈也一样受到正面评价和肯定。

　　近年来我一直致力于研究湖湘文化中外来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我发现，洞庭湖的文化积淀和湖湘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较，其所有的伟大和崇高之处，在于形成它的每一个时期都有外来文化的元素，本土和客籍、外来和原生，自始自终交汇、碰撞和融合，与新生命的基因组合一样，总能催生出优势和活力，植物是这样，动物群落是这样，由人类创造的文化和文明也是这样。

　　洞庭湖自古为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它的交通区位十分特殊，起到沟通东西、连接南北的作用。它是中原王朝开发南疆和经营西南的过度带和接合部。从中国古代史的发展大格局看，中国的重心、经济重心一直存在着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的大趋势。洞庭湖和湖南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一直得益于这一趋势所带来的机遇和优势，这些地区也一直扮演北方流民、江右移民迁入目的地的角色。无论古往今来交通状况发生什么变化，南来北往、从东到西的人士几乎都要通过这一区域，而大凡在中国历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尤其是文化人物，几乎都到过洞庭湖，他们或者为官，或者遭贬，或者流寓，都曾流连于这一片区域，“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还有一些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文化人士虽然不以湖区和湖南为目的地，但他们也途经这一片水域，并留下光辉的篇什。比如唐代诗人白居易，他从四川顺江前往吴越路过洞庭湖，“安得禹复生，为唐水官伯”。诗人对洞庭湖水患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深表同情。南宋陆游也是如此，他由家乡绍兴溯江赴川宦游途经洞庭湖，这位大诗人不仅写下多首诗歌，还对湖区水道、物产、风俗作了大量记录，一些记载成为我们今天研究长江洞庭湖生态的重要参考资料。流寓的文化现象成为洞庭湖人文创作的独特历史机遇，爱国主义成为洞庭湖人文的主旋律和优秀文化传统，流寓过程中面对现实社会问题形成这一地域文化重实践、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流寓湖区的文化大师们自强不息的品质又养成了洞庭湖水域文化的奋斗精神。屈原曾通过对话渔父强调自己世人皆醉而个人独醒，举世浑浊而自己独清，绝不随波逐流。杜甫晚年流落湖湘，在贫病交加之际，仍然高唱“戎马关山北，凭栏涕泗流”。范仲淹勉励好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曾用“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⑨来形容个人所处环境、心境与诗歌创作的关系，正是洞庭湖浩浩汤汤的湖水拍打这些文人士大夫的心中块垒，激扬他们满腔豪情，为时代讴歌，为国家民族呐喊。

　　清代的岳阳楼二楼曾供奉有八仙之一吕祖偶像。引发巴陵知县陈玉垣的强烈不满，让一位道家的神仙占据在这华丽的建筑里，游客要祭奠一下所仰慕的圣贤都找不到地方，“堪惜忠魂无处奠，却教羽客踞华楹”，他认为岳阳楼应当以屈子、杜甫、范仲淹这一类圣贤人物作为祭祀对象，吕洞宾偶像应该移到其他地方供奉。⑩吕祖在民间的认知度上位列八仙之首，他是历史上与岳阳和洞庭湖结缘的神仙，“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元曲中有《吕洞宾三度城南柳》等脍至人口的剧目，岳州城、君山都有仙迹可藉凭吊和供奉，得到历代民众的膜拜。但这位道家神仙到底与湖湘文化所提倡的精神世界格格不入，与范仲淹所追求的古仁人之心是有距离的。清朝知县看出了这中间有问题，这个意见在一百年后也就是1985年大修时被采纳，原来供奉在岳阳楼二楼的偶像被移走。现在岳阳楼的陈列，以清代书法家张照书写的《岳阳楼记》和手书杜诗《登岳阳楼》为中心，符合历史，也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题合拍，这是对洞庭湖人文意义的回归。

　　洞庭湖居五湖之首，楚人在春秋时期即越江向南方拓展，沿洞庭湖东西两岸入湘，是楚国的江南地区，并成为楚国的粮仓。人文意义上的“江南”也滥觞于斯，后来相继出现人文地理上的“江左”、“江右”、“江东”、“江西”等概念，历史上江南的开发利用都与湖泊湿地相关联。洞庭湖开发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为大江大湖地区社会发展作出了表率，尤其在清中期到，建设发展成为天下粮仓，雍、乾时期民谚“湖广熟天下足”变成“湖南熟天下足”，而湖南为全国输送的商品粮油和其他物资产品，大半出自湖区。令人心喜的是，在自然科技领域的研究者也把目光投向湖区的人文和历史，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和湖泊研究所在作了大量的研究后提出了洞庭湖水文化的命题。他们初步梳理了湖区积淀的人文事项，有屈原和龙舟竞渡、君山、德山、钦山、桃花源、李杜诗、范文等等。他们在《中国五大淡水湖》的专著里，又用专门篇幅来阐释湖区名人传说和民俗文化，但入列的3项内容包括屈原、二妃、民俗食粽与划龙舟均来自洞庭湖，其他湖泊的内容没有入列。也有个别著作提到吴国“鱼肠剑”和明清时期“三千里飞马递鲥贡”。鱼肠剑指的是专诸刺杀吴王僚的故事。三千里飞马递鲥贡说的是长江下游一带的珍稀特有鱼类鲥鱼，它与刀鱼、河豚一起被誉为“长江三鲜”。明永乐皇帝迁都后，南方过去的王公贵族怀念和嗜好江鲜，尤其是鲥鱼，肉嫩味美，滑溜细腻。“六月鲥鱼带雪寒，三千里路到长安”，为了保鲜，只有动用政府资源以800里加急送递北京。这种爱好一直为满清贵族所继承，运送鲥鱼的急递也延续了几百年。为什么在南京的湖泊研究者们如此重视洞庭湖的人文民俗事项，而作为人文渊薮的江浙地区湖域却没有出现类似洞庭湖的人文积淀，这又是另外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了。综合起来，我们不得不认为洞庭湖的博大，它是湖南人民的母亲湖，也是思想的湖、文化的湖。

　　作者系湖南省参事室（省文史研究馆）副主任（副馆长），本文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与超星学术视频联合出品《湘学讲坛》系列之一的文字版数字城市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