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才武（1966—），男，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家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主任

　　傅才武（1966—），男，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家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主任。

　　城市主题文化建设与其多元文化生态的维护之间的“两难”选择，构成了我国当下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政策和城市规划的难题。一方面，城市主题文化建设塑造了城市独特的文化品牌和城市形象，避免了城市化过程中的“同质化陷阱”；但另一方面，通过特定政策和文化规划强力介入城市文化生态系统又导致了城市文化生态的单一化和线条化。在城市地理空间和政策资源限定的条件下，城市规划和文化政策必须超越传统的功能城市理论，借鉴文化生态学和“空间生产”理论，重建城市文化战略和城市规划的文化空间理论框架，并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统筹规划城市的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实现城市主题文化建设和城市文化生态多样性保护的均衡，并以文化空间规划和文化旅游产业规划连接“历史之城”“当代之城”和“未来之城”三种城市文化形态，通过理论创新和规划思路创新，建构城市转型升级和内生发展的文化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歌猛进，同时由于地方政府“GDP锦标赛”的激励作用，许多城市“大干快上”，陷入“千城一面”的同质化困境。为应对这一问题，多个城市实施了城市主题文化战略，这又引发了学界关于城市主题文化建设和城市文化生态系统维护问题的讨论。

　　城市主题文化的概念最早由西方学界提出并付诸实践。麦克尼尔（Mcneill D，2001）认为主题文化是辨识城市的关键。阿兰德洛维奇（Arandjelovic B，2015）分析了格拉茨“设计之都”的主题文化塑造，认为其通过主题建设调节了城市的文化遗产保护和现代发展的矛盾。戴维和托马斯（Pearson D , Pearson T，2016）以意大利“美食之都”的主题文化经营为例，论述了主题文化在塑造城市品牌、拉动投资、增强居民文化自豪感等方面的积极意义。

　　国外对城市文化系统与环境（生态）系统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起步很早。1955年，斯图尔德（Steward J H.，1955）考察了文化与环境的关系，提出了“文化-生态适应”理论。雅各布斯（Jacobs J.，1961）认为多样性是城市的本性形容一个城市的成语，多元文化生态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芒福德（Lewis Mumford，1970）认为城市文化的发展是对城市环境变迁的适应过程，城市生态系统和文化系统是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哈恩（Hahn E）和西蒙尼斯（Simonis U E.，1991）认为城市是环境系统与文化系统相互作用的产物。波尔内尔（Jerry Pournelle，2007）认为特定的生态环境产生特定的城市文化，环境的改变深刻地影响城市文化的发展。阿佩蒂诺（Federica Appendino，2018）等认为文化生态是城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国内历史文化学界和城市规划界最早关注文化生态学理论。1983年，王庆仁从美国《文化和社会人类学选读材料》（Cultural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selected readings）摘译了J.H.斯图尔德（Steward J H.）的《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The Concept and Method of Cultural Ecology”）。20世纪90年代初，冯天瑜教授将文化生态的概念引入中国文化史研究，并提出了中华文化生成的生态观。2000年以后，文化生态理论进入城市规划领域。侯鑫等（2004）将文化生态学理论引入城市空间规划，为探索城市结构提供一种新视角。张洪波（2009）介绍了城市文化生态理论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黄焕（2010）运用文化生态学理论，从物质空间形态和经济社会两个层面探讨了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傅守祥（2010）指出大规模城市开发建设导致城市文化生态系统中文化遗产破坏、特色文化丧失以及城市文化趋同等问题。周建明等（2014）将文化生态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大多是沿着城市主题文化和城市文化生态两条路径演进，但如何落实到具体的城市空间规划建构，连通主题文化建设和文化生态维护两端，在空间和资源限定条件下实现城市主题文化建设与多元文化生态系统维护之间的均衡，仍然是横亘在中国城市管理者和学界面前的一道难题。

　　城市主题文化是一种由特定城市“自然特质、文化特质、经济特质”构成的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特殊性表征，也是指基于城市独特资源（自然地貌条件、历史文脉、社会群体和产业分布等）的城市主流文化形态及其呈现形式，既体现为能够被人清晰感知、记忆和向往的城市文化形象，也体现为特定城市的独特性及标示差异性的标志物。如李斗《扬州画舫录》对杭州、苏州和扬州三地的总结：“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城市主题文化是对城市差异性特质的总体把握：“城市主题文化必须包含着以下几个要素：第一，是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名片，具有其他城市难以模仿的、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形成不同凡响的独特魅力；第二，必须是能突出反映城市文化特质的强势文化；第三城市客厅十大要素，是能贯通经济、社会、建筑、人文等各方面的资源而形成发展张力的文化。以上三点缺一不可，否则不能称之为城市主题文化”。而城市主题文化战略，是指通过选取和提炼城市的文化特质，突出或放大城市特色文化单元来塑造统一的城市文化形象，以引领和主导城市文化发展方向的一种倾斜性政策模式。

　　城市主题文化建设固然可以带来多方面的效益，但也可能忽视城市非主题文化资源，使其在社会认知和政策关注度上处于劣势并逐渐边缘化城市客厅十大要素，从而对城市多元文化生态系统的维护和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开封在城市主题文化建设中，按照“全城一景”的宋文化主题战略，实施了开封府、大宋御河、双龙巷历史文化街区等宋文化复兴工程，但在这一过程中却忽视了其他一些重要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以河南贡院遗址的保护和修复为例。河南贡院始建于明代，在历史上曾屡废屡建。清代经过三次大修：顺治十六年（1659年）重修，建号舍5000余间；雍正九年（1731年）迁建后，建房舍9000余间；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扩建到考棚10009间，时为中国四大贡院之一（其他为北京顺天贡院、江南贡院以及广东贡院）。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这里举行了中国科举制度的最后一场考试——甲辰会试，这也使得河南贡院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与影响。科举制终结后，盛极一时的河南贡院逐渐衰败，目前仅留存下了《改建河南贡院记》和《重修河南贡院碑记》两通碑刻。2002年在原址附近复建了主体建筑——执事楼，但被普遍认为是一大败笔，不仅与当年的风貌相去甚远，而且由于场地原因建筑体量明显缩小，人为改建为“不合体制”的坐东朝西（原为坐北朝南）。科举制对于中国历史和世界文官制度都具有重大影响，河南贡院本属于重要的文化遗产，但由于与开封的宋文化城市主题没有直接联系，很难获得政策支持，因此一直没有得到与其历史文化价值相匹配的保护与利用。

　　再以开封文庙（府儒文庙）为例。开封文庙作为开封文脉延续的重要标志，是古都文化完整性的重要体现和核心价值载体。原开封文庙规模宏大，如今仅存一棂星门。对于这一珍贵遗产，本应进行完整的保护与修复，然而其历史和文化价值却没有在城市规划中得到相应的体现。2014年，开封市为配合世界客属第27届恳亲大会的召开，在文庙棂星门迁移请示被国家文物局否决之后，仍然占用文庙遗址建设了客家交流中心守望阁等仿宋式建筑，并将此地更名为“珠玑巷”。事实上，北宋时期珠玑巷的位置并未有官方文献的记载，因此在文庙遗址之上复建珠玑巷实属草率，反而破坏了城市文化的完整性，这对开封来说是一大遗憾。

　　开封的宋文化尽管是城市文化的高峰，但却只是北宋建都168年的一个短时段。在4100年的城市历史中形容一个城市的成语，即使在横向的空间维度上，开封的文化形态还包括了运河文化、宗教文化、商业文化以及民俗文化等丰富的内涵形态，既有源自宋代的铁塔和大相国寺（佛教），又有元代修建的延庆观（道教）和明清修造的城墙、东大寺（伊斯兰教），拥有众多与辛亥、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关的文化景观、文物和遗址。但在打造“全城一景”的宋文化主题公园的过程中，形成了“宋式仿古”的统一性，客观上消减了其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所包含的多元文化生态的完整性。

　　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本就蕴含着传统与现代的分立，主要体现为文物资源（城市空间）的保护与现代化城市功能建设之间的矛盾。“现代城市所强调的是关于未来世界科学式的整体幻想，而这种幻想又始终夹杂对于历史情怀的怀念，这使得城市研究始终充斥着现代主义的普遍性与历史主义的地方性，科学史的集权与式的大众参与之间的矛盾，从而在其思想上长期处于一种紊乱状态”。例如，开封的繁塔、大相国寺等周围被大公园、宽马路所包围。历届政府既想将城市特色文化资源保存下来，又想实现城市功能的更新和现代化改造，于是，古老城市的规划就陷入了矛盾性悖论。再如，西安市为再现盛唐风采，对西大街原有的建筑进行了“唐样式”改造，打造了所谓的中国唯一的全仿唐建筑一条街。其间，为追求建筑形式和风格的统一，大块堆砌的现代高楼简单套用中国传统古建筑的大屋顶进行具象性的模仿，街区主要历史遗存如钟楼、鼓楼、安定门、城隍庙等明清建筑，被淹没“唐化”在仿唐建筑群中。开封市虽然以宋都文化为主线，但却离不开包含了唐、金、元、明、清及现代文化符号的文化生态系统。从文化生态学看，这种对城市文化的“风貌化”和格式化处理方式，消减了城市历史文化的丰富性和可体验性。

　　城市主题文化建设与城市文化生态系统维护之间的“悖论”，并不只是城市规划层面的技术问题，而主要是现代城市规划和文化建设的理论建构问题。

　　1933年的《雅典宪章》（The Athens Charter）提出了性的“功能城市”理论，将城市定义为集居住形容文化很多的成语、工作、游憩和交通四大功能的综合体。这一理论主要基于那一时代的人们关于物质空间构建城市功能的理性认知，在这一理论下城市空间是生产和销售商品的场所、居住的场所、工作的场所，承载了城市几何空间决定城市的基本形态和发展方向的规划理念。以《雅典宪章》为标志的现代建筑运动和以“功能分区”为基本原则的城市规划原则，自“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世界得到了普遍的推行。但到60年代后期人们发现，机械的功能分区使城市结构僵硬，尽管满足了城市规划和管理的规范性要求，但因牺牲了城市的有机性而导致城市多样性、丰富性和城市活力的丧失。“人们从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功能分区无法解决复杂的城市系统中的诸多问题。文化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价值，具有越来越突出的决定性作用，而文化遗产则是城市文化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和最宝贵的资源、财富”。

　　1938年，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发表《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强调城市规划的主导思想应重视各种人文因素，把文化储存、文化传播和交流、文化创造和发展称为“城市的三项最基本功能”，并认为“文化既是城市发生的原始机制，同时也是城市发展的最后目的”形容一个城市的成语。1977年，《马丘比丘宪章》（The Charter of Machu Picchu）发布。较之《雅典宪章》，《马丘比丘宪章》开始超越城市物理空间规划的理念，更多地转向对城市人文生态功能与载体的关注，认为城市不是由一些孤立的部分拼凑在一起的空间构成，而应是“积极的生活空间”，是一个文化生态的整体构造。规划专业出身的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中提出：“国际城市规划领域新的流派和理论不断涌现，出现了批判现代城市规划千篇一律、缺乏特色的倾向，认为这是偏重功能、技术和经济效益、忽视人的精神追求造成的。这种批判再次引发了对主张功能城市的《雅典宪章》各项规划原则的深刻反思，迫切需要在城市规划的主题纲领方面进行重新思考”。

　　20世纪80年代初，欧洲经济衰退，欧洲各大城市开始转向借助文化建设复兴城市之路，提出了评选和建设“欧洲文化之都”的理念，旨在通过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推动城市物理空间复兴、文化活动复兴和城市认同感，增加欧洲对于其他国家的影响力。“欧洲文化之都”实践，改变了过去“功能城市”简单顺应居民基本文化需求的状况，将城市文化建设、城市旅游设施、公共空间等基本服务功能与涵育城市发展潜力相统一，以壮大城市文化集聚效应、优化城市文化形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焕发了欧洲古老城市的发展活力并随之影响世界潮流。2000年，新加坡制定《文化复兴城市》发展战略，提出将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充满动感与魅力的世界级艺术城市”，目标是“21世纪的文艺复兴城市，即国际文化中心城市之一”。近20年间，世界城市规划领域出现了显著的“文化转向”：“城市文化的力量正取代单纯的物质生产和技术进步而日益占据城市经济发展的主流。在物质增长方式趋同、资源与环境压力增大的今天，城市文化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驱动力，体现出较强的经济社会价值”。2003年，英国伦敦市市长发表城市文化战略宣言， “2003年伦敦城市文化战略目标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卓越性，增强伦敦作为世界一流文化城市的地位；二是创建性，把创建作为推动伦敦成功的核心；三是途径，确保所有的伦敦人都有机会参与到城市文化之中；四是效益，确保伦敦从它的文化资源中获得最大的利益”，该宣言旨在将伦敦的经济、社会、技术和教育的产业结构与其文化轴心相连。

　　面对20世纪前期欧洲城市深陷于传统城市结构和工业城市功能相冲突的困境，为突破城市“功能结构”的局限，1973年美国学者柯林·罗（Colin Rowe）提出了“城市拼贴”理论。他认为，现代城市与传统城市存在着巨大差异。传统城市属于“肌理的城市”，而现代城市则更多表现为“实体的城市”。与传统城市相比，现代城市的实体建筑不再具备“围合空间”的能力，体现出“实体的危机”与“肌理的困境”双重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拼贴城市”的方（“修补术”的思维方式）和“拼贴”技术建立起一条介于它们之间的中间道路，即在城市规划设计中充分利用各种类型的文化象征和文化符号，建立一个体现城市文化多样的“拼贴图”，维护相对完整的城市文化系统和城市特色。

　　“拼贴城市”理论提出了城市规划中的“修补技术”方案，而“文化空间”理论则描述了现代城市规划设计的整体性概念建构。

　　“文化空间”的概念是由法国学者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引发出来的概念，本是指“空间和文化”通过人们的有意识的活动而形成的结合体。列斐伏尔将城市空间看作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统一体。一般说来，城市空间包括地域结构、基础设施和空间景观三个部分形容文化很多的成语，但列斐伏尔眼中的“城市空间”是一种社会生产所主导、地理空间被包裹进社会经济和关系中的社会结构，即“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的社会生产再生产系统。“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被利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线，都纳入生产力与产物之中。都市结构挟其沟通与交换的多重网络，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所谓的“空间的生产”，“主要是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今日，对生产的分析显示我们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由空间中的生产( production in space)，转变为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乃是源于生产力自身的成长，以及知识在物质生产中的直接介入。这种知识最后会成为有关空间的知识，成为空间之整体性的资讯。……自然空间( natural space)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虽然它当然仍是社会过程的起源，自然现在已经被降贬为社会的生产力在其上操弄的物质了”。

　　列斐伏尔认为，城市化是集中生产资源最合理的处理方式，而城市空间作为生产剩余价值最有效的空间形式，在资本和市场的推动下逐渐被类型化、专业化甚至标准化。农业社会围绕生存“需要”运转，工业社会围绕“工作”运转，而城市社会则围绕“娱乐”而运转。城市通过生产空间、居住空间和娱乐休闲空间的结构变化形成了城市发展的新动力。这种城市空间生产的效果之一，集中体现于城市作为整体性魅力展示的文化旅游产业的成果。开封市自然资源匮乏，地方政府利用特色文化资源发展文化旅游产业，逐步形成了以文化运营城市的战略框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2014年，开封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比5.68%，年游客量接近400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200亿元。2018年，开封市年游客接待量6806.8万人次，年均增长16.1%，旅游综合收入602.2亿元，年均增长24.6。2019年，全年游客接待量7959.6万人次，年均增长16.9%，旅游综合收入713.5亿元，年均增长18.5。城市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符合“空间生产”的逻辑：“对于空间的征服和整合，已经成为消费主义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城市客厅十大要素。因为空间带有消费主义的特征，所以空间把消费主义的关系（如个人主义、商品化等）的形式投射到全部的日常生活之中。消费主义的逻辑成了社会运用空间的逻辑，成了日常生活的逻辑”。

　　城市“空间生产”理论应用于城市的文化领域，形成了“文化空间”理论。所谓“城市文化空间”，是指基于城市记忆之上由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和现代生活场景组成的物理空间及其象征符号系统集合而成的特定文化场域。它是由象征意义系统（形而上）和城市几何形态空间（形而下）共同构成的文化综合体，体现为一个由现在、过去和未来三种时间维度构成的“实体空间+意义空间”。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看，文化空间是由城市几何空间、社会生活空间和“意义空间”（符号象征系统）组成的综合性场域。正是在这一综合性场域下，城市的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功能结构、城市意象，以及市民的感情和交往行为模式得以运转，并形成特定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内涵和特殊魅力。文化空间作为理论框架包含了三重意义：一是物理几何空间，体现为一种客观的物质载体存在；其次是精神空间，人们在物理空间中的生活和交往行为赋予物理空间以意义形式；第三是社会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发生和经济系统的综合作用，是社会作用的形态存在。因此，文化空间具有物质属性、心理属性和社会属性三重属性。

　　城市本身作为一座超级体量的历史博物馆和艺术展览馆，具有国家和族群历史记忆的功能，同时城市又是一种“活态化”的存在，城市文化空间是一个地理空间结构与文化意义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制衡的有机进化系统。张在元对71个国家的近百座城市进行了近4年的调查，拍摄了约14万张建筑与城市景观图片，比较分析后发现：“城市是人类生存的集合空间载体，支撑这个载体的‘硬道理’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构工空间与环境的技术体系；而导向这个载体运行的‘软道理’则是城市文化”；“任何一座城市起源于人类的‘软道理’——想象力与自治力。城市衰落往往与‘软道理’背道而驰——夸张与破坏”。

　　文化空间理论在全球非遗保护实践中已经被广泛使用。乌丙安认为，“文化空间是民族活动和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它将上述两个特征要素汇集在一个特定区域内，并在一个特定时间或时间段进行有规律的展示和表达”。叶鹏进一步将这种非遗文化空间划分为：“中心场所、日常场所、室内空间、过渡空间、室外空间、观赏空间、参与空间”等。我国公布的《国家级非遗代表作申报办法（暂行）》也认为，“与非遗载体及其表现形式密切相关的‘文化空间’是国家级非遗申报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非遗传承与保护，文化空间体现为一种精神网络和社会生活场景的空间表达形态。这一理论应用于城市管理，就体现为城市规划的方建构。如英国通过在莎士比亚故里还原名人生活场景，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标识意义的“名人故居文化空间”，营造独特的文化旅游品牌。“通过名人故居系列神聚形散的空间布局，关联延伸到相关产业，发展主题性文化产业，形成一种主题特色鲜明的文化产业链，实现文化产业项目经营的可持续目标”。胡惠林认为，“城市在规划自己、塑造自己、表达自己和美化自己的时候，总是竭尽所能发挥一切能够发挥出来的想象力，建构自己的物理空间形态，并且通过这种物理空间形态的分工、布局与结构，展现所有关于人的精神关怀、精神满足和精神炫耀，并由此而把社会构造成一个纷繁复杂的精神生命的载体”。

　　我们认为，现代城市的文化空间由一系列的空间体裁和文化（体育）休闲活动按照一定规则有机构成：（1）城市文化记忆体裁，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档案馆、美术馆，画廊，以及城市雕塑等；（2）城市交往空间，包括剧场、户外表演场地、公共广场形容文化很多的成语、节日活动场地、酒吧、咖啡馆、艺术沙龙，体育场馆和网络交流工具等；（3）城市景观体裁，包括公共艺术、街道景观、博物馆、文化遗址地、主题公园、名人故居及自然遗产等；（4）文化传承与创新空间，包括书店、学校、文化企业，非遗传习所、文化产业园区、艺术家工作室、文创产业孵化器和文化科技实验区等；（5）文化活动载体，包括年节民俗活动、戏剧活动、曲艺活动，大型庆典活动和中外艺术交流活动，体育赛事，以及讲座学术沙龙等。

　　城市文化空间不仅包含着文化（遗产）资源，代表着城市的人文地理、历史积淀和经济社会形态，也包含着个体与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联系。2020年3月，冯天瑜教授在《大疫读》中提出：“文化生态”是“天文”与“人文”这两大系统综汇而成的历史演绎，“不仅指涉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同时也切入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包含‘天人’和‘人文’两大系统。”因此，文化空间的规划与营造包含了城市整体空间以及空间中产业结构和居住系统的营造，不仅涉及城市的空间布局、交通系统、文化娱乐系统和产业结构，也涉及个体在这一特定空间内的基本生存状态，即城市文化生态系统的规划与营造。以开封为例，2008年开封宋都城市文化发展规划启动，目标是要将13平方公里的古城区域建设成为“全城一景”的宋文化主题公园，其间布局了宫廷文化区、府衙文化区、宗教文化区、商业文化区、民俗文化区等。这一规划背后的机制是：开封的宋都文化作为城市文化主题呈现，必须配套建立一个系统性的符号系统形容文化很多的成语，即任何一个符号都存在于由众多符号所组织的意义场域内，并在这个意义场域内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相互作用机制。也正是在这一意义场域内，单个的符号才具有了特定的象征意义。从2013年的“一河两街三秀”，到2014年的“一湖两巷三园九馆”，再到2015年起每年推出十大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开封“全城一景、宋韵彰显、外在古典形容文化很多的成语、内在时尚”的宋都形象逐步显现。因其文化的建设成就，2011年被原文化部命名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2013年被《环球时报》评为“年度最受国际关注中国文化园区”。与此同时，开封着力打造以“大宋·东京梦华”代表的宋文化旅游品牌，以“千回大宋”为代表的文化演艺品牌，以汴绣、北宋官瓷、木板年画等为代表的宋文化特色产品，以开封菊花文化节和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为代表的节会品牌等，共同支撑开封宋文化空间的建构。开封通过城市文化空间规划与营造，借助于城市文化（旅游）产业的通道，切入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系统，形成文化运营城市的实践模式，支撑了开封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形容一个城市的成语。“一个城市的文化软实力，通常有由外到内的四层：第一层是包含一个城市中最凸显的文化符号系统的外显层；第二层是包含城市文化传媒系统的外隐层；第三层是包含城市的文化体制系统的内显层；最里面一层则是内隐层，由城市的文化价值系统构成。而城市文化符号系统作为最能够代表一座城市外显软实力的象征，毋庸置疑地承载着人们对于这座城市的所有记忆、想象与联想”。

　　城市主题文化是城市转型发展的基础性资源。借助于文化空间规划和文化建设的渠道，将文化资源的综合价值贯通于城市的文化旅游和创意产业结构之中，可形成推动城市转型发展的文化力量，并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促进城市主题文化建设与文化生态系统维护之间的均衡。

　　城市空间具有生产剩余价值的独特功能，但这一功能的实现需要借助于城市的特定文化空间。城市最重要的文化价值符号，也必须根植于城市的几何空间结构之中，并顺应城市的地理自然环境、经济形态以及历史文脉等城市肌理，形成城市的精神高地和文化中心：“空间代表着一个意念网络，这个意念网络连接着客观物体及意识……空间代表的是一个有共同意义和价值群体的区域……它不是抽象的地理空间，而是人类意识和目标基础上定义的空间，是人类与世界初始接触的具体空间，通过人的意念与意义等途径形成地方”。

　　例如，2001年日本“新陈代谢派”代表人物黑川纪章在规划河南郑州的郑东新区时，其最受人们关注的创意是，规划建设了一个面积为6.08平方公里的人工湖——“龙湖”。黑川将低洼地的鱼塘，与流经这一区域的金水河、熊儿河、七里河、贾鲁河、东风渠等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城市生态水系。黑川认为最终形成的整个湖面形态恰如“做出登陆动作的龙”，因此将其命名为“龙湖”。这一创意被认为是郑东新区规划的点睛之笔，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新区的标志性地理符号和文化象征符号。开封的“龙亭”与郑东新区的“龙湖”一样，也是从自然地理和历史遗迹中生发出来的城市特色文化主题，这是城市几何空间中具有定位性的文化符号。将龙亭、清明上河园、文庙等开封城市文脉以文化空间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成为开封不同时期的文化标识符号，可以形成开封城市的精神象征、地理中心和价值高地。

　　（二）在文化空间的理论框架下形容一个城市的成语，借助城市规划和文旅产业结构连通“历史之城”“当代之城”“未来之城”

　　建构从功能城市到文化城市的转换路径，推进城市主题文化与多元文化生态系统之间的均衡发展，需要借助“文化空间”理念，在规划原则和产业结构上形成以城市文化为核心统筹发展的实践路径。需要注意的是，并非仅仅是资本和劳动，而是承载资本和劳动的城市空间作为生产资料被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基于城市物理空间之上的文化系统（象征意义系统）作为生产资料被生产和再生产，进而形成城市文化资本的价值增量，并深度进入城市的物质生产领域和大众的生活领域，它通过文化和旅游消费激发文化旅游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形成城市复兴的促进因素。

　　例如，2017年，武汉市委、市政府借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之机，提出了建设“长江文化主轴”战略。即明确武汉建设“长江流域文化中心城市”的主题，重塑武汉城市的空间规划。体现在城市空间结构上，就是武汉城市“一轴（长江主轴）串三城（历史之城、当代之城、未来之城）”。在长江文化主轴的战略框架下，规划布局武汉的“长江文化空间”，如距今3500年前的盘龙城早期青铜文明（盘龙城遗址公园空间），由《楚辞》到唐宋近200位诗人留在武汉的诗词文化（长江诗廊、武昌古城诗人之路），近代中西文化交汇而形成的汉口租界（江汉步行街、中山大道景观空间）、武昌古城（昙花林创意街区）等，张之洞开办的中国最早的重工业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近代工业博物馆），建国初期建设的武汉长江大桥（中国桥梁博物馆），楚剧、汉剧等传统戏曲文化（剧场和演出活动空间），汉阳琴台的知音文化形容一个城市的成语、武昌黄鹤楼文化（文化景观公园空间），以及1911年武汉首义文化（辛亥博物馆），等等。这些不同的城市文化空间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形态，共同构成了支撑武汉长江主题文化的多元文化生态系统的基石。在长江文化空间的规划建设过程中，推进空间规划与产业规划对接，如以武汉文化和旅游产业（武昌·长江文化创意设计产业园、江汉朝宗景区等）贯穿武汉的历史街区与当下文化产业结构，并规范城市文化未来的发展路径。

　　再如开封，贯通其历史城市形态与当下城市发展需求，需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城市文化空间结构：一是优化开封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空间布局。开封是河南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冰箱、第一台缝纫机等的产地，20世纪60 年代建成的原河南羊毛纺织厂、开封五号粮库、开封化学试剂总厂、开封市五交化仓库等，业已成为工业文化遗产。深入挖掘开封工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形成城市工业遗产博物馆形容文化很多的成语、公共游憩空间、创意产业园区，以及工业遗产旅游线路等，可形成开封的遗产型文化空间。这种文化空间，既是城市记忆空间，又是文化消费街区。“中国城市逐步由‘生产型城市’向‘消费型城市’转型，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架构也随之发生变化，街区逐渐成为城市系统优化和改造的基本单元，城市街区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如何推动城市转型成为重要课题”。二是优化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空间布局。2008年，开封市出台了《开封市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将汴河故道开封段、州桥遗址、开封古城纳入规划保护，将开封市运河遗产划分为北宋东京城遗址展示区、汴河故道与惠济河重合段展示区、开封城墙展示区（含祐国寺塔）3个展示区。2012年，开封市又启动大宋文化博物馆·开封“城摞城”新郑门遗址项目。大运河文化遗产既与宋文化主题相关，但又超越宋文化的范围。因此，在城市的整体规划中，开封市需要建立大运河文化带（区），与宋都文化形成文化空间上的互补。三是优化胡同文化保护开发的空间布局。开封城内有“七角八巷七十二胡同”之称。但开封的胡同不是宋代的产物，而是明清的遗存。胡同作为开封市井文化的载体，是城市特有的记忆空间，承载着居民和游客对于古都的感觉、体验和家园情感，胡同、公园和历史建筑等因此而成为城市历史的重要展示区。其街巷肌理以及民俗风情，让开封与其他城市区别开来，展现其独特的城市气质，而这种可体验的城市吸引物和舒适物，可为优化城市特色文化旅游和创意产业结构提供优质的、无法替代的空间资源。

　　对于历史文化名城来说，贯通“历史之城”“当代之城”“未来之城”三种城市形态的关键，在于从总体规划上保持不同类型文化空间的相对完整性，以支撑城市立体空间中的三种城市文化形态。在这一点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经验值得借鉴。如法国的巴黎和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均确立了城市新区与老城区分开的城市空间规划思路，通过城市“新旧”相对分隔而整体上又兼顾一城之内的“历史之城”与“当代之城”。巴塞罗那的1800米兰布拉大街，既保存了巴塞罗那的独特历史，又展示了当代西班牙人的现代生活方式，从18世纪初兴建，到21世纪仍然是巴塞罗那的核心文化展示区，一条街的文化空间即贯通了西班牙的历史文化和当代生活方式，每年到巴塞罗那的3000万游客中，有80%的游客会到访这一街道。意大利罗马分层规划建设“文化空间”的模式，也值得学习借鉴：国家主导实施城市空间的分层规划，分别建设以古代遗址为基础的“古罗马”、以历史街区为主要载体的“老罗马”、以现代建筑为基础的“新罗马”，形成三种风格并存的独特城市景观，从而以连续和完整的城市记忆来连通“历史之城”“当代之城”和“未来之城”。

　　21世纪的人类文明主要是城市文明。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既取决于人们对于民族国家文化认识的高度，又取决于对文化遗产发掘的深度。“如果我们较为自觉地把它（城市化建设）看成一种文化建设，那么结果就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相反，如果失去文化的追求，则可能导致‘大建设、大破坏’。在此意义上说，今天的城市文化建设直接关系中国的未来”。“今天决策正确则可以在今后数十年内面对城市化加速进程而立于不败之地，甚至可以奠定今后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城市繁荣的基础。反之，则可能因为决策失误而付出长期的甚为巨大的代价”。

　　近2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高歌猛进，学术界和地方政府必须直面并回应城市历史文化的自然演进力量与城市“空间对象化”之间的冲突。“当前中国城市不仅面临对旧有文化遗产保护不力的问题，更面临对新的城市文化创造乏力的问题。丧失了保留至今的文化遗产，城市将失去自己的文化记忆；创造不出新的城市文化，城市将迷失自己的发展方向。”为抵御“千城一面”的同质化危机，城市主题文化建设战略逐步成为中国城市化的“流行模式”。但从城市文化多样性和文化生态整体性的角度看，主题文化建设并非城市发展的“完美模式”，行政力量或领导意志借助于规划和目标导向型项目，强力介入城市多元文化生态的自然演进过程，也可能造成对城市多元文化生态系统支撑基础的损害。因此，确立文化空间理论并在这一框架下平衡城市主题文化建设与其多元文化生态维护之间的矛盾，有助于重建城市文旅产业布局和城市规划中的科学理念和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