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在国人的认知中，它是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流行于欧洲的文化潮流，当时欧洲对中国风（Chinoiserie）的狂热追逐曾经是当时欧洲社会的一种时尚

　　“中国风”在国人的认知中，它是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流行于欧洲的文化潮流，当时欧洲对中国风（Chinoiserie）的狂热追逐曾经是当时欧洲社会的一种时尚。海上贸易将大量的中国商品带到欧洲。诸如茶叶、丝绸、瓷器、扇子等，这些商品让欧洲人对遥远神秘东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另一方面，十七世纪下半叶来华传教士将其考察成果以笔记、插图等形式带回欧洲，又将中西方的交流从物质层面提升到了精神层面。

　　艺术家李尤松对于“中国风”有长期的研究与独特的认识，并以中国风主题进行了系列创作。近日艺术中国记者对李尤松做了独家专访，李尤松从“中国风”的缘起、传播、各种器物的“中国风”形制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释，在他看来中国风是西方人对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一种奇幻的想象与创新，其时间跨度及影响面远超中国人原有的认知，对于西方的现当代文化依然有深远的影响。

　　艺术中国：谈到“中国风”的问题，在17、 18世纪的时候，欧洲兴起过一股非常强劲的“中国风”。中国风这个话题有非常多有趣话题，您对于“中国风”什么时候产生的兴趣？

　　李尤松：我对东西方交流主题的热爱，基于家庭背景和从小形成的视觉经验城镇化的概念是什么。1972年我父亲曾参与过中美杂技外交，我在四、五岁时，通过父亲出国带回来的商品包装、印刷品接触到西方的设计，所以在我的文化形成里边始终存在着东西方交流的主题。随着自己艺术表现能力的提高，喜欢用绘画技法表现东西方交流主题。同时也愿意阅读历史和图像，不断对东西方交流主题进行探讨，在探讨的过程中进一步厘清自己的认识。

　　在文化交流当中，原文化中的信息，传播到接收者那里，接收者加入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又转换出一个新的信息，所以误读本身就特别美，每一次的误读都带来一种丰富性，所以在中国风里更能体现出这么一种误读，误读来得非常美妙。

　　“中国风”应该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主要还是以中国为主题，这个主题传到欧洲去，欧洲的宫廷和文化阶层对这个主题的一种回应，把这种艺术形式叫做中国风。“中国风”未必是中国风格，可能是基于中国风格而引发的一些更多的联想。这个中国指的也是东方，也包括一些印度、日本，所以这里边的中国风其实是个泛指，即以“中国风”格来引导的一个艺术运动，又跟那个时期的洛可可艺术又有千丝万缕联系。这两个概念有一部分是重合的，有一部分是分开的。“中国风”的概念在当今国内的认识一般集中在17世纪末、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初这个阶段，但是他前面有来源，后边还有延续。

　　艺术中国：中国文化在欧洲的最早传播者最耳熟能详的就是马可·波罗了，在“中国风”的传播方面的情况也请您介绍下。

　　李尤松：在西方文化中有几个跟中国风主题相关的重要人物，第一个就是马可·波罗了，在元朝时期，蒙古势力把中亚城市文化特点文化的四个特征、俄罗斯和波斯和汉地都纳入到他的统辖范围内了，这样就是草原就变得很通畅了。

　　马可·波罗们就来中国做生意，带回了中国的文化，然后在欧洲就传开了对中国的想象。关于中国的财富梦想就开始了。后来奥斯曼土耳其兴起，陆路的商道被关闭了，欧洲人就走海路了。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也跟这个主题，即要到东方的需求是相关的。

　　第一代海上贸易者还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葡萄牙的曼纽尔一世在位其间将葡萄牙变成在东方的海上贸易帝国，他们在澳门建立了殖民点。紧接着文艺复兴时期，艺术赞助人美弟奇家族也是中国瓷器的爱好者，他们推动了中国瓷器在西方的流传，美弟奇成为“中国风”前期的一个参与者。

　　有一个重要的机构就是耶稣会，为清代宫廷服务来的一批传教士都是耶稣会派来的，耶稣会是属于教皇手下的一个传教的团体，教皇精选的都是欧洲很有本领的人，本身学养很高，然后派到东方传教，利玛窦是耶稣会的成员文化的四个特征，我们知道的郎世宁，王致诚都是耶稣会成员，伏尔泰跟耶稣会的私交也比较好，伏尔泰对中国信息的了解，也是从耶稣会教士那里得到的，耶稣会团体在整个东西方文化交流当中，在整个“中国风”的推进当中都起到重要的作用，他们既把中国信息介绍到欧洲，同时也是欧洲信息介绍到中国。

　　耶稣会进入中国宫廷，为中国宫廷服务，满足了中国皇帝对西方的想象，同时法王路易他们也在向往东方，把凡尔赛宫里边的一些建筑也建成中国风格城镇化的概念是什么，其中有一个特里亚农宫（又叫瓷宫），瓷宫的建成标志“中国风”开始大面积流传，法国国王邀请欧洲的王公大臣来凡尔赛观赏，欧洲王室纷纷效仿这种中国风格的建筑，瑞典、英国、德国开始兴起这股风潮。

　　另一股推动“中国风”的势力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有一个英国人叫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曾经做过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他对中国风的推进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他在1740年到达广州，在广州生活了一段时间，并运用速写记录了一些广州建筑的样式，回英国之后他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的建筑设计》的书，书中有很多铜版画，其中有家具、建筑、服饰等内容。这本书的出版对整个“中国风”的具体化起到一定的作用，中国的亭子、宝塔、家具都很具体了，之后欧洲人拿这个样式再去扩展想象。

　　这是一件1710年德国生产的大漆键盘乐器，上边彩绘图案是中国仕女，这件漆器乐器的制作者非常具有想象力，颠覆了我们对一件欧洲宫廷用品的概念，东西方的内容被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声音是西方的，图案是中国仕女画，材料是中国的。

　　这是一套贵族的收藏，紫砂壶从小到大有完整地排列着。紫砂在中国本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我原以为欧洲人对紫砂是不感兴趣的，因为紫砂是用来喝绿茶的，而概念欧洲人喝茶方式是将红茶和牛奶结合在一起，但这个系列的紫砂收藏又是如此完整，这证明了紫砂在当时的欧洲有一定范围的流行，也进一步说明欧洲人兼喝绿茶。

　　Penrhyn 城堡下印度厅的墙纸，悬挂于 1830 年代初期，与新诺曼风格的特色和家具形成鲜明对比

　　壁纸也是体现“中国风”一个重要品类。英国的房间比较容易反潮，所以从功能上来说需要贴一些壁纸，英国人就到广州来定制，有的是壁布，需要丝织。有的可能为了降低成本，直接用壁纸。西方人喜欢中国图样城市文化特点。这些壁纸画和在西方有景深的绘画不同，这很有可能就启发了后来的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像威廉莫里斯设计的壁纸。

　　我想壁纸的设计和生产，应该先由欧洲人预定，他们想要中国主题，但具体画什么图案，中国工匠有一定的自由度文化的四个特征，在双方的反复交流过程中，有对市场反馈信息的调试文化的四个特征。

　　奥地利美泉宫的蓝色中国客厅曾是弗朗茨·斯蒂芬一世的议事厅。带有花卉图案的中国壁纸和胡桃木镶板可能都起源于那个年代。

　　目前在中国国内，关于“中国风”的英国和法国的资料比较多，而德国系统资料不是很多城镇化的概念是什么，其实德国、奥地利德语区对这个主题呼应度也是蛮高的。像德国无忧宫，还有慕尼黑宁芬堡宫，奥地利的美泉宫，都有中国风的建筑。因为欧洲王室的联姻制度，瑞典王室跟普鲁士王室也有亲戚关系，北欧瑞典的皇后岛有中国风建筑，在俄罗斯，叶卡婕琳娜女皇来自于德国，嫁到俄罗斯去，她在圣彼得堡的夏宫也建起中国风建筑，可见“中国风”在北欧和东欧也有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