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道统高于政统”,钱先生早在抗战时就明确提出,此后一直宣说

　　所谓“道统高于政统”,钱先生早在抗战时就明确提出,此后一直宣说。他说：“教权尊于治权,道统尊于政统,为儒家陈义,亦传统文化之主干”。而且，“道统地位随于历史演进而益尊于治统之上”中国城市文化。如至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新士宋代理学家,即是大体退在野,尊道统,开风气,以做之领导城市文化现象。按钱先生揭示的历史根据,其大端有四。一是中国文化观念与传统认为,人道之大端乃在师统,而非君统城市历史文化。其二,民间私学不尊循朝廷官学,而朝廷犹予以优容,将教育教化大权让之社会私家之手。其三,中国秦汉以下之传统政府,乃由学术界组成,受学术界之支持与领导中国城市文化。此亦中国历史一持有传统,传统政制之精髓所在。其四,君位治统可以有历代之更易,而师传道统则不随以俱变。而以学术指导,以学术为之灵魂而非其工具,学术必先独立于之外、不受干预,亦即保持士一阶层的独立的超越的立场,实即此“士尊王贱”与“道统尊于政统”之观念与传统的精义城市历史文化。“士尊玉贱”、“道统尊于政统”城市文化现象，可说集中表现与豁显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超越的立场与意识。

　　从钱先生的阐述中,大体可以透见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处理其与的关系,乃以在野影响与指导为主要方式,以入仕为次要方式,或说在观念上前一方式更重于后一方式。由于上述战国开始形成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两特色城市历史文化，“士尊王贱”、“道统尊于政统”的观念与传统,士之超越的立场及其两种处理方式,结果，“中国士流之影响与贡献,主要在社会之下层”，在对中国文化发生久远的历史影响。此即钱先生所谓“社会有士,则其道乃得常传于天地间”。同时,中国因此亦常得保持一次好之地位。盖中国的士重道轻仕,宁退不仕,使道藏于野、传于世,中国社会人生乃终得蒸蒸日上,务使做人价值更尊于在位者。更高标准的人格楷模以普通人而生活在社会大群中,此又使得人物亦不得崇仰此楷模而趋附此标准。钱先生认为：“此中国社会之有士,所以为中国文化所特具之一最有意义与价值之所在也城市文化现象城市历史文化。”

　　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当然是一个学理论问题,但更是一个历史事实问题。上述钱先生之论士与中国文化,若用动力论的方式表述,就是一句话：“中国知识分子,此乃中国历史一条有力的动脉城市历史文化。”

　　这个观点,在钱先生,正是严守史学界的本份,通过考察中国社会的历史变动及变动中知识分子的地位城市历史文化、作用而提出的。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社会变动,主要就变动在士的这一流。士的变动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变动。在这个历史变动中,由本文上述,已知领导社会、发展理想的力量，即寄在士的流品城市文化现象。因此,钱先生自然有充足的理由得出“中国智识分子,此乃中国历史一条有力的动脉”之结论。此一动力论观点,与前揭钱先生的种种观点,乃构成他一套系列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