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着一个太平洋的美国，不管是政治制度还是国家建构的道路，都堪称是现存的人类社会里特立独行的存在，它向来也是我们观察制度、传统、信仰与人性如何相互作用的一个绝佳的社会实验样本

　　隔着一个太平洋的美国，不管是政治制度还是国家建构的道路，都堪称是现存的人类社会里特立独行的存在，它向来也是我们观察制度、传统、信仰与人性如何相互作用的一个绝佳的社会实验样本。

　　美国的“反智”，并不算一个新鲜的话题，然而，它并不能简单归结于“红脖”们天然就有反精英和反知识的倾向。霍夫施塔特那本大名鼎鼎的《美国的反智传统》，对此有过深度剖析，这种看似可以简单解释的现象，其实有关于历史，有关于制度设计，既有偶然也有必然，是整个社会氛围盘根错节的体现。

　　这本书的翻译出版过程也很有传奇色彩，很少见到一本书，在一年之内能有五六个版本的译本出现，这在现代学者著作中也是十分罕见的。或许是因为，它出版在一个我们观察美国的当前局势，尤其是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文化的重大变化之际。

　　《美国的反智传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观察窗口，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准确的观察视角，也有一个对美国目前形势进行观察的多元的维度。尤其是美国2020年的总统选举，是一个美国历史上的重大变局以及标志性事件，非常适合阅读霍夫施塔特这本书后进行思考与比对。

　　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总统在败选之后对选举结果提出挑战，还激励民众参与到挑战的队伍之中。民众也不听从知识界以及政治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对选举总统问题进行的引导和分析，他们相信自己的情感，相信自己的直觉，甚至相信一种“神将”的存在。

　　美国充满着反智的社会文化氛围，这是非常悖谬的现象。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努力进入，深入和系统地了解，在一个知识的时代，美国如何充斥着反智的观念和行为。透过这本书，不仅可以看到美国政治生活数十年来的重大变化，也能对所有现代国家当下的政治现象中反智的一般情形有所了解。

　　这个时代充满着反智的共同现象，其实不只是一种美国现象，更是一种世界现象。阅读这本书，也有助于我们去尝试理解反智主义的形成机理，以便自觉去抑制反智主义的膨胀。

　　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心中都有反智的一些情愫，甚至有一些反智的情结，即使是我有时候可能也会陷入反智的思维泥淖。同时反智主义的产生文化内涵含义、发展和兴盛，恰恰位于知识和知识分子被认为是引领发达国家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

　　《美国的反智传统》在具体的写作上有特殊的写作背景，霍夫施塔特在绪论部分已经把他写作的时代理由告诉我们了：1950年代的美国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很多令人担忧的现象，这种现象在霍夫施塔特的眼里聚焦为一种反智的态度。

　　他将美国历史上出现的反智的态度和行为，定位为一种美国的“反智传统”，促使人们去发现生活中存在的令人高度忧虑的反智现象。

　　比如，人们对学究普遍厌恶，对知识分子心怀一种敌视的态度，其实对真正的专家也比较排斥，而且在知识分子和专家之间，可能人们更倾向于专家意见，又专家来排斥知识分子文化内涵含义，这实际上构成了反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两种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反智传统相关现象。

　　在美国的生活中，人们对纯粹科学的拒斥，对知识精英一贬再贬，对于记载现代知识和知识分子生存的最主要的场所，也就是大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作为美国这样一个实用主义的社会，美国的反智传统更直接地体现为对一般人的推崇。今天美国流行的民粹主义，其实就是对一般人进行推崇的当下表现。而这种民粹主义实际上从“五月花号”前往美国文化内涵含义，建立美国北美13个殖民地，一直延续至今，是非常深厚的传统。

　　人们认为，一般人比专家、比知识分子更能够理解这个社会，更能够把握行动的主动性品牌文化定位，更能够显示这个社会跳动的脉搏。这些一般人倾向于对日常生活秩序和日常理念的捍卫，表现为在美国社会中对文化创新的反感。

　　只要知识分子一旦以知识干预社会、干预社会运动来表达自己的公共意见时，这些重视一般人的代言者，往往就对知识分子的“气焰”表示非常愤慨。他们对知识分子把持的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愤怒声讨。他们认为，并不是要把学生局限在学校里，进行非课业化的教育，对学校的阅读写作乃至于数学教育，频频非议。如此等等，可以说美国社会的反智现象不一而足，难以完全举例说明。

　　霍夫施塔特仅通过他所举的上述相关事例，已经向人们表明，那些对知识和知识分子表示反对态度的反智传统，是观察美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窗口。

　　这里我们要强调一句，霍夫施塔特并不认为反智传统是美国的唯一传统，也不认为反智代表着美国人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全部态度，他特别强调，美国社会中实际上也有崇智的传统，就是崇敬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传统。因而，崇智和反智构成美国社会两个突兀并立的现象，也成为我们观察美国传统的两个不可偏废的主要窗口。

　　在霍夫施塔特的论述当中城市文化的意义，反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社会现象，因为反智者并不像我们一般认为的那样，是一味地敌视知识。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是对知识分子爱恨交加。

　　一方面，反智的宗教活动人士，譬如说福音派牧师，他们本人聪明博学，对神学观的原教旨主义的表达非常到位，因而他们并不是一些对神学全无了解的宗教活动的狂热分子。

　　那些排斥规则、知识、规范的政客们更显得狡猾了。他们一方面运用知识，另一方面又以反对规范、知识来打破既有的政治格局，来赢得自己所希望的权利。他们是以反智为手段，而不是以反智为目的。

　　那些代表美国实际需求的企业家，在智识上自负、但是有坚定信念的媒体人，边缘作家文化内涵含义，不满学术界“左倾”的专家等等，他们都不是以反智为目的来采取反智的行为。相反，反智主义在主张进步和反对进步的两股敌对势力之时出现，它就成为一个社会生活中人们要正视面对而无意消除的顽固的社会现象。

　　为什么在美国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对知识和知识分子心怀不满，而且要在赞同中加以拒斥？这当然就与反智主义特殊的含义有关城市文化的意义。反智不像我们中国人去理解的，是反对理性，而是特指的反对知识和知识分子。

　　由于知识分子不是一般的职业人士，而是一群以不偏颇的才智、概括能力、自由的推断、一手的观察、尖锐的批判意见和创新的取向为特征的人。他们对现实充满了批判精神，在观念上充满着反省的意识，在行为上对现实可以说是指指点点，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身上的苏格拉底气质是很容易遭人记恨的。

　　作为一个专业学者，当其他专业的学者对我自己专业的问题进行指点的时候，我也心怀不忿城市化的概念。反智的底色就开始呈现出来，很多人都会对这种“认为自己什么都懂”的态度表示反感，总之他们会认为，这些人的跨界指点根本就是一个笑柄。

　　所以知识分子的品质会有跨界而为，显示其批判精神的群体特质。他们既有先知的特点，又有公共的职能，这两种角色可能就会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时候吃力不讨好，导致美国社会公众对他们的。这一系列反智现象，让霍夫施塔特认为在美国社会中的知识是不受欢迎的。

　　而另外一方面，霍夫施塔特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实际上是自觉的，但并没有在文字上只系统表述美国当时社会的大事件，即因为“症”而在美国流行的麦卡锡主义。

　　当时的美国知识界与政界一个偏左，一个偏右，使得权力跟知识界发生了直接的对抗。麦卡锡主义也追剿偏向于左倾的知识分子，对所谓自由派、行政支持者、改革派、国际主义者知识分子、采取自由派政策的共和党等等，一个都不放过。在美国社会中，人们感受到的反智现象更为尖锐，更为触目惊心，更加触目皆是。

　　霍夫施塔特认为，必须要去寻找美国社会中反智传统形成的生存机理，因而他花了四个部分的篇幅来分析美国社会中反智传统形成原因的最厚重的著作的组成部分。

　　在霍夫施塔特看来，美国是一个新教国家城市文化的意义。虽然美国是一个多元宗教的国家，美国可以说因为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文化内涵含义，因此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不同族群，都携带了他们移民之前所信仰的宗教，进入了美国，形成了自己的宗教、生活群体、宗教信仰和宗教理论，这是美国宪法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必然带来的信仰多元局面，一点不假。

　　但我们同时也说为什么美国是个新教国家呢？在霍夫施塔特看来，一是因为美国人的心智在建国时期就已经是新教思想的产物。

　　“五月花号”的约定，有人说是“文盲的约定”，经过今天的考察发现并非如此文化内涵含义，有一些在英国生活不如意的毕业于牛津剑桥的神学生，也加入了殖民新的队伍。因此美国殖民者所接触到的知识，其第一个平台那就是宗教城市化的概念。这样的新教传统，可以说渗入了美国的宪法，不理解美国的新教传统，就不可能理解美国的建国理念、美国的根本（宪法）以及美国政教关系所支撑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以及人心秩序。

　　但是恰恰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美国的反智传统，它的第一个知识传统平台是宗教，而反智的第一个动力也是来自于宗教。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宗教社会学向人们揭示出来，富裕的阶级喜欢把宗教理性化，并乐于遵守宗教的繁复仪式。相比而言，社会的中下层他们信仰宗教的方式比较感性，一方面他们对宗教神学不甚寥寥，而且反对那种繁琐的宗教仪轨和上层牧师庄重的训导，他们重视的是自己内心的宗教体验，这是一个美国社会独特的宗教定位。

　　从历史上来看，这当然与移民美国的那些早期殖民者，跟宗主国英国的宗教抗争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一种抗争，让他们的宗教信仰带有反智的特色。另一方面，也与美国早期社会教育程度的普遍低下有密切关系。

　　美国从殖民时始，传教就显得多元而自由，在知识和感性之间达成平衡，乃是传教的最重要的一种取向。尤其在大觉醒运动当中，清们的热情和良好教育成为历史之后，奋兴派走向了结合热情和激昂的道路，因此出现了肆意攻击传统教会、蔑视教会惯用礼仪的牧师，这样就使得宗教反智倾向为新兴的美国社会打下了烙印。

　　加上美国教会组织以一种自由竞争市场的方式出现，信徒可以自愿选择适合自己的教会，它弥漫着那种挣脱了陈腐的旧欧洲，确立了昂扬的新精神的宗教氛围。

　　因此，牧师们纷纷以个人魅力和星级高低来展现传教的能力，而欠缺宗教知识的支持就变成美国宗教活动的一大特点。甚至像二十世纪中一些著名的宣道者戴森，他更是乐于用粗俗娱乐的方式来布道，这就使得他们对有钱人和大学生缺少吸引力。

　　正因为如此，美国人对于宗教生活的选择使得“嬷嬷也疯狂”，这就是大家看到美国的著名流行电影，一个流行歌手因为得罪了黑社会人士而遭到追杀，进入教会扮演教会工作人员，结果在传教时就用他自由歌手的那一套又唱又跳来传教，没有料到引起的轰动，集资巨大。所以美国作为新教国家，在传教上的反抗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传统已久。

　　美国反智主义的第二个动因是在政治。政治很重视规范知识和规范行为、程序安排、法制体系，但是重视这个制度并不意味着重视知识和知识的力量。

　　霍夫施塔特指出，当美国独立的时候，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开国元勋们既是知识分子又是政治行动者。但随着政治的发展，从美国国父们那一始已经出现了非常悖谬的现象，那就是领袖们不团结而相互攻击。

　　比如，杰斐逊就受到了汉密尔顿的攻击，杰斐逊反击，汉密尔顿持续攻击，最后就变成了美国政治相互攻讦，以至于相互撕裂品牌文化定位、相互对垒。就像今天的特朗普与希拉里，之后的特朗普与拜登，以及他们的相互支持者，作为选举推动的政治行动派占据政治的知识中心场域，大家为了打赢选战，政治家们都放下身段迎合选民。

　　这个时候，政治中的绅士传统就趋近消失，而努力激发民粹主义的公众热情的一群人逐渐占据了政治的中心舞台。

　　这就是美国政治树立起的特殊的标准，即在政治生活中不能“文弱”，不能理想化，不能注重知识，最好有从军记录或者参加过橄榄球队。这就使得那些有志于从政，而又善于打破美国政治规则的传统的从政者和潜在的从政者疏远知识分子。

　　在美国历史上能够调动知识分子力量的现代政治人物不是太多，比如老罗斯福、小罗斯福、威尔逊当政时，知识分子是受到重视的；但大多数被政治人物所接纳进政治生活的知识分子，却因为他们处事的规则性和重视知识依据而被认为是迂腐的一群人，因而使得政治生活中排斥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气氛，一直沿袭下来。

　　许多国家不是宗教社会，但政治生活中所呈现出的跟美国政治生活当中的同一风格，纵观许多国家，其实在整个政治生活当中，那些真正沿行知识、表现文气，显得温文尔雅的人，恐怕在政治生活当中被接纳、受到重用的可能性是不高的城市化的概念。

　　第二方面，就是政治生活的独特性，跟非政治生活某些方面所具有的共性，可以帮助理解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为什么政治领域里也充满着超越美国范围的共同的反智传统。

　　美国反智主义的第三个动力在社会文化方面。美国建国初期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不像现在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品牌文化定位。

　　首先从美国的历史来看，农业社会崇尚的人格典范是淳朴、勤劳、务实、尚行作为特点。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人的行为逻辑跟知识分子的行为逻辑大不相同。他们并不去着重谈论理想，也不重视行为中的规则性、规范性，也不是在清晰地分辨一个观念和行为的公私界限，合法与否、是否道德的基础上去展开的。

　　在某种意义上，商人精神可能成为美国从农商文明跃进到工商文明的最重要的精神动力。恰恰在美国社会文化中，商人是受到知识分子轻蔑的一个群体，而商人本身又觉得自己承担了创造财富、服务社会公益的责任，因而知识界对于商人的认知和商人对自己履行社会责任的认知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难以逾越的鸿沟，这就导致商业文化和知识分子代表的社会文化之间的冲突。

　　由于美国的商多数属于白手起家，不是依靠权力来获得商业特权和商业垄断的利润，那种依靠努力、依靠自己的天分来发家致富的商业精神，特别受人推崇。因而这种社会文化的认同感，导致人们对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社会文化秩序表示蔑视，产生了某种“不用书本而用来福枪”的早期行动规则，行动至上的实用主义精神。

　　这使得使得社会把知识分子与缺乏行为者、难以在社会文化中制造大家所期待的社会文化发展结果相联系起来。这种社会文化氛围其实不唯独美国才有，其他所有国家都有，但是相对说来，知识分子和工商行动的实用主义传统的对立，却不如美国那么尖锐。

　　接下来霍夫施塔特分析了美国反智传统的第四个形成的主要动力，就是在教育方面。相比而言，我们因为自己的特殊经历和对于目前中国教育的独特感受，也会有很多呼应。

　　其实中国同美国一样，都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国度，但不大一样的是，中国从古至今关心的是精英教育，而美国自建国以来始终关注的焦点是平民教育。这两者有什么重大的区别？简单讲，精英教育注重的是政治性、道德性、动机性以及工具性；而平民教育始终强调教育的实用性、收益性、个人性、当下性。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教育具有自己的独特特征，所以在开国的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可以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美国都缺乏伟大的学校，完全没有牛津、剑桥这类学校城市文化的意义，人们都必须到牛津、剑桥进修，才有扬名立万的资本。

　　但美国人当时不以为耻，他们恰恰把教育确立在实用知识上，而且致力于教育的民族和大众化为改革的主调。

　　在这一方面，著名的美国学者、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等等身份非常复杂，以至于可以用百科全书来形容，我认为是美国实用主义精神的一个最重要的建构者约翰杜威，他的“为民族而教育”的口号影响深重，而且他强调生活适应教育的运动是必须的，教育的主体应当是学生，而不是教育者。

　　杜威特别强调，要把教育看成改造社会的方式，将儿童放在教育的中心位置，要求将教师和课程权威让给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制度来配合小孩子们的需要。

　　而这种教育，美国成立教育改革委员会，成立大学教育评估的组织机构，最后导致美国社会里以实用抵抗规范教育，与对教育者的规划的排斥，而被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实际上被一种教育者的理念来替代了。

　　教育的结果是要解放儿童，解放受教育者，但造成的最终结果是对于规则的反抗和。这对我们中国今天来说，实际上也有切肤之痛，也有与霍夫施塔特对美国教育中的反智传统的剖析颇感一致的感受。

　　在反智传统的四大动力里，政治现象和教育现象，政治动力和教育动力形成了反智传统。在这种有深厚反智传统的美国社会中，知识分子怎么办呢？他们要么与社会疏离来保持自己批判社会的存在，要么被社会同化。在两难选择之中，美国人一直在徘徊，在斗争，在努力维持崇智的传统，而拒斥反智传统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当然社会文化作为一个文化氛围，对于反智主义的形成也会有深刻的影响，霍夫施塔特从这四个方面，对美国反智传统整个面貌的揭示、动力机制的披露和解决问题出路的想象，都非常具有启发性。

　　一，反智仅仅是一个美国现象吗？显然，它已经超越美国社会的现象，为什么这个现象这么普遍呢？它跟人性有深刻的联系吗？

　　其二，作为反智传统来说，在宗教、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的动力机制之外，是不是还有更深刻的、更多的其他动力机制或者原因呢？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如果反智不可彻底消除，我们该怎么去面对自己和社会上出现反智现象？

　　其三，在一致反智的时候，崇智可能是对反智的最有力量的一个进路，这让我们要去思考我们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尊重，是不是这个社会的必须。但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尊重是不是就意味着崇敬，这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如何在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同时尊重我们自己，让自己的思考和行动能够去催生新的观念，新的思想和新的行动呢？这恐怕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