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从“拼经济、拼管理”到“拼文化”的阶段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从“拼经济、拼管理”到“拼文化”的阶段。城市竞争实际上已成为城市文化的竞争，呈现出“以文化论输赢、以文明比高低、以精神定成败”的新格局。文化成为决定城市未来发展的根本所在。在塑造城市文化形态的过程中，需要从运营的角度对城市文化发展进行设计、运行、管理和改进，最终形成城市文化未来发展的目标定位。

　　如果说拼经济、拼管理是所有城市无可选择的必由之路，拼文化则是一种“双向选择”。一方面，经济“吨位”不够的城市，文化资源和文化流动有限，不存在拼文化的问题；另一方面，有条件的城市又未必有这样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只有那些有着发展潜力又有远大抱负的城市才可以通过自觉的文化创造，展示独特的文化风采。

　　城市文化运营，首先是要服从国家战略布局，发挥国家立场对本地文化发展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其次是把握好城市文化发展的关键期，深入发展、发扬城市文化的特色；再次是激发城市治理活力，形成城市文化运营的顶层设计。

　　城市文化最终形成自身特色，需要一种自觉自为的建设，这种建设对本地文化发展会起到一种吸附和推动作用。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对文化的营造行为。

　　世界上，很多文化特征突出且单一的城市，主要通过某些政策的支援推动形成特色文化，这类城市的运营手段也相对单一。例如，音乐大师莫扎特的诞生地——奥地利的萨尔茨堡，是个典型的音乐之城，莫扎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这里。当地政府将莫扎特故居保护起来，并将他曾经生活过的粮食街，打造成汇集了国际品牌和当地特色商品的购物街，而且每家店铺都沿用世代流传下来的手工铁艺招牌，充分体现了当地人对传统的尊重和保护。当地的莫扎特音乐节是萨尔茨堡的城市名片。与此类似，法国的戛纳，虽然也是一座很小的城市，但却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城市，就是因为这里每年都会举办戛纳国际电影节。电影节期间，明星云集，热闹非凡，国际化的特色相当浓厚。这样的一些单一特色的城市，文化运营的共同特点大多是政府去推动，社会来运营，也有的直接在政府支援下由专门的创意机构去推动文化活动的创新。

　　但对于像深圳这样的新兴移民城市，文化建构和文化运营的理论研究目前还比较少。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城市文化的生成是由移民自然带动还是政府主动运营来推动？在这类城市中，上海的城市文化发展比较典型。上海自开埠以来的文化，基本上是遵循着文化的流动性原理，通过经济的高速发展，然后迅速地把文化聚集起来。整体而言，是通过物的流动来带动文化的流动和传播，这其中也包括人口的流动。深圳的文化发展也基本呈现出这个规律。但有一点大不相同的，就是政府具有更加积极的文化自觉，使文化与经济一样，成为推动城市整体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引擎。

　　近十几年来，深圳文化的跨越式发展，已经不仅仅依赖于人口的流动，不仅仅由其自发地生成，而是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移民文化融合，借力于科技力量的推动，更得益于自觉的谋划和布局，如将文化产业列为第四大支柱产业、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有意识地推进“文化+科技”、“文化+金融”、“文化+旅游”等多业态的融合。这些举措都是主动地促进文化的发展，使文化始终处于一种自觉调整的状态。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文化赢了，整个社会的其他领域也受到文化广泛深入的影响而有了重大发展。这时候，文化就能真正成为带动城市发展的引擎。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如何推动文化走向大发展大繁荣，经历了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从最初把文化视为全部意识形态的核心，到打破高度的封闭；从形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相对分开的战略认识，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到保障国家文化安全；从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到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从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到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这些认识展示了我们国家对于文化的作用、意义和价值等理念的重大创新。正是这些创新的理念推动了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的快速发展和繁荣。

　　当然，必须力避对国家主张的形式主读和操作。有时看似抓住了大好形势，其实是不合规律的乱弹琴；有时尽管搞得轰轰烈烈，但最后没什么文化建设成就可言，只剩些材料的汇集、金钱的累积和空洞的口号，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比如，有些城市热衷于跟风提炼“城市精神”，而这些所谓的“城市精神”，内涵存在着“千城一面”，对一个城市来说没有任何的独立意义，就连当地的老百姓也不认可；尽管标语口号满大街都是，但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根本不能渗透人心文化对人的特点，更遑论形成一种什么价值观了。更有甚者，在前些年流行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热潮中，很多地方搞了一大批所谓的文化专案，绝大部分都没有什么效益，很多从一开始的轰轰烈烈到最后的无果而终、不了了之，沦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一时辉煌”，包括一些所谓的文化园区最后逐渐荒废，成为房地产商的竞逐地。坦率地说，这其中，很多都是政府在努力地“推动”，这种盲目的推动破坏了文化发展的机会，造成了极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因此，城市文化运营，必须经过综合的顶层设计，寻求城市文化特色和定位，确立符合自己城市的理论根据、战略目标和文化特色。政府主动推动文化发展，不只是简单停留在文化设施的摆布、重大活动的组织上，而应当着力于保持城市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形成城市自己的文化特色。

　　第一，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城市管理者和城市组成居民的主观推动，形成一种从外到内的要求和压力。首先，城市广大的移民部落文化对人的特点，到城市中来除了工作以外，还需要文化。这是内部的要求。其次，从外部来看，判断城市文化的发展前景，主要看这个城市能否成为文化中心城市，辐射和引领其他非中心城市，这里的中心是从文化意义上讲的。也就是说，如果城市只有经济的功能，是不可能成为中心城市的。因此，城市不仅仅要有经济的附加能力，还要有文化的附加能力。

　　第二，准确把握好城市文化发展的关键期。犹如一个人的成长有其关键期一样，一座城市也有其发展的关键期。这在国内外的中心城市形成史上都有充足的例证。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美国纽约。1783年纽约脱离英国，随即发展成北美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乔志·兰科维奇在《纽约简史》中指出，英国人离开之后的30多年，纽约突破了发展围墙，“虽然尚未准备好挑战波士顿在文化上的首要地位，但纽约确实已在好几个精神生活领域称雄”，纽约“成为美国印刷及出版业中心”；“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纽约市已同时超过波士顿和费城而成为全国文学之都”；“1815年，其为居民和来访者提供丰富多彩的戏剧与通俗文艺节目已举世瞩目”；“美国的主导舞台表演家、歌唱家和舞蹈家，全都被吸引到纽约，在那里可以一举成名”；“到1825年，全国许多杰出的画家已移居纽约，纽约的创新文化基础也正是在这30多年间牢固地生成”；“至1830年，曼哈顿在商业、工业及金融业方面都已名列第一，此后又在1860年之前的30年间取得文化艺术上的主宰地位”。

　　当然，我们可以说是创作和变化赋予纽约无穷的活力，由此形成了纽约有活力的、开放性的城市文化，但从城市文化运营的角度，纽约文化的这种突破，无疑是抓住了英国人离开后处在“文化真空”的发展关键期，最终奠定了其大众化、民间化、生活化、实践化和自由多样的新文化特色。纽约的文化崛起，打破了人们认为“美国是文化沙漠”的固有观念，正在于其抓住了文化蝶变重生的关键期。

　　能否抓住关键期，决定了城市的格局和气象，决定了这座城市未来的文化在这个国家和世界上的地位。历史上的这些开放城市，充满着活力，在那个时代造成了很大的吸引力。它们所植入城市的文化因素，犹如城市持续发展的健康基因一样，具有长期的影响。

　　21世纪相交的深圳，也抓住了城市发展的关键期。上世纪80年代，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安分”的移民们，在深圳经济特区这片南国热土上敢拼敢闯，超越各地移民之间原初的文化差异，融合生成了属于深圳这座城市特有的海纳百川的文化风貌。“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就是深圳的文化。经过30多年发展文化产品定位，深圳的城市品质正走向成熟，并将逐渐定型。现在就是要在它没有完全定型之际，给它植入优秀的文化基因和胚胎，使它在定型后显得特别优秀，如果等它定型以后再植入这些基因和胚胎，可能就不会产生多大作用了。这有点类似生物学上的“转基因”，我们或可形象地称之为“文化转基因”。因此，现在深圳正处在城市文化发展新的关键期。可以说，这个关键期，也正是城市文化运营为什么成为深圳的一种自觉行为的客观形势和基本依据。

　　城市文化运营首先应该抓住顶层设计。在世界上，有一类城市是被“设计”出来的，比如，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巴西的首都巴西利亚，还有中国的石河子、克拉玛依。深圳也是这样被设计出来的城市，它的使命就是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这为深圳这座城市创造了一种比较宽松的发展环境。既然是“试验”，就应当允许越雷池，允许有失败，也允许有改正的机会。

　　顶层设计关系到城市特点、人口构成、区位环境等。深圳被设计为“试验田”文化对人的特点、“窗口”。这些定位，都给深圳这个城市的宽松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在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初期，受香港文化影响的歌舞厅文化兴盛，它对于改革开放之初闭塞已久的带有“左”的性质的文化来说，带来一种新的文化体系，使人们感到宽松和自由。而且，那个时候唯一能看到香港电视的地方就是深圳，有很多人选择移民深圳就是为了能常年看到香港的电视。

　　深圳的顶层设计使它的人口构成主要是移民。建立特区时深圳人口只有3万文化对人的特点，到现在已超过了1200万，深圳成为当今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同时顶层设计还与城市的区位环境密切联系。深圳恰恰处在珠江入海口的边上，这一点也非常重要。放眼远望，深圳所处的区位居于整个珠江三角洲区域的中部，位居枢纽地位，如果连上南边的香港、北面的东莞和广州，这条连线就是珠三角的中轴线，通联珠江与南海的中轴地带。从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趋势而言，广深莞和香港必然会发展形成连片发展的大格局。由此，笔者想起了初到深圳时读到的一部香港小说《望族》，它讲述的是香港一个很大的家族创业奋斗和内部纷争的故事。故事发生时是20世纪50年代，香港人担忧解放军会不会占领香港，该家族企业的总部面临着是否撤离香港的两难选择！这涉及到这个家族如何看待香港的未来地位。令人记忆深刻的，是这个家族的家长最后说：不能撤离，因为香港这个地方在珠江入海口，这里将矗立起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望族》这部小说所预言的未来，在今天来看已经是真实的现实。如同香港那样，深圳所在的这样的区位优势，自然应是城市的设计者所考虑的重要因素。

　　城市的顶层设计规定了城市文化运营的目标设定。那么，深圳这座被设计出来的城市，其文化运营的目标和定位是什么呢？或者说未来深圳的城市文化形态是怎么样的呢？

　　经过30多年发展，深圳的城市品质正走向成熟，并将逐渐定型，就需要在定型之际，依据文化流动的理论，不断为深圳文化注入新的因素，形成新的城市文化基因。我们认为，创新型、智慧型、力量型城市主流文化是一种反映时代发展的文化主张。深圳文化运营的目标定位就是建设创新型智慧型力量型文化，它承接了近现代以来中华文化转型的内在要求。

　　什么是创新型文化？创新是民族的灵魂。深圳的创新型文化，既不是传统文化的变相重复、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也不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在扬弃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利弊选择和大胆开拓中，再造城市文化的新内涵、新表达。在精神文化层面，深圳在不断地率先实现精神跨越、观念更新、价值创新。在制度文化层面，深圳在不断地率先实现各类体制的改革创新。在器物文化层面，深圳率先提出自主创新的城市战略，技术创新型企业层出不穷；人们生活的时尚创意精彩纷呈。创新型文化的实质是价值创新，是价值取向、价值内涵、价值坐标、价值表达的改造和更换。

　　智慧型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内涵。在几大人类文明中，就存在着希腊的智慧、印度的智慧和中华的智慧，这里的智慧最重要的体现是价值理性文化对人的特点。希腊和印度智慧的区别很大，但都同样直指人的心灵。任何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必然是充满智慧的文化。智慧型文化相对于蒙昧、盲动、无创见的文化形态，强调的是张扬人的理性。这里的理性，既包括工具理性，也包括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主要体现为人们对技术产品的重视和偏好，主要体现为人与物的关系，是智慧型文化的物质性、自然性内涵；价值理性主要体现为人们对社会精神和人类伦理的重视，主要体现为人与人的关系，是智慧型文化的精神性、社会性内涵。工具理性属于形体智慧，价值理性属于心灵智慧。因此，智慧型文化是弘扬大道的文化，是重视精神价值、崇尚知识技术的文化，是重视人才、培育人才的文化。

　　力量型文化，发端于人类文明早期的血性文化。力量型文化是相对于消解型、娱乐型、自我消弭性文化而言的，在于鼓舞人们奋发向上的。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经常会看到城市娱乐文化高度繁荣的例子。这既可能是当时城市文明高度发展的反映与体现，但也可能是国家或王朝即将衰亡的征兆。比如文恬武嬉、不思进取的南宋王朝和奢靡无度、荒淫无耻的古罗马帝国，都是高度娱乐、休闲化的自我消弭性文化的代表。与这种自我消弭性文化相对的，就是另外一种融合了胆力和血性的力量型文化。这种文化强调人性中的胆力、刚健和血性，强调意志的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强调充满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高扬对人生、社会、国家的意义追求。

　　城市文化运营的最终目标，在于寻找和发掘城市的核心价值观念。严格说起来，单纯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一些观念，到了今天也不是完全符合时代要求的。例如，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家国情怀，形成了两千多年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在民族进入危难的时候会突然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在和平时期，它却形成了伦理纲常、层级秩序对于个性的压制，它扼杀了一切年轻的、充满活力的东西，固守既定的架构，并通过这种架构保障层级的稳定性。

　　因此，时代要求的是每个人自由地生活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富强、文化产品定位、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是完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今中国时代精神的最权威文化对人的特点、最凝练表达，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兴国之魂，是中国梦的核心和鲜明底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熔铸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家国情怀，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和每个中国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是构筑城市精神文化的思想之源和动力之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本地特色相结合，就形成了城市自己的文化特色。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立的文化精神。深圳的城市精神就是“十大观念”。城市文化精神其实也是一个流动过程，也是随着形势而发展，所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今天以“敢闯”为核心的城市精神，原来是“破”字当头，今天更应当着眼于“立”，“立”字为先、立法立规、守法守规、弘扬法治理念，发挥制度优势，通过立规矩、建制度和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法治和人的全面发展。

　　城市文化发展的实质是城市文化精神的树立，这是城市文化运营的根本目标定位。对于深圳而言，倡导和培育创新型、智慧型、力量型城市主流文化，是在路径上、内涵上寻找一种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途的新文化，这应是推动城市文化运营和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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