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位度是度量首位城市地位的一项指标，属于城市规模分布的研究领域

　　首位度是度量首位城市地位的一项指标，属于城市规模分布的研究领域。通过选取1978年、2010年、2019年三年的数据分析我国省会城市首位度的变化可以发现：省会城市首位度总体趋向上升，沿海和中西部省会城市首位度差异比较明显，沿海地区省会城市首位度较低，而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首位度普遍较高。对外开放和自然地理条件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通过计算省会城市首位度和经济集聚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可以发现，二者的关系接近于弱相关，即提升省会城市首位度并不必然产生相应的经济集聚。据此，省会城市要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需从三个方面进行转型：一是提升服务能级，增强辐射效应；二是推进市民化，促进社会融合；三是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推进都市圈建设。

　　自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我国的城镇化战略历来强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但在实践中文化资源分为几大类，掌握发展资源的大城市，特别是省会城市(包括首府城市，下同)发展的速度更快。近年来，一些省会城市更是提出了以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为目标的强省会发展战略。城市首位度是首位城市与第二大城市人口规模之比，用来度量首位城市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它与位序—规模分布同属于城市地理学中城市规模分布的研究内容。本文在评述城市规模分布研究动态的基础上，重点分析1978年以来我国省会城市首位度的变化以及首位度与经济集聚度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省会城市走高质量发展道路的三点建议。

　　城市是人类活动的聚集中心，也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文化资源分为几大类、经济、文化中心。但是，为什么城市人口规模有大有小?早在一个世纪以前，人们就开始研究城市的规模分布是否存在规律。日本学者高阪宏行指出，城市规模理论主要考察一个国家或区域内各种城市的规模层次分布，以及产生这种分布的原因[1]。城市规模分布的研究路径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整体研究，考察一国城市体系内所有城市人口规模的分布规律，以位序—规模法则的研究为代表；另一种则重点研究首位城市与第二大城市(有时也包括第三、第四、第五大城市等)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

　　早在1913年，奥尔巴克就提出位序—规模法则，其后捷夫和罗特卡提出更一般的模型。1949年，捷夫提出，经济发达国家中一体化城市体系内的城市规模分布可用下列公式表述：Pr=P1/R,其中：Pr是排名第r位城市的人口；P1是最大城市的人口，R是Pr城市的位序。由此得出，一个国家第二位城市的人口是最大城市人口的二分之一，第三位城市是最大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 以此类推。在双对数的坐标图上，上述法则表现为一条斜率为-1的直线]。

　　与位序—规模法则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首位城市。杰斐逊在1939年对51个国家城市规模分布进行研究后发现，其中28个国家的最大城市的规模是第二位城市的两倍以上，18个国家的最大城市的规模是第二位城市的三倍以上。杰斐逊把这种在规模上与第二位城市保持巨大差距，在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据明显优势的城市定义为首位城市(primate city)。此后，首位城市的概念得到普遍应用，一国最大城市与第二位城市人口的比值被称为首位度。首位度有3种情况：若其等于2时，即大体符合位序—规模分布；若首位度远超过2,则称为首位分布；若首位度低于2,则属于过渡类型，其中首位城市和第二位城市人口规模相接近时称为双中心分布[2]。

　　美国学者贝里对38个国家的城市规模分布进行分析后发现，其中13个国家属于位序—规模分布，15个国家属于首位分布，还有10个国家属于过渡类型[3]。一般来说，位序—规模分布体现了大中小城市相对均衡的发展；首位分布表现为首位城市领先发展，中间层级的城市发展不够；过渡类型表现为大城市优先发展，中小城市发展比较薄弱。贝里认为，当一个国家面积小，人口少，或城镇化历史短，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往往只有少数几个因素起强大作用时，城市规模容易形成首位分布；而对人口多、面积大、条件复杂的大国来说，城市规模分布受多种因素且长时间的影响，往往表现为位序—规模分布，如美国、中国、巴西等。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其他解释，比如制度的影响，认为在权力集中的国家往往形成首位分布，而联邦制国家常常与位序—规模分布相关[2]。

　　沃尔特认为，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世界体系论为研究一国城市首位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4]。按照世界体系的理论，城市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和交换不仅发生在国家或地区水平上，也发生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里。不同城市体系内的最大城市通常是自身所在的国家/区域城市体系与世界经济相联系的首要地点，并因此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城市。霍尔把这些具有超越国界功能的城市称为世界城市，并认为它们的经济和功能决定了它们的规模。弗里德曼和沃尔夫采用了沃勒斯坦“三个世界”(即核心国家、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的概念，认为世界城市通常指核心国家的大城市，如伦敦、纽约、东京等，它们不仅起到世界中心城市的作用，而且彼此有密切的联系。半边缘、边缘地区的大城市在世界经济中同样具有重要作用，不过，它们与核心国家城市间的联系要比它们彼此间的联系强得多[5]。因此，一些国家的首位度要超越国家的尺度，即要放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来进行考察。例如，英国的城市体系只能通过伦敦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和与其他世界城市的联系来理解，而阿根廷的城市体系只能按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把阿根廷经济与核心国家联系起来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来理解。如果按照这一观点来考察世界各国城市首位度的话，就可以理解为何一些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的城市首位度也很高。英国首位城市大伦敦的人口接近900万，而第二大都市区曼彻斯特的人口仅约250万。法国的首位城市巴黎大都市区人口约1000万，而第二大城市马赛都市区的人口不足200万。从历史上看，英国、法国都曾拥有庞大的殖民地。伦敦不仅是英国的首都，也是英联邦的中心，还是世界的金融中心；巴黎在历史上曾扮演欧洲中心城市的作用，是世界的文化艺术中心。作为世界城市的伦敦和巴黎，其城市功能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各自的国界，与只具有国家意义的第二大城市人口规模相比而形成高首位度是合乎逻辑 的[4]。

　　近年来，城市规模分布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例如：考虑到未来城市人口增长的趋势而构建起动态位序—规模分布模型[6];从微观行为的主体即个人迁移行为入手，对个人迁移的密集区位选择进行空间分析，得到不同于常规人口规模统计的衡量指标，从而对城市位序—规模分布规律进行改进和修正[7]。还有很多学者对影响城市位序—规模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发现国家规模[8]文化资源分为几大类、经济开放程度[9]、基础设施水平[10—11]、产业结构[12]、因素[13—14]等都会对城市位序—规模分布产生影响。

　　虽然城市规模分布研究历来使用人口数量来衡量城市规模的大小，但在当代世界城市化进程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在世界最大城市行列中的数量越来越多，而发达国家的首位城市因人口增长比较稳定进而在全球的排位越来越靠后。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首位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往往是过度城市化的结果。针对这一现象，有学者指出，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使人口的庞大集聚逐渐失去意义，有必要用新的指标测量城市中心性，如世界性公司的区位、金融保险业的地位等等。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仅采用单一人口指标的城市规模分布研究只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这种研究缺乏对城市功能和分布的空间格局分析[15]。基于人口的位序—规模分布研究会产生误导性影响，即认为人口是甄别城市功能和决定城市前景的决定性要素；对此，里默认为应当将研究的焦点从城市的人口规模转移到城市相互之间的关联程度以及城市在一个城市网络中的可达性上[16]。尼尔明确指出城市位序—规模分布研究存在明显的缺陷，即把城市看作独立的存在资源分为哪些，不考虑相互之间的联系，只看总体的分布规律[17]。事实上，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联系城市的关键并能够提升城市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城市开放数据官网，进而促进城市网络的形成。

　　总体而言，无论是位序—规模分布研究，还是首位分布研究，虽然都提炼出一些数学公式，但本质上仍属于对各国城市规模分布的经验总结。由于支持上述解释的证据往往相左，并不严密，人们往往可以找到一些反例，因此很难称之为普遍规律。在实践中，倒是有一些国家担心首都的首位度过高而引发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因而试图采用迁都的手段来分散经济社会要素在首都的过度集聚，如巴西、哈萨克斯坦、韩国、缅甸等。另一种手段是在首都以外地区培育空间增长极以带动地区的发展。如法国在第五个国家计划(1966—1969)中在巴黎以外选择了8个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增长极资源分为哪些，通过重化工业的发展来促进人口的增长。但无论哪一种手段，去首都一极化发展的成效都不明显。这是因为，一国城市规模分布的特征往往是自然条件、经济发展和制度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甚至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为不同的特征资源分为哪些，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对其进行调整很难取得成功。

　　考察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的首要问题就是采用何种统计口径来度量城市人口。改革开放以来，为促进城镇化发展，我国的城市行政区划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包括：(1)从四川划出部分地区设立重庆直辖市；(2)撤地设市；(3)撤县设市或区、撤县级市为区；等等。这种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形成的中国现行城市建制并非实质意义上的城市，而是不同等级的以“市”命名的行政区。典型的例子是重庆市，其面积为8.24万平方千米，比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面积还要大。因此，城市行政区的人口不能反映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口规模。一般而言，中国城市的空间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市域、市区、城区，市域和市区为不同层级的行政区划，而城区比较接近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但仍然存在以下两个因素会影响城市人口的统计：一是通过撤县(含县级市)设区，市区数量不断增加，甚至出现了无县市，即市之下的二级行政区均为区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市区人口等同于市域人口；二是各地对城区范围的界定有所不同，虽然大多数城市的城区面积小于市区，但仍有不少特例。因此，并非每个城市都能按照三个空间层次统计人口。例如，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深圳等市均为无县市，市区面积等同于市域面积。其中，上海和深圳更为特别，其城区范围与市区和市域范围相等，导致其城区人口即为全市人口。尽管城区人口的统计存在上述问题，但由于我国城市规模按照城区常住人口数量进行分类，因此本文在考察省会城市首位度的过程中采用城区人口(包括城区暂住人口)作为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各级城市人口都有大幅度增长。其中，作为省级行政区的省会首府城市，凭借行政中心的地位，人口规模增长速度更快。2010—2019年期间，我国超大城市数量增加了1个，特大城市和Ⅰ型大城市的数量分别增加了6个和1个，Ⅱ型大城市数量减少了8个，而小城市已经消失。2019年，27个省会城市之中，有1个超大城市、9个特大城市、10个Ⅰ型大城市，这使得城区人口超过300万的省会城市数量达到20个，而城区人口低于300万的省会城市数量仅7个(表1)。(1)

　　我国的城市规模分布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严重敏、宁越敏考察了1952年和1978年两个年份的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和省会城市首位度的演变[18],发现1952年时中国城市规模分布近似于位序—规模分布，而1978年时的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已向过渡类型转变。究其原因，1952年时的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是长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计划经济代替市场经济，城市的行政中心职能逐渐强化，而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使农村小城镇的发展失去活力，城市人口出现了集中化趋势，由此促使大中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其中，省会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快于全国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1978年，在有数据的24个省区中，有20个省区的最大城市为省会城市，而石家庄和合肥的人口规模仅略低于省内最大城市，只有成都和呼和浩特与当时省内最大城市重庆和包头的人口规模相差较大。若以省会城市作为首位城市计算首位度，结果显示：有7个省区首位度在3以上，呈现首位分布；8个省区首位度介于2～3,大体服从位序—规模分布；剩下8个省区的首位度在2以下，属于过渡类型，其中有4个省区的首位度在1左右，表明在这些省区存在两个规模相近的城市，属于双中心分布(表1)。其后，许学强[19]城市开放数据官网、周一星[20]等对中国城市规模分布都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总体上服从位序—规模分布。

　　我国大多数省会城市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并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或处于省区的中心位置，如长春、沈阳、合肥、武汉、广州、成都、贵阳、乌鲁木齐等；或处于省区的重心位置，如杭州、福州资源分为哪些、南昌、西安、兰州、西宁等。省会城市除担负行政中心的职能外，也具备一定的经济中心职能。因此，利用省会城市原有的经济基础，对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以行政中心代替经济中心也产生了某些弊端，特别是历史上在沿海沿江地区形成的一批经济中心城市，其作用在计划经济时期未能得到有效发挥。自明清以降，我国沿海沿江地区形成一批港口城市，这些城市其后逐步发展为区域的经济中心，并与原有的行政中心城市形成双中心结构，这对平衡区域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比较典型的例子包括：辽宁的沈阳和大连、京津冀的北京和天津、山东的济南和青岛、苏沪的南京和上海、浙江的杭州与宁波、福建的福州和厦门，以及四川盆地的成都和重庆等[21]。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先是深圳等4个沿海城市被定为经济特区，1984年我国又宣布沿海14个城市对外开放，这些政策对发挥沿海城市经济中心的作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非省会城市的快速发展使一些省会城市感到作为省内唯一中心的功能有所弱化，加之省会城市彼此之间对国家中心城市定位的竞争，促使部分省会城市要求做大做强的呼声十分强烈。然而，由于大多数省会城市已进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行列，省会城市进一步做大做强有可能加剧省区内发展的极化，扩大省区内发展的差异。因此，有必要对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特别是近十年以来省会城市首位度的变化做深入的分析。

　　表2计算了1978年、2010年和2019年三个年度的省会城市首位度，并计算了1978—2019年和2010—2019年省会城市首位度的变化，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除个别省会城市外，绝大多数省会城市业已成为省区内的最大城市。从历史上看，1978年，石家庄、呼和浩特、合肥和成都这四个省会城市还都不是各自省区内的最大城市。2010年，石家庄和合肥成为省内最大城市；同时，由于深圳和厦门两个特区城市的崛起， 广东省和福建省的最大城市易位。2019年，在27个省区中，除四川与重庆合并计算使川渝地区省会城市首位度小于1外，只有福建省的省会城市首位度小于1,其余25个省区的首位度均大于1,即省会城市都是所在省区的最大城市。

　　二是省会城市首位度总体趋向上升。2019年，首位度大于3的省区有12个，首位度在1.5～3的省区有10个，首位度在0.9～1.5的省区有5个，即接近双中心分布。2010—2019年期间，首位度上升的省区有16个，表明大多数省会城市人口增长更快，这与这些省区做大省会城市的战略有密切关系。首位度下降的省区有11个，表明区内第二大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更快一些，但其中有5个省区的首位度在5以上，仍属于高首位度省区，这些省区单中心的格局非常明显。

　　三是沿海和中西部省会城市首位度差异比较明显。总体特征是，沿海省区首位度较低，属于位序—规模分布或过渡类型。1978—2019年期间，沿海各省的首位度或下降或上升，变化幅度很小。究其原因，与沿海城市的率先开放有关，特别是大连、青岛、宁波、厦门与深圳等5个城市实行计划单列体制后发展更快，使辽宁、山东、广东、福建4省的首位度接近于1,呈现双中心分布的格局。与沿海地区不同的是，中西部地区各省区大多为首位分布或位序—规模分布，且首位度有所上升。

　　综上，对外开放条件是影响沿海和中西部省区首位度变化的首要原因。沿海地区的港口城市因对外开放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使省内发展更为均衡；中西部省区因缺乏对外开放口岸，省内次级城市发展条件不如沿海省份，因而更趋于省会城市的一极化发展。当然，地理条件也是造成西部地区高首位度的原因。虽然沿黄河和天山北部等水源比较丰富的地方形成了西宁、兰州、银川、乌鲁木齐等大城市，但总体上西北干旱地区和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很难适应更多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成长，由此导致这几个省区的首位度均特别高。

　　省会城市提升人口规模首位度是否意味着其经济实力可以得到同步增长?为了评价省会城市人口规模和经济集聚之间的相关性，表3列举了首位度、省会城市人口集聚度和经济集聚度这三项指标，其中人口集聚度是指省会城市城区人口占全省城区人口的比重，经济集聚度是指省会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3显示：在首位度高于3以上的省区中，除山西省外，其他各省省会城市人口集聚度也都比较高，达到33%以上；在中低首位度省区，省会城市人口集聚度一般低于30%。由此计算得到的首位度和省会城市人口集聚度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具有显著相关性，即首位度高的省区其省会城市的人口集聚度也比较高。首位度和省会城市经济集聚度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仅为0.53,接近于弱相关(相关系数0.5即为弱相关)。究其原因，省会城市的人口集聚与其行政中心的地位有关，因行政中心功能派生出高等教育、文化中心等其他功能，但这些功能并不会产生相应的经济总量。一般来说，省会城市经济集聚度的高低更多地与省会城市自身的产业结构、省内其他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有关。例如，江苏省经济地理的特点是经济重心在苏锡常地区，而不在南京市，由此决定了南京市的经济集聚度比较低。因此，发挥省会城市的作用要更多地从提升省会城市的功能能级入手，而不是依赖于首位度的提升。

　　我国的省会城市是一省(自治区)的中心，通常也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历来在省区发展中起着引领作用。在新发展阶段，省会城市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就是要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城市网络中的节点城市。鉴于我国不少省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首位度、人口集聚度、经济集聚度已经较高，省域经济发展中要避免省会城市“一市独大”的弊端，要防止区域差异进一步扩大。为此，省会城市今后的发展要从人口、土地规模的快速扩张向提升服务能级、促进社会融合和区域一体化三个方面转型：

　　由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建立的中心地理论认为，城市服务功能的能级决定了城市的腹地范围[1]。省会城市的服务功能可分为金融、商贸、交通、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其服务能级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国家、区域、省域，只有具备跨区域服务功能的城市方可称为国家或区域中心城市，甚至称为全球城市。

　　目前，若干省会城市已建立了服务于全国的市场要素平台，如广州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郑州的商品期货交易所等。还有一些省会城市也在拓展区域性商贸中心的功能，如长春、南宁、昆明、乌鲁木齐等通过举办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国际博览会扩大了城市的影响力。但总体上看，这些城市的展会与历史悠久的广交会以及上海进口博览会相比，其综合功能和外溢作用还比较弱。国内外研究表明，展会不仅仅是商品交易的平台，也是知识循环和知识创造的重要场所，展会的这种外溢作用对于当地产业创新升级具有重要作用，是促进本地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场所[22-23]。因此，省会城市在建设国家或区域商贸中心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国内外先进会展城市的经验，积极拓展展会的外溢功能，一方面使其服务于中国的双循环战略，另一方面通过企业间的交流来促进当地产业的发展。

　　提升高等教育和医疗服务中心的能级是省会城市拓展中心城市功能的重要方面。教育部公布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有42所，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城市，目前尚有10个省区没有一流大学建设计划，而人口上亿的河南省也只有一所大学被列入B类一流大学建设计划。在医疗服务方面，根据复旦大学医学院发布的数据，2019年度全国百强医院的空间分布同样极不均衡[24]。比如北京拥有24家百强医院，但周边的河北、山西、内蒙古却没有一家百强医院，三省区疑难病症的就医需要到北京解决，这是造成北京医院拥堵的重要原因。此外，西南西北众多省区也没有一家百强医院。在“十四五”至203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中，拥有一流大学和百强医院的省会城市要把这些功能进一步向本省以外的区域辐射；尚未有一流大学和百强医院的省会城市则可以通过与高等教育、医疗服务强市的合作来改善自己的短板，以便更好地为本省居民服务。

　　省会城市经济发展快，各项服务设施齐全、级别高，就业机会多，因此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27个省会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省会城市的城区暂住人口占城区总人口的比例达20%以上，其中6个省会城市的占比达39%以上，最高的广州市占比竟高达49.5%。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的存在，以农业转移人口为主体的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不能顺利落户，也不能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使我国的城镇化具有“半城镇化”特点[25]。近年来，流动人口的来源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城市之间的人口迁移增多，具有大专中专以上学历的流动人口数量增多，这部分人口被称为“新移民”[26]文化资源分为几大类。新移民更多考虑个人发展、生活水准和家庭，他们在就业、子女就学、购房等方面的需求更为强烈。同时，农业转移人口也逐渐转向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他们既难以融入城市又难以回归农村，形成“双重脱嵌”的难题[27]。肖子华等人对2017年中国50个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进行了评估，其中包括了23个省会城市。按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较好”“一般”和“较差”分类，“较好”和“较差”的省会城市各有3个，其余省会城市介于两者之间，总体上省会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还不尽如人意[28]。

　　2014年，国家推出新型城镇化战略，首要任务即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为加快推进市民化，国家在“十三五”规划时期不断放宽全面取消落户限制的城市规模，从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扩大到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十四五”规划时期，应进一步放宽放开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的落户限制。除此之外，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让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包括新移民在内的所有外来流动人口，使他们在就业、就学、就医、养老、购房等方面享有与城市户籍人口同等的权利，由此达到促进社会融合文化资源分为几大类、建设包容性城市的目标[29-30]。

　　我国省会城市不仅人口增长迅速，用地扩张现象也十分显著，其中20个300万人口以上省会城市建成区的平均面积已达到539平方千米。为了拓展发展空间，不少城市“摊大饼”式向外蔓延，甚至跨江跨河发展。这不仅增加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还加剧了就业地和居住地的分离，使通勤时间延长，交通拥堵现象难以缓解。要因地制宜推进城市空间布局形态多元化，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超大特大城市可向外迁移中心城区的部分非核心功能，通过控制中心城区的建筑密度和建筑容积率来降低人口密度。二是在市域范围内采取多中心战略，选择发展条件较好的郊区区县政府所在地建设产城融合资源分为哪些、交通便利、生态宜居的新城。三要建设韧性城市、海绵城市，提升省会城市的综合承载力。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要“以水定城”,即依据水资源丰度来确定城市的发展规模。

　　都市圈是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空间组织形式，即通常以一小时车程距离为半径，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带动周边城市共同发展的跨区域城市空间组织。我国绝大多数省会城市的城区人口都在百万以上，以省会城市为核心建设都市圈的条件已经成熟。都市圈建设的目标是推进中心城市和邻近城市之间的同城化。首先是促进基础设施一体化资源分为哪些，建设都市圈“四网”,即公路网、轨道交通网、市政设施和信息网。其次要努力消除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特别是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促进都市圈内的人口、劳动力自由流动和落户。三要促进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共享，以名优学校和医院为中心推进集团化办学办医，推进医检报告互认、医疗费用异地结算，以提升都市圈整体的教育医疗服务水平。四要以推动都市圈生态环境协同共治、源头防治为重点，强化生态网络共建和环境联防联治，在一体化发展中实现生态环境质量同步提升，共建美丽都市圈。

　　长期以来，省会城市在为省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未来，省会城市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精准定位，进一步夯实基础，提升能级，促进社会融合和跨区域合作，以引领全省(自治区)高质量地发展。

　　作者信息：宁越敏，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