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如何解决扎堆群租等人口流动带来的问题呢？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问题给城市治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如何解决扎堆群租等人口流动带来的问题呢？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问题给城市治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黄亚生：我认为这些选择群租的人其实很聪明。应该这样去想：他们竭尽全力留在城市，一方面肯定是因为城市能为他们的个人发展带来重大的机遇；另一方面，他们必须要有谋生的一技之长，能为城市作出贡献，才能承担起留下来的经济成本。

　　比如，刚毕业的大学生选择留在城市创业。要知道，在创业初期他们基本是没有收入的。这时候资源城市是什么意思，如果他们能够通过群租的方式留在城市，说不定一群人里就有一个人创造了中国的谷歌、中国的Airbnb（空中食宿，总部在美国旧金山的全球性旅屋租赁网——编者注）。像谷歌和Airbnb这种级别的企业都为所在城市创造了巨大的价值资源城市是什么意思。如果把这些毕业生放到偏远地区，他们还能接触到新的观念吗？还能遇到风险投资人吗？还能创造出高收益企业吗？城市，放大了人才之间交流、联结、思维激荡的机会，从而也就放大了创造价值的机会。这就是城市存在的意义，也是城市经济学的精华之所在。

　　再比如，在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收入有限的公立学校老师只能通过群租来解决房租昂贵的问题。如果政府不允许他们群租，他们就很难留在旧金山。如此一来资源城市是什么意思，谁来给学生上课呢？如何维持公立学校的运转呢？当然，政府为他们提高工资是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案。但是，这又得为当地的财政带来多大的压力呢？

　　更何况，即使挤在群租房中的流动人口收入较低，他们还是能够拉动消费和服务业增长。比如，收入再低的人，一年到头还是免不了到餐厅消费。而餐饮业的维持，靠的就是足够的人流；在人口密度较低的乡村地区，餐饮业是不可能发达的。

　　当然，扎堆群租会带来火灾、卫生等隐患，这是不可否认的吉林土地资源网，但是并非不可解决。政府可加强宣传、教育、预防。

　　《中国社会科学报》：“城市病”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放松对人口流动的管治，是否会加剧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城市病”现象？

　　黄亚生：城市病是一定存在的。但是，真正的原因在于城市管理水平跟不上，是“管理病”；流动人口不应成为“替罪羊”。北京、上海等地的人口密度远不如新加坡、东京及中国香港地区，但是，这些城市都是井井有条的。中国有些城市，人口密度并不高，但是环境、交通等却是表现不佳。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密度越高的城市越有秩序、越有智慧、越有节能环保意识，公共交通也越发达。不先把管理抓上去，却过度强调人口流动问题，我认为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思维方式。

　　具体而言，“城市病”的一大症候为交通拥堵。但是，北京、上海等地的交通拥堵不是流动人口造成的。以北京为例，当政府在2008年前后开始大力修建地铁线路时，整个城市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突破了300万辆。今年初，这个数字已经升至561万辆。即使发展公共交通，很可能已经于事无补了。中国在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的机动车销量一路飙升。这种井喷式的增长在大城市中尤为突出。政府没能及时采取摇号限购、提税等手段来抑制私家车保有量的增长。

　　新加坡政府顾及到有限的国土面积，是不鼓励私人购买轿车的。个人若想买车，必须先购得政府拍卖的拥车证。政府主要是根据报废车辆的数量来决定拥车证发放的数量吉林土地资源网，从而避免了私家车保有量的井喷式增长。中国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裸车价格相对便宜。但是，市民对购车的热情一直不高，原因在于政府实施的一系列软性措施非常有效，比如昂贵的汽车首次登记税、牌照登记费、停车费、隧道费、燃油费等。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采取的鼓励个人购车的政策是跟美国学的。但是，美国多数大城市的人口密度远远没有北、上、广、深等地的人口密度高。“管理病”的根源在于该考虑的问题没有考虑到位，该做的事情没有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