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时，人会对周围环境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经验认识，形成主观的环境空间认知，这便是空间意象

　　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时，人会对周围环境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经验认识，形成主观的环境空间认知，这便是空间意象。这种主观的认知又会反作用于人的行为，从而与环境产生具有一定互动性的相互作用，这便是意象研究的范畴。

　　比较通俗的解释，则为城市环境虽然是客观的存在城市能级什么意思一类城市名单，但真正为每个人感知到的只是其中很小的部分，而且这些感知中既有被加强、美化的部分，又有被忽略、扭曲的部分，真正影响人们在环境中行为的其实正是这种主观化以后的城市空间。另外，不同的人对同一客观环境的感知是不同的，但从总体上看又可以汇集为具有共性的集体记忆，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城市意象。比如，无论是否到过伦敦，读过福尔摩斯的人都会对伦敦抱有一定的惯有且共性的想象。又比如，我们找来关于某座城市的各种旅游书籍、宣传图册、网络信息，都会发现一些不断重复的主题，也就形成了如下图所示的这样一批有特色的城市图景。

　　当然，在以前及未来，我们关于一座城市的观念和想象都会不同，换言之，城市的意象也是长期处于变化当中的。城市非常有趣的一点也在于此，作为一个空间与时间的结合体，现实的城市本身就处于持续的变迁当中，更遑论其意象资源型城市发展现状。城市的客观变迁影响人们的主观意象变迁，人们的主观意象变迁反过来又会影响城市的进一步变迁，这其中既能看到历史性的研究价值，还透露出对不少现实问题的实践性的指导意义。

　　“城市意象”的概念最早由凯文·林奇（Kevin Lynch）于1960年提出，他将心理学中的意象概念引入城市空间研究，即居民形成对城市直接或间接的经验认知空间，是居民头脑中的“主观环境”空间。这种通过空间感知来把握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研究方法，关注受城市空间影响的个人和集体行为，受到广泛的讨论和传播，如今已被国际社会公认为获取与城市设计、城市规划相关的社会数据的最为常用和有效的方法之一。我国城市普遍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不过截至目前，城市意象在我国的应用还是凤毛麟角的，在历史地段中应用就更为稀少了。

　　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组谷歌卫星图截取的对比图片。下图是2001年和2017年的北京老城，即北京二环以内范围。

　　若我们放例尺，比如看表现的故宫以东至二环范围的同时段卫星图对比，城市肌理的变化则更为清晰显著。

　　这些还仅仅是21世纪以来的变化。而且即使从对比图上看似没有明显变化的历史街区、胡同片区，实际的生验也是有很大变迁的。可见，近年来在城市化一类城市名单、全球化、信息化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大量历史城市的内部空间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相应也影响到了其中人的诸多环境心理，这些重要变化甚至可能是在空间层面上难以观察到的。

　　我国大量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建设曾一度惯于以牺牲老城区的历史风貌和文化传承为代价资源型城市发展现状，但随着全球化进程带来城市趋同程度的不断加剧，城市能否找回文化上的特色愈发受到关注，历史遗产之于现代城市的价值也开始受到更普遍的重视。

　　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推荐，于2002年发行的第一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和《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案例阐释》（以下简称《阐释》），提出应“充分发挥文物古迹在城市、乡镇、社区中的特殊社会功能，使其成为某一地区中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或该地区的形象标志”。

　　2005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则提出要在城镇化过程中，“切实保护好历史文化环境，把保护优秀的乡土建筑等文化遗产作为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把历史名城（街区、村镇）保护规划纳入城乡规划”的指导思想。如国家文物局前局长单霁翔所言，历史城市与文化遗产保护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使我国这一事业面临着所谓 “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前所未有的冲击”并存的局面。

　　2013 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再次强调城镇化建设中历史文化的重要意义，须“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因此，在新型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摸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能够有效协调保护与发展的新路径，是十分必要而紧迫的。

　　与其他基于空间的传统研究方法相比，城市意象的最大特点是重视城市内个人或群体对城市环境的感应，因此可谓是“以人为本”的，而若将意象研究所得结果对接到相应的政策和规划制定中，亦可谓是真正贯彻“社区参与”“公众参与”的。

　　作为公众意象的城市意象，原就是城市居民中多数人所拥有的对某城市的共同心理图景，承载着长期以来人类历史中的“集体记忆”，并表现在眼前空间环境的某个或者某些元素之上。在如今城市改造已为常态、原本稳定的集体记忆不断受到外界变化的冲击时，意象自然会随之遭到剧变甚至中断，使城市体验呈现出蒙太奇般的拼接效果。因此，历史城市保护中应当特别注重公众对城市的集体记忆，让城市活动的参与者记忆中重要的城市空间得到保留城市能级什么意思。

　　“城市历史景观”（Historic Urban Landscape，HUL）理论是2005年首次问世， 2011年正式提出的，它是近年来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规划领域逐渐兴起的一种新理论（UNESCO， 2005；UNESCO， 2011）。该理论可以用于指导历史城市在面临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时，采用一种整体性的方法，实现可持续的设计。这既体现在要求总体协调保护与发展（张松， 2012），又体现在提倡将价值认知从传统的历史文化遗产扩展到地形城市能级什么意思、地貌、水文城市能级什么意思资源型城市发展现状、自然环境乃至整体风貌（张杰， 2012）。此理论一经提出，便受到全球的广泛认同，并有一些城市已经开展了理论的试点工作（Bandarin and Oers， 2012）。由于城市历史景观理论对我国城市时下面临的许多问题颇具针对性，尤其受到我国学者的青睐，引进10年来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并越来越呼唤实践性和建构性（刘祎绯， 2016）。

　　国际通行的理论，终须到每个文化的语境中解决问题和获得检验，我们对北京老城的城市历史景观意象研究即尝试在其既有的理论框架中，结合我国历史城市的实践，继续细化建构其方。这也是城市历史景观理论发展至当前阶段所期望的对地方性实践的贡献（Bandarin and Oers， 2014）。

　　然而即便有明确的理论指导，当具体到某座历史城市时，以北京老城为例，其面临的各种问题也往往是“非常复杂，也至为急迫，盘根错节，非常棘手”（吴良镛，2005）。

　　所幸在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前，至少可以把握住以人为本的基本行动思路。而所谓的城市特色缺失、千城一面资源型城市发展现状、缺乏场所感等各种提法，实际体现出的都是城市意象缺少公众认知的矛盾。

　　作为公众意象的城市意象，原就是城市居民中多数人所拥有的对某城市的共同心理图景（Lynch， 1960），承载着长期以来人类历史中的“集体记忆”，并表现在眼前空间环境的某个或者某些要素之上（罗德成，2012）。法国社会心理学家Halbwachs（1992）将集体记忆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那么从相对较长的时间来看，原本就具备一定方向和程度的可塑性的城市意象（Lynch， 1960）资源型城市发展现状，则获得了一种处于动态中的稳定性（殷文杰， 2003）。并且，正如Kitchin（1994）所指出的，当研究可以揭示我们如何认知某处场所时，便自然提供了关于我们是如何理解空间的洞见，由此便可能为如何依照我们的意象塑造出更好的场所提供线索。

　　因此，通过对历史城市意象的描述性研究，进行诊断性分析，将可能为未来的城市设计，或历史风貌及保护相关的法规及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从人的角度实现对接。

　　《北京老城的城市历史景观意象研究》（刘祎绯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10）在城市历史景观的框架下，针对我国城市特色与历史风貌普遍缺失的现状，以北京老城为例，开展基于多源数据和多种方法的不同尺度地段的“城市历史景观意象”研究和探讨，分别研究了北京老城的全城，以及东四片区、白塔寺片区、朝阳门内片区、什刹海片区。每个案例均依照各自地段特色与问题，积极结合新数据、新技术，选用和创新出不同的意象收集与分析方法，帮助历史地段尽量有效地保存和强化场所感与独特性，以实现“人”的集体记忆传承与“城”的宜居空间塑造。并以此为契机，结合城市历史景观的，探讨更重视以人为本和公众参与的历史城市保护与发展的新出路。

　　※ 在理论方面，将城市历史景观的整体性方资源型城市发展现状、强调人的景观性视角、认可变化的可持续设计理念等，与城市意象理论相结合，尝试在公众意象层面做出探索性的建构，提出“城市历史景观意象”概念，使其最大程度上涵盖从物质到非物质的所有影响公众感知的历史性层次及要素，以及从可考历史至今的所有变迁中的不同阶段的意象呈现，并在北京老城加以实地应用，以地方性的经验反哺理论。以此为契机，结合城市历史景观的，探讨更重视以人为本和公众参与的历史城市保护与发展的新出路。

　　※ 在方法方面，尝试将城市意象研究方法应用于历史地段，并依照研究的不同阶段，针对不同研究目标、研究对象，对传统方法进行精细化与改良化的处理选用，且增加了一些跨学科的新兴技术方法，重组为一整套可供其他历史地段检验和借鉴的方法体系。

　　除理论构建、地段划分、重点地段选取，以及结论和建议部分外，主体部分可分为对城市历史景观意象的数据采集、定量描述、诊断分析三大块，每块研究内容环环相扣，构成城市历史景观框架下针对历史地段的城市意象展开研究的完整逻辑链条。

　　※ 在应用前景方面，北京老城若干历史地段的城市意象研究也具有较强的拓展性，既可直接推广至更多历史地段，又可微调后推广至北京老城甚至全北京各片相似尺度的非历史性地段；向宏观可推广到整体北京老城尺度62平方千米的研究，向微观可推广到针对具体某条胡同或某座四合院尺度的研究。若能做到每隔5～10年便重新收集分析，形成动态记录、定期更新的城市历史景观意象数据库，则有望成为以集体记忆共同记录城市变迁的一面“主观”镜子城市能级什么意思，大有裨益。

　　另外，由于与乡愁、千城一面一类城市名单、城市竞争力等当下热点紧密相关，本书研究在我国其他历史城市中的应用前景也十分广阔，且符合国际上历史城市保护理论与实践越来越强调以人为本和公众参与的前沿趋势。

　　城市历史景观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体系中若干公约、建议、宪章、宣言，又融合了城市规划学科中关于城市景观、历史风貌、历史城市管理等多领域研究成果，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集大成的理论。城市意象理论则是自凯文·林奇提出后演变至今的，已被国际社会公认为获取与城市设计、城市规划相关的社会数据的最为常用和有效的方法之一。刘祎绯博士在此书中将这两种理论结合，提出应对历史城市保护的新研究角度，即城市历史景观理论使城市意象的研究拓展于物质空间之外，城市意象理论亦为城市历史景观的方法和实践之落地提供了新的可能路径。此书实际上正是回归到以人为本的视角，对保护与更新进行了更深刻的探讨。

　　相信《北京老城的城市历史景观意象研究》能够为关注遗产保护、文化景观、城市历史景观、城市意象，以及关心北京老城的人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和参考一类城市名单。

　　本文摘编自《北京老城的城市历史景观意象研究》（刘祎绯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10）一书“第 1 章引言”“序”，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书适合建筑学、城市规划、历史学、文物保护、景观设计等专业技术人员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