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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广东省域城市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再解读——基于“流动空间”视角的实证研究 上海城市规划 城市研究学者的城市区域研究范式已经发生了从注重物质实体的“场所空间”向基于要素流动的“流动空间”的转变
原标题:广东省域城市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再解读——基于“流动空间”视角的实证研究 上海城市规划
城市研究学者的城市区域研究范式已经发生了从注重物质实体的“场所空间”向基于要素流动的“流动空间”的转变。本文运用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广东企业数据及“总部—分支”关系模型,通过城市网络方法辨析广东省域空间结构,包括网络特征、关联方向分析等。得出结论:广东省域的城市网络呈现典型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网络化与中心地特征共存,亟需进一步加强外围地区与珠三角核心城市的经济联系;省内各城市在区域内兼有对上级城市的“承接”和对下级城市的“辐射”作用,外围地区城市需要认清自身在区域网络中的定位,找到适宜的发展路径。
在泰勒领导的GaWC团队对世界城市网络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霍尔主持的POLOYNET研究聚焦于大都市区的多中心结构和网络,其核心是探讨巨型城市区域系统中各独立成员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该研究首次将全球城市网络的研究方法拓展到区域尺度上,成为各国学者运用此方法研究相关区域议题的经典案例。
卡斯特尔等对“流动空间”的研究指出,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城市不再是独立存在的物质实体,城市之间的联系可以不再依托于实体的“场所空间”,跨国公司间的经济贸易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不同地区人群的信息传递等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网络等方式完成,这些“流动要素”在城市“节点”之间错综复杂的流动,成为主导区域空间组织形式的决定性力量。
目前,国内外基于“流动空间”的研究包括:(1)对城市间信息流、交通流等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流”要素的间接测度研究;(2)利用大数据对区域间“人”的个体行为进行直接测度;(3)对城市间重要企业联系的测度。
本文以广东省全部21个地级市所包含的所有78个区县功能单元为研究对象,同时结合相关政策文件,将广东省域分为“珠三角”及“粤东”“粤西”“粤北”4大功能板块。
以2013年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广东省全产业企业数据为基础,整理得到广东省域城市间的企业关联网络;并借鉴安德森、唐子来等较为主流的总部—分支企业城市网络方法。定义 Sij 为总部在i城市,分支机构在j城市的m个企业p的关联, Sji 为总部在j城市,分支机构在i城市的n个企业q的关联; Tij 为总部在i城市、分支机构在j城市所有的企业关联, Tji 同理, Vij / Vji 是两城市间的联系总值(称“网络关联度”),则:
其中k为该公司权重,对支公司以上级别的分支机构权重赋值1,对支公司一级的分支机构权重赋值0.5;同时借鉴上述研究中“入度” Ii 、“出度” Oi 和“中心度” Ci 等概念作为重要研究指标,公式为:
从区县层面构建广东省域范围内的企业“总部—分支”城市网络,发现:广东省域城市网络整体呈现出典型的“核心—边缘”特征,珠三角城市群核心地区与外围地区的差异明显。“网络化”主要体现在珠三角9个城市范围内,“广东—深圳”两个核心城市的联系最为紧密,其与佛山、东莞等珠江口沿岸城市共同组成了城市网络的核心地域;外围地区对于该城市网络的融合程度明显不足,仍依靠上级或区域核心城市支配企业经济活动,显现出典型的中心地特征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
网络分析显示,广东省域城市网络的“核心”相比传统“珠三角九市”的范围更加集聚,尤其集中于珠江口东岸各市。
基于省域城市网络特征的基本判断,利用“关联度”与“中心度”等指标,可测度“核心”与“边缘”的发展差距。
关注各区县间的网络关联度。各区县间关联度差距巨大,其中关联最大值为广州市区—深圳市区,而外围区县间联系的最大值为汕头市区—潮州市区,表明地区网络活力高度集中于珠三角地区;区域间各区县联系度总体呈现珠三角内部城市视频短片、珠三角—外围地区核心区县、珠三角—外围地区次级区县和外围地区内部3个梯度的层级分布格局。
关注各区县的网络中心度,及其与地区生产总值(GDP)的关系。通常而言,GDP是判断地区发展水平较综合的指标,利用各区县的网络中心度与相应的GDP做线性回归,发现两者具有强相关性,表明网络视角下总部—分支机构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各城市功能单元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9个珠三角城市中有7个城市的网络中心度和GDP皆处于前列,表明广东省域城市网络权力高度集中于珠三角这一核心地带。同时,珠三角地区的区县中心度占全省的76.75%,足见珠三角城市在省域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总部—分支”模型建立了有向的城市网络,唐子来等对全国城市网络的研究中使用“关联方向指数”这一概念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比较了城市在区域内的辐射能力和其在区域内的集聚能力的相对关系。
比较各区县的关联方向指数,发现除广州和深圳外,所有区县关联方向指数都小于0.3,大于0的单元仅有茂名市区、梅州市区等4个地区。这一结果表明在广东,广州和深圳的外向辐射能力要远超其他城市,而如东莞、佛山等中心度较高的城市,也表现出在区域经济协作中“从属”于广州和深圳的特征,对两地产业功能的外溢起到一定承接作用。
GaWC研究小组及国内学者对全球城市网络的相关研究表明,在世界城市网络动态发展格局中,广州和深圳集聚各类跨国企业等重要分支机构的“门户”作用正在不断崛起。考虑到“流动空间”的尺度敏感性,在省域次级区域中亦要培育增长极以带动周围落后区县共同发展。
在“粤东”地区,“潮汕三市”的跨市域的联系已较紧密,汕尾地区则相对独立。汕头市区在本区域内的出度为93,远超其他区县单元,同时接收来自广州和深圳的入度达239.5,在粤东地区承担着门户作用。
在“粤西”地区,湛江与茂名间的联系相对密切,阳江与其他两市的联系相对较弱。湛江市区在本区域内的“出度”和集聚广深两市的“入度”皆为最高值;茂名市区在次区域中实力较强而承接能级弱于阳江市区。
“粤北”地区相比其他片区,其内部区县间仍未能形成明显的网络结构,各市独立发展的态势较为明显。清远和韶关市区接受广、深两市的“入度”较高,其他地级市区则以辐射市域内区县为主;显然广、深二市主导了该地区城市网络的发展,起到了省域核心与组织“粤北”网络发育的双重作用。
根据各地级市区接收广、深两市联系的“入度”和对本区域内各区县的“出度”的差异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可以将珠三角外围协同发展地区12个地级市的市区进行归类。针对不同类型的城市,可从网络视角对其未来发展路径提出不同建议。
(1)对门户型城市而言,汕头、湛江要打造两市中心功能片区,进一步强化集聚次区域高端产业的能力,同时两者亦可在海峡西岸城市群及北部湾城市群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成为珠三角乃至广东省对接外部城市群的重要功能节点;清远、韶关则需要借助区域交通优势,吸引优势企业和优秀人才,并谋求跨地域的合作,成为粤北地区重要的枢纽型节点。
(2)承接能力较好而辐射不足的城市如阳江,可通过优化延伸地区产业链,加强其与周围区县和地市的联系并提升辐射能力。
(3)腹地广阔而承接能力不足的城市如梅州、茂名等,应尽可能争取高速、高铁等区域交通廊道的建设机遇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通过改变其外部通达性,加强与广州等珠三角核心城市的联系。
(4)辐射与承接能力暂时不足的城市,要因地制宜差异发展,例如云浮可优先做大做强各自城区,提升其在市域范围的产业组织能力;汕尾等则可借助邻近省域及次区域核心城市的优势,积极对接上一级城市的优势产业外溢。
利用企业组织的“总部—分支”模型对广东省域内的城市网络进行系统分析,从整体结构与关联方向视角探讨省域空间结构特征,并从“流动空间”视角解读省域发展不平衡、次区域网络结构及城市在网络中的辐射承接功能等问题。主要结论有:
广东省域空间作为珠三角城市群乃至“大湾区”发展的“基底”,其珠三角地区与外围地区发展的“核心—边缘”结构尤为明显,其中网络化与中心地特征共存,需要通过强化核心城市带动城市视频短片、培育次一级增长极等方式推动3大外围片区的发展。
广州、深圳双核是广东省域内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与“助推器”;而各城市在区域内兼有对上级城市的承接和对下级城市的辐射作用,低层级的城市可从增强自身在本市域的调控能力,以及加强承接广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深等湾区城市的产业合作等不同路径提升自己的网络地位城市视频短片,充分融入区域一体化发展中。
在我国现行的行政等级体系下,优先集中力量建设省会或区域性中心城市,将其作为省域“核心”,带动“边缘”地区发展,是较为基本和现实的发展路径。而区域核心城市发展取得较为长足的进步后,应重视对次级区域中心城市的培育。
同时,对于不同类型的城市,区域网络地位的提升可从增强自身实力、加强与核心城市联系等不同方向把握近期发展亟待突破的瓶颈。
虽然当前社会发展已进入信息时代,但城市间经济联系的提升仍需便捷的交通、优化的企业选址等作为基础,所以在城市群建设及区域协同发展谋划中需要转换思路,变地域空间的“地理邻近”为功能交互的“时空邻近”城市视频短片,借助各地区优势资源与产业,实现区域的整体网络化协调发展。
详情请关注《上海城市规划》2020年第4期《广东省域城市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再解读——基于“流动空间”视角的实证研究》,作者:王启轩、张艺帅(通信作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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