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领域一样，在城市规划建设中，身体健全的顺式白人男性被设定为默认的客体，而女性优待等本意是平权的举措也有可能加剧既有的社会性别规训

　　与其他领域一样，在城市规划建设中，身体健全的顺式白人男性被设定为默认的客体，而女性优待等本意是平权的举措也有可能加剧既有的社会性别规训。因此，新书《女性主义城市》提出了“看护友好型城市”的理念，讨论了性别主流化的运用，并考虑到了多元化的城市居民构成为什么要资源配置。作者认为，需要在建筑、交通城市资源分配、区划等各方面不再仅以核心家庭为出发点，而是要塑造一个打破带薪与家务劳动、公共和私人空间、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二元分化的城市。

　　本文是关于新书《女性主义城市：从男性世界里争取空间》的编辑摘要，该书于7月7日发布在网站Verso Books。

　　在全球疫情和种族的形势下，儿童保育、公共设施和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平权政策等话题引发了大量公众讨论，而本书中的观点也引起了世界新的共鸣。

　　当我开始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我的孩子还不到一岁，而我又无法负担托儿费用（补贴名额的候补名单长得令人发指）导致我需要艰难地挤出时间来完成作业。

　　幸好我遇到了Anneke——我们在一起上课，发现我们同为低龄儿童的主要看护人。于是我开始每周两次带孩子去Anneke家里，我们轮流照看孩子，这样另一个人就有了几个小时来学习。我把这个协作称之为多伦多“最小的保姆互助组织”，而它所提供的额外学习时间也给了我许多帮助。

　　当时，我以为我们只是运气好，而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某个传统的一部分——长久以来，母亲们和其他护理人员构思了各种精巧的安排以在城市进行看护工作；而这些始于19世纪的“积极争取（getting-by）”的创造性方式也为女性主义的城市干预提供了思路。

　　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下，针对这些问题的大多数“解决方案”都是基于市场的，意味着它需要人们有能力支付额外的公共服务、便民设施和廉价劳动力；关于再定义并重塑建筑环境等城市基础设施从而考虑看护人员需求的改善则寥寥无几，而且这种现状在北美城市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欧洲，用于城市规划和预算决策的“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 方法来源已久，其框架的本质是以性别平等为出发点来考虑每一项计划、政策和预算决定为什么要资源配置，即决策者必须考量一项决定将如何潜在地增强或破坏性别平等。这些举措促使着城市去思考某个决策将如何支持或阻碍那些实际上是社会运转所必需的看护工作。

　　在1999年关于城市交通的调研中，女性受访者讲述了她们如何平衡照顾家人与带薪工作的复杂经历，而这也是和世界各地女性以及我个人的经历相吻合的。“我早上带孩子去看医生，在上班前送他们去学校；到晚些时候，我又去帮母亲买日用品，再带孩子坐地铁回家。”

　　对城市交通的使用体现了男性和女性在使用公共设施和空间时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为什么要资源配置，维也纳尝试了重新划分区域以方便步行和改善公共交通，并按照女性主义设计师的构想开发了包括就近托儿所、医疗和公共交通等便利设施的房地产项目。正如2013 CityLab文章所评价的，为了确保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使用城市资源，维也纳的性别主流化措施是“真正地在重塑城市”。

　　以性别为出发点的城市规划并不仅限于全球发达地区的城市。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大型城市的非正规住区，妇女们也在努力夺回她们在城市规划中的权利。

　　面对诸如贫困、财产缺乏保障，卫生条件落后以及近乎不存在的生殖健康服务等严峻挑战，妇女们联合起来组成集体，以改善经济条件并倡导住房和财产的安全城市资源分配。纳米比亚的棚户居合会就是这样的范例——城市性别平等专家Prabha Khosla将其解释为“为成员提供财产和住房的共同安全保障，从而使妇女有机会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并创造收入。”

　　这样的性别主流化正在逐步扩展到更多城市。近日，有媒体欣喜地报道部分加拿大和美国的城市正在对除雪的预算和时间安排进行性别分析。

　　雪本身可以说是没有歧视的，但优先清除哪些道路和区域的决策却揭示着城市中哪些活动得到了更多重视。在大多数情况下，通向市中心的主要道路会优先安排除雪，而住宅区、人行道和学校附近则被留到最后。

　　相比之下，斯德哥尔摩等城市则认识到，妇女、儿童和老年人更倾向于步行、骑自行车或使用公共交通，从而他们采取了“性别平等除雪策略”，即优先考虑人行道、自行车道、公交车道和幼儿园区域。

　　斯德哥尔摩市分管交通运输的副市长Daniel Helldén向加拿大媒体介绍了该计划。他认为，相比围绕机动车的除雪安排，斯德哥尔摩市的方法是鼓励人们选用其他的交通方式。这个计划的目的不是维持现状，而是实现“你的城市你做主”。

　　性别主流化也有其局限性为什么要资源配置。维也纳的市政官员就指出，这有可能加剧在有薪和无薪工作间的既有的性别规范和角色分配。例如在首尔，从高跟鞋友好型人行道到为女性设计的粉红停车位等各种措施，的确便利了女性上班族的通勤，却与国家为平衡家务和育儿劳动中的不平等所做的努力相互冲突。

　　此外，将性别作为主要的平权类别也是有局限的。典型的城市居民通常被狭义地定义为身体健全的中产阶级顺式异性恋白人男性，而与其对应的女性居民的定义也有类似的局限。

　　已婚、身体健全、有粉领或白领工作的母亲成为性别敏感型规划的潜在受益者；然而在大多数现代城市中，这些女性群体有可能逐渐成为少数，意味着性别主流化将无法满足大多数女性的需求。

　　图二、2015年德国法兰克福国际机场专为女性设置的停车区。女性停车区的车位更大，因而更容易驶入。Horacio Villalobos/Corbis News

　　地理学家Brenda Parker在《密尔沃基低收入非洲裔美国妇女的经历》一书中认为，仕绅化以及城市中社会服务的削减导致了身体上的疲劳、疾病和慢性疼痛的“加剧” 效应。

　　“在城市中穿行不仅有危险的台阶和拥挤的交通令人厌烦；这些不便之处更存在于前往超市和教堂的耗时费力，与社工、教师和食品券办公室会面，以及在各种机关和诊所的无尽等待。”

　　这些所需的额外精力，再加上超时且低薪的工作，意味着为人父母的责任和欢乐都遥不可及；而城市的仕绅化只会加剧这些困难。Parker的一位受访者Audra分享了她的经历：“你一天要花14个小时来完成八小时的工作， 所以等回到家已经非常累，很难再辅导孩子们的功课”。

　　有色人种的低收入妇女更容易流离失所，搬至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较低的区域；而在这些区域，城市生活所能提供的在公司、学校、便民服务、商店、公共通和家庭生活之间的便利联结一定是有所削减的。此外，这些区域潜在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等问题也进一步影响了育儿工作。

　　在Parker的密尔沃基研究中，“从事公交司机工作的女性上班带着孩子上班”，“两三个家庭合住一室或两室公寓也并非罕见。在这样的合住公寓里，妇女们互相照看孩子，而另一个人则从事有偿劳动来‘供养’家庭为什么要资源配置为什么要资源配置。”

　　在约翰内斯堡，妇女有时不得不把孩子寄住在亲戚家，因为有限的居住和工作的选择范围使她们很难让孩子拥有便利的公共服务或良好的学校教育。

　　Bell Hooks和Patricia Hill Collins等非裔女权作者早在很久前就描述了这类政策。他们认为黑人妇女的社会再生产工作常常受到国家的惩罚性措施，例如孩子被福利机构带走，或者受限于为了公共利益而设有各种繁杂条件的“工作福利”政策。

　　关于家务劳动的女权主义行动通常以异性恋的已婚白种女性为中心，而忽略了有色人种女性的特殊需要和关注。

　　尽管美化这些低收入有色人种的生存策略是非常危险的，这些战术和策略还是在客观上促使着女性主义者超越性别主流化来进行思考。

　　在《城市黑人女性与反抗的》一书中，Zenzele Isoke探索了黑人女性如何在纽瓦克这个所谓 “被贬低” 的城市中抗拒并重塑关于城市空间和城市的定义。

　　Isoke认为，面对长期缺乏的社区投入和严重的政府暴力，纽瓦克的黑人女性采用了一种叫作“家园建设（homemaking）”的实践来改变“充满敌意和种族主义的环境”。其中，“家园建设”是指“创造能够稳固非裔美国人生活、历史、文化和的家园”，而“家园是指黑人妇女创造的空间，用以表达对彼此及整个社区的关怀，从而铭记、改革并复兴黑人的抗争。”

　　严重依赖政府来进行根本性的改变其实是一种对时间的浪费；尤其对于非裔、印第安族等有色人种等在城市“进步”中被认为是可弃之不顾的或被定位为需要解决处理的“问题”的群体而言，这种思路甚至还可能十分危险。

　　Isoke的研究表明，在各个社区之间结成的打击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同性恋恐惧从而“对抗和改变城市中压迫现象之间的结构性关联”的联盟具有强大的作用。

　　我希望城市能够颁布政策并创造空间，使看护工作和社会再生产工作之间增进协调、减少消耗、提倡公平。同时，我们还必须寻求更深刻的变革以及更广阔的对于城市的构想。为此，我们需要对那些打破有偿和无偿工作、公共和私人空间、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二元分化的看护型空间和社区的实践加以研究。

　　看护友好型城市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很明显，需要将异性恋核心家庭从房屋设计、交通策略、邻里规划及城市分区等所有领域中剥离开来。

　　这意味着，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不能将身体健全的顺式白人男性作为默认的主题，而将其他所有人想成是基于常态的变体。相反，边缘人群更要作为中心考量。

　　例如，城郊中心区的高龄丧偶女性和仕绅区租房的低收入女同性恋母亲的生活看起来会有所不同，但为其中一方改善城市服务和设施的干预政策也可能会使另一方受益。无障碍交通、无积雪的人行道、可负担的住房、安全清洁的公共浴室、可进入的社区花园城市资源分配、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以及用于准备食物的共享空间等等，都将减轻许多家庭的负担，并有助于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更其他重要目标。

　　一个女性主义的城市必须以看护为中心；不是因为女性理应承担主要的看护工作，而是这将潜在促进看护工作在性别间的平等分配。

　　一个女性主义的城市必须充分利用长久以来女性相互支持的各种创造性途径，并将其融入城市肌理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