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0年，曾经的“煤电之城”阜新下岗职工达15.6万人，占城市职工的三分之一以上，而彼时，阜新却没有任何的其他产业可以容纳这么大的群体就业

　　编者按/ 2000年，曾经的“煤电之城”阜新下岗职工达15.6万人，占城市职工的三分之一以上，而彼时，阜新却没有任何的其他产业可以容纳这么大的群体就业。阜新遭遇到所谓的“能源诅咒”，开始了其漫漫转型路。今天，还有更多的资源型城市正在遭遇阜新曾经的“梦魇”，资源型城市如何破解“资源诅咒”，特别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如何转型，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本期我们选择中国最早开始资源型城市转型试点的阜新和正处于高速发展状态的榆林、鄂尔多斯进行深入调研，探求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经验与教训。我们认为，对于当前正处于高速成长型的资源型城市来说，必须牢记阜新等资源枯竭型城市当年的教训，未雨绸缪，及早寻找替代产业，避免走不该走的弯路。

　　煤炭采空区超过500平方公里;市政府所在地面临悬城之虞;深陷“采煤综合症”

　　这里就是位于陕北城市内河的概念、一度被称为“中国科威特”的榆林城市内河的概念全国枯竭型城市名单。这样的现状，让正在工业化进程中加速狂飙的榆林面临着转型的巨大压力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我们一直在谈转型，我们希望依靠煤炭资源，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转型之路。”今年4月中旬，榆林市市长陆治原陪同陕西省省长赵正永在当地调研间隙，对《中国经营报》记者如此表述。

　　然而城市资源配置，在赵正永的词典里，“转型”二字对榆林而言，目前仍尚早。4月19日，他在当地调研时高度评价榆林在能化基地建设10年来取得的成就，只字未提“转型”二字。

　　早在2008年，榆林曾提出要从资源型城市转变为区域中心城市的目标。但在2012年的陕西省上，这一提法已不再出现：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仅表示“支持榆林持续发展”。

　　如果仍然一味拉出去卖掉，则无论修多少条高速公路，榆林煤炭产业粗放式发展的“黑老粗”帽子都无法摘去城市内河的概念。

　　如果去过榆林市神木县至府谷县的S301线(又称府店公路)，你一定可以确信：世界上最繁忙的公路和世界上最庞大的运煤车队就在这里。

　　2011年，全市煤炭产量达到2.8355亿吨，同比增长11.8%，约占陕西全省煤炭产量的70%，占全国产量的8%，稳居全国第二产煤大市位置。

　　“车有多多经济就有多粗放，看一看马路上连绵不绝的运煤车，再看看我们煤炭外运的一串串数据，很多人都会吃惊：榆林市会否重蹈山西省资源综合依赖症的覆辙?”榆林市发改委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如此感叹。

　　但更为主流的主政者指出，榆林刚刚进入工业化阶段，未来仍要加速实施工业化，而工业化的核心，就是挖煤。

　　资料显示，榆林54%的土地面积含煤，预测储量2714亿吨，占全国储量近1/5。显然，在当地主政者看来，年挖煤不过2.8亿吨，这一数据在总储量2714亿吨的大蛋糕面前，榆林的煤炭产业还可以延续1000年。

　　前述当地发改委官员说城市内河的概念，预计榆林未来的煤炭产量仍将加速上升，换言之，如果仍然一味拉出去卖掉，则无论修多少条高速公路，榆林煤炭产业粗放式发展的“黑老粗”帽子都无法摘去。

　　陕西省省委赵乐际显然对以上种种有着深刻认识。2007年甫一履新，赵乐际就对榆林市煤炭工业发展提出了“就地转化”的新思路。

　　2009年2月，赵乐际在会见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董事长吴耀文、总经理王安一行时城市内河的概念，赵乐际希望中煤集团公司能够兼顾企业、地方和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好生态环境城市资源配置，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同时延长产业发展链条，加强资源深度转化，提高产业附加值。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入驻榆林全国枯竭型城市名单，让煤炭资源就地转化全面加速。中煤集团在2009年即表示，2009年至2016年间，该集团要在陕西完成控股和参股建设12个项目，总投资2278亿元。

　　“中煤集团让榆林大力提升煤炭资源就地转化率的梦想正在逐步落地。”前述当地政经观察人士称，正是中煤集团的示范，也快速促成了神华集团榆林煤化工项目的快速落地。

　　2009年3月，陕西省与神华集团签署关于陕北能源化工基地综合开发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仔细研读这份协议，不难发现，煤炭资源转化率不低于50%成为最核心话题。

　　“此后，凡是来榆林想开采煤炭的各路煤企诸侯，都遭遇了陕西省煤炭资源转化率不低于50%的硬性要求。”榆林市发改委副调研员李生润表示，这一思路无形中拓宽了榆林市产业发展模式，也为将来可能全面铺展的城市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无论如何，从原煤到煤化工，这一发展道路是否就是资源城市的转型之路，对榆林来说，这显然不是标准答案。

　　2008年，“榆林区域中心城市发展战略论坛”鲜明提出，榆林要从单纯的战略资源型城市迈向区域型中心城市。

　　随后城市发展有限公司，成型于2010年年底的《榆林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最终稿)(下称《规划》)显示，这座地处陕北的能源新贵城市正式提出了其宏伟目标：建设陕甘宁蒙晋毗邻区中心城市。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榆林市处于鄂尔多斯盆地腹部，从地理位置看，虽然与甘宁蒙晋4个县区毗邻，但在她的周边，绝对强手如林，换句线个省区毗邻区域的中心城市?”当年曾参与了上述《规划》讨论的一位榆林市人士称，仅一个鄂尔多斯，榆林就无法超越。

　　彼时，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张宝通对此重大举动解读称：“榆林未来的定位非常清楚，它将成为即将获批的陕甘宁经济区，即老区振兴规划所涉经济区的中心城市。”

　　显然，张宝通规避了鄂尔多斯。在他看来，变身5个省区的毗邻区域中心城市，榆林市无疑是把地盘划的太大了，这样做，容易导致梦想幻灭。

　　其时，截止到2009年的年度GDP数值显示，榆林地区生产总值1302.3亿元，占陕西全省的15.9%，位居陕西第二，约为陕西省会西安市的二分之一。即便如此，该《规划》仍提出，“十二五”末，榆林地区生产总值应争取达到西安的三分之二，逐步向西安逼近，而在“十四五”，榆林的地区生产总值将赶上甚至超过西安。

　　也许是规划者刻意忽略了其近邻鄂尔多斯的存在。同样以2009年度GDP对比，当年，鄂尔多斯地区生产总值2161亿元，同比增长23%。显而易见，鄂尔多斯当年的GDP已接近榆林市一倍城市资源配置城市资源配置，其中心地位要远胜于榆林。

　　“政府组织我们去鄂尔多斯调研过很多次，更多是学习，清晰可见鄂尔多斯一直在强调城市内涵的建设，比如城市核心区域发展建设等提法，非常清晰，也是自身力所能及，完全可以实现的目标。”前述榆林市人士曾在榆林某北部县任主要领导，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城市发展有限公司，相较于鄂尔多斯更为务实的转型设计，榆林方面似乎更重视务虚。

　　仅在陕西省内部，榆林市要实现陕北区域中心城市的定位，就难以逾越延安的地位强势。延安石油资源富集，外加红色圣地的招牌，让这里在10年前长期是陕北的代名词。

　　“延安比榆林更强势的资源配置是地位，长期以来，延安市委一直是陕西省委，但榆林不是。”当地一位政经观察人士指出，这一源于地位的差异，导致在陕西省内部，榆林也不大可能直接成为陕北区域中心城市。

　　在2012年的陕西省上，榆林建设区域中心这一提法遭遇否定：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仅表示“支持榆林持续发展”。尽管在讨论期间，榆林市委胡志强、榆林市榆阳区委王成继、府谷县委张惠荣、神木县委雷正西等一诸当地官员均向陕西省委赵乐际、省长赵正永提出，“《报告》能否将榆林或陕北描述成为全省经济发展重要增长极”，但显然，榆林市这一诉求没有得到回应。几乎同时，陆治原向赵乐际诉苦说，李金柱副省长(曾任榆林市委)要求我们2012年完成超过16%的经济增长速度。

　　由此便不难理解，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何以对榆林只谈“持续发展”，不提“区域中心城市”，更“遑论城市转型”。

　　正因为此城市发展有限公司，榆林已然被绑架在了高速发展经济的战车上。陕西省对其的定位是，一方面要求经济快速膨胀城市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又在上不允许榆林“坐地称王”。这一窘局，导致榆林难言转型，甚至噱头式转型成为“黑老粗”的代名词。

　　20世纪70年代，已是制成品出口主要国家的荷兰发现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荷兰政府大力发展石油、天然气业，出口剧增，国际收支出现顺差，经济显现繁荣景象。然而繁荣背后，蓬勃发展的天然气业却严重打击了荷兰的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削弱了出口行业的国际竞争力。随即，荷兰遭受到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的困扰，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城市发展有限公司。这种资源产业在“繁荣”时期价格膨胀是以牺牲其他行业为代价的现象，国际上称之为“荷兰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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