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扶持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而城镇集中安置是易地扶贫搬迁的重要方式，农村老人被安置进城后的养老状况直接影响着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效

　　做好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扶持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而城镇集中安置是易地扶贫搬迁的重要方式，农村老人被安置进城后的养老状况直接影响着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效。调研发现，进入城镇安置社区的农村老人返回农村养老的现象非常普遍，构成一种“养老型返迁”，这与地方政府的政策预期相差较大。其根源是易地搬迁老人在城镇安置社区中的低社会融入程度，表现为经济整合程度低、社会适应能力差、文化习得接受慢，导致易地搬迁老人成为城镇社会中的“边缘人”。要理性看待易地搬迁老人的“养老型返迁”行为，在后续扶持过程中应考虑易地搬迁老人独特的居住和生活需求，给予其制度性的返迁空间，并通过在城镇安置社区中发展老年产业、再造社区共同体等方式，为易地搬迁老人更好地融入城镇社会提供支持。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党和政府持续加大后续扶持力度，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要继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同样面临巩固拓展的工作。对于安置到城镇的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其生产生活环境乃至社会基础都随着空间快速切换而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对做好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扶持提出了挑战。尽管当前“搬得出”的工作已经完成，但“稳得住”的巩固拓展工作并非一蹴而就，其中适应能力较差且搬迁到城镇的农村老人（或者称为进城“易地搬迁老人”）尤其需要关注。

　　2001年我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已正式提出易地扶贫搬迁概念，但不同时期易地扶贫搬迁的规模和方式不同，对搬迁农民群体的影响也不同。我国易地扶贫搬迁整体可以分成两个阶段：2015年前的易地扶贫搬迁更侧重于“生态搬迁”，年度搬迁规模较小，且主要采用以农为主的就近安置方式。因此，这一时期的易地扶贫搬迁对搬迁群众生产生活改变较小、影响也较小[1]。2015年以来，借助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支持，到2020年，我国易地扶贫搬迁的人数达到1628万人，涉及全国22个省（区、市）约1400个县（市、区），人数多，范围广，影响大。

　　整体上，易地扶贫搬迁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改善了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条件和居住空间，有效破解了环境恶劣造成的“贫困积累”陷阱[7]。降低了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和贫困脆弱性，促进了贫困人口的思想观念更新，提升了他们的教育、健康水平和家庭发展能力，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使贫困家庭获益[8]。但这并不意味着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已顺利结束。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我国脱贫攻坚“五个一批”中投入最大、难度最大、风险最大的系统工程，尽管其“前半段”的贫困对象认定、工程建设儿童社区活动、移民搬迁等“搬得出”工作已经完成，但“后半段”的搬迁移民后续发展、社会融入、社区治理等“稳得住，能致富”工作才刚刚开始。这也让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的社会融入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

　　社会融入主要是指个体或群体在面对新的社会环境时通过不断适应而融入其中的动态过程。当前学术界关于易地搬迁群众社会融入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不同搬迁群体的社会融入差异研究。研究发现，由于教育融入上的层次错位、生活融入上的方式改变、交往融入上的对象差异和文化融入上的多元共生，易地搬迁儿童容易出现融入问题；同时民族地区的搬迁群众也因为经济融入的底层、社会融入的低嵌、融入的低能、文化融入的低浅和心理融入的低效而呈现出“总体性低度融入”。二是不同要素对易地搬迁群众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易地搬迁意味着生产生活空间的全面改变，其中的任何要素都可能影响易地搬迁群众的社会融入。从空间距离看，搬迁带来的社交距离增大会降低搬迁群众的心理信任和公平感，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易地搬迁群众的社会融入；从安置方式看，通过影响搬迁群众的经济、社交和心理，外村安置、乡镇安置和县城安置都会对搬迁群众的社会融入产生负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依次增大；从搬迁后的“人-业”耦合看，农业产业基地主导型和扶贫车间主导型安置社区的社会融入程度会相对较高；从扶持政策内容看，政府提供就业机会的扶持政策能够有效促进搬迁群众的社会融入；从技术应用看，信息通信技术能够通过提供就业信息和促进人情往来提高易地搬迁群众的社会融入；三是关于促进易地搬迁群众社会融入对策的研究。鉴于易地搬迁群众在迁入地社会融入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专家学者也纷纷提出了对策建议。如从空间角度，形塑与协调迁入地的空间，构建移民社区共同体，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社会治理角度，通过补齐安置社区服务设施短板，提升安置社区治理水平、做好安置社区财政和金融衔接等方式促进社会融入。

　　以上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参考，但既有研究尽管关注到了易地扶贫搬迁对不同搬迁群体会产生差异化的社会融入影响，却未对易地扶贫搬迁的影响对象进行全面细分，尤其是缺少对易地搬迁群体中规模较大、最为弱势的老人群体的研究。

　　本文主要通过对一个具体的城镇集中安置社区中易地搬迁老人的返迁状况进行调研，发现在已拥有城镇住房、户籍和公共服务等保障情况下，来自农村的易地搬迁老人并未像政策设计的那样真正在安置社区稳定入住和养老，而是出现了规模性的“养老型返迁”。这一有悖政策设计的现象往往与其在城镇新社区的社会融入程度有直接关系[12]，本文将从社会融入的角度对此进行解释。通过将易地搬迁老人与农村老人、城镇老人对比，本文发现，借助国家帮扶，易地搬迁老人确实实现了身体上的快速进城，但在城乡差异的背景下，面对“进城”“上楼”“打散”等新的情况时，受限于老人自身身体机能弱、文化水平低、学习能力差等主观和客观因素影响，易地搬迁老人表现出经济整合水平低、社会适应能力差、文化习得接受慢的社会融入困境，致使他们难以在新的城镇安置社区安心养老，为此易地搬迁老人做出了“养老型返迁”的适应性调整。尽管这种阶段性的“养老型返迁”利大于弊，但从长期角度看，未来仍需要通过在城镇安置社区发展老年产业、进行适老化改造、再造社区共同体等方式为易地搬迁老人提供一个更适宜的养老环境。

　　笔者及团队从2017年开始追踪调研易地搬迁老人养老状况，对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等连片贫困地区超过50个不同区位、不同规模、不同配套设施的城镇集中安置社区进行了深入调研。“养老型返迁”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社区开展过哪些活动，为便于分析，本文研究资料主要来自武陵山区的东山县安康社区。笔者及团队从2019年到2022年间多次到该社区调研儿童亲子活动，通过走访调研搬迁群众、社区干部、附近群众等，积累了丰富的一手资料。

　　东山县是全国深度贫困县，2020年才正式脱贫，安康社区是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新建的城镇集中安置社区。地方政府从2018年启动建设，2019年7月完成全面搬迁入住。安康社区占地550亩，共有54栋楼房136个单元，安置易地搬迁群众2332户10684人，是一个大型的城镇集中易地搬迁社区，搬迁群众主要来自东山县28个乡镇。搬迁群众中包括汉族在内一共有16个民族，其中汉族占49.5%，土家族占28.1%，苗族占19.1%，其他则是人口较少的蒙古族、仡佬族、侗族、布依族等。作为一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搬迁群众全部来自农村，其中贫困群众占比高达74.4%，老人占比13.08%。

　　按照相关政策，安康社区为搬迁群众提供了高水平的进城保障：第一，免费提供房屋。安置社区的房屋属于政府安置房，房屋统一由政府出资建设。安康社区全部设计为6层楼高的步梯房，按照“保障基本”的原则，每人分配20平方米住房，房屋使用权和所有权都属于搬迁群众，房产证已经在2020年全部下发。为了满足不同家庭需要，社区中建设有2～6人户的多种户型，且都进行了简单装修，配备了基本家具，搬迁群众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第二，提供了完善的城镇公共服务。首先，建设了完善的配套基础服务设施。即在安康社区内部新建了包括菜市场、超市、扶贫车间、老年活动中心、警务室、阅读室等完善的配套设施，并配备了公交专线，可以直达县城中心，交通便利。其次，建成了完善的教育、医疗保障。安康社区内部新建了1个大型幼儿园和1个小学，从全县范围内选拔了一批能力较强的老师，以增强师资力量。社区内部开设了“四点半学校”，对有需要的学生进行免费托管。通过东西部帮扶资金，地方政府在安康社区新建了一座大型卫生院，医疗设备先进，医护人员齐备。最后，落实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服务。免费将搬迁群众的农村户籍转换成城镇户籍，且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的就业、就医、就学、低保、医保等待遇，帮助搬迁群众融入城市生活。

　　2022年3月的跟踪调研发现，在安康社区中稳定居住的老人并不多，大部分易地搬迁老人都已经返回迁出地农村老家居住和养老，表现出明显的返迁现象。易地搬迁人口的返迁并不是家庭性的，儿童和青壮年没有明显的返迁情况。易地搬迁老人返迁主要是为了回村养老，所以可以将此看成是一种基于易地搬迁老人的“养老型返迁”（表1）。

　　通过表1可以看出，高达72.89%的易地搬迁老人已经返回农村居住，只有18.10%的易地搬迁老人仍然居住在安康社区，还有9.01%的易地搬迁老人选择在外务工，或跟随在外务工的子女居住在务工地。同时，按照5岁年龄段划分来看，年龄越大儿童亲子活动，易地搬迁老人返迁比例越高。相对而言，60～64岁的易地搬迁老人中只有62.14%返回农村，75岁及以上则有超过80%的易地搬迁老人返乡（表2）。

　　易地搬迁老人返回农村养老是对比了农村和城镇生活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返迁的易地搬迁老人基本都有过城镇集中安置社区生活经历：一方面，按照政策规定，易地搬迁老人必须将迁出地农村的房屋拆除复垦，所以易地搬迁老人在农村已经没有自己的住房，只能居住在城镇。另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经过国务院评估验收，入住率则是重要评估指标，所以至少在2020年东山县接受脱贫摘帽的第三方评估期间，几乎所有易地搬迁老人都住在安康社区。

　　易地搬迁老人的现实选择与政策设计相悖，本应在城镇集中安置社区养老的易地搬迁老人表现出“养老型返迁”情况。按照政策设计，一边是“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农村迁出地，另一边是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完善且免费给予住房、户籍和公共服务的城镇迁入地。易地搬迁老人理论上应该是开开心心的住进城镇集中安置社区养老，但实际却是大量老人选择返回农村养老。且从照顾便利性的角度来看，高龄老人尤其是已经失能或者半失能的老人应该是留在城镇集中安置社区才更方便家庭照顾。易地搬迁家庭中的青壮年子女基本都愿意搬到城镇，且在搬迁之后，即便是青壮年子女不生活在城镇集中安置社区，他们大多也不愿回农村生活。在我国老人仍是以家庭养老为主的背景下，留在城镇可以得到子女更好的照顾。

　　调研发现，易地搬迁老人返回农村主要是基于养老的考虑。随着易地搬迁老人年龄增大，他们已经到了养老的年龄，相对城镇安置社区，易地搬迁老人更愿意留在农村养老。少部分留在城镇集中安置社区的易地搬迁老人也多是为了照顾孙辈，充当“保姆”的角色。在城镇集中安置社区的老人到了孩子寒暑假，也大都会带着孙辈返回迁出地农村老家居住生活一段时间，呈现出“两头跑”的生活状态。

　　由此不得不思考，既然已经拥有了城镇住房、户籍和与其匹配的各种教育、医疗等资源，为什么易地搬迁老人在住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毅然选择返迁？即便是他们在迁出地农村的房屋已经拆除且复垦，这些易地搬迁老人还是宁愿通过住在同村的其他子女、亲戚朋友家中，或者自己搭个临时房屋等方式居住，也不愿意住在条件更好的城镇集中安置社区中。进一步的调研发现，易地搬迁老人的返迁正是其在城镇安置社区中出现经济困境、社会困境和文化困境这些社会融入困境的结果。

　　城乡之间存在的诸多差异都对接受能力较弱的易地搬迁老人造成了负面影响。在经济结构方面，城镇以工商业为基础的产业结构对易地搬迁老人形成了就业排斥，同时还导致易地搬迁老人收入降低和消费增加，阻碍了易地搬迁老人融入。

　　从农村到城镇，其实也是从农业走向非农产业的过程，但这显然会对只有务农生活经历的易地搬迁老人构成挑战。一方面，中西部城镇地区非农就业机会不足。易地扶贫搬迁主要发生在我国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工业县不同，中西部地区农业县的城镇产业规模小，能够容纳的非农就业机会有限，且有限的非农就业机会在易地搬迁老人进城之前就已经饱和。另一方面，易地搬迁老人难以与城镇居民竞争有限的就业机会。第一，易地搬迁老人缺少非农就业能力。易地搬迁老半辈子都生活在农村，只有农村务农生产经验。搬迁进城后在从“农业为主”的生计模式向“非农为主”的生计模式转变过程中，易地搬迁老人属于无学历、无技术、无资本的“三无人员”，基于农业生产的知识、技能和观念都让易地搬迁老人在城镇非农就业领域的竞争力比较弱。政府组织的相应劳动力培训都只针对60岁以下的劳动力群体，易地搬迁老人因年龄限制而无法参与技能培训，就业竞争力也无法提高。第二，易地搬迁老人劳动能力弱。易地搬迁老人身体机能弱，已经不算劳动力。国务院扶贫办建档立卡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全国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的劳动力比例为59.9％，其中普通劳动力占比85.5％，弱劳动力或半劳动力占比12.4％，技能劳动力仅占比2.1％。可以肯定的是，易地搬迁老人的技能水平只会更低，由此出现易地搬迁老人的结构性失业。

　　安康社区所在的东山县原有城镇常住人口5万多人。作为一个山区农业县，全县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原有的工商业都无法有效吸纳城镇常住人口就业。随着安康社区等多个易地搬迁社区的建立，城区人口瞬间增加了3万多人，但城区就业机会并没有相应增加，绝大部分易地搬迁的青壮年也只能以劳务输出形式远赴沿海地区务工。身强力壮的青壮年尚且无法在本地找到合适的非农就业机会，更何况已年老体衰的易地搬迁老人。调研发现，因为易地搬迁老人找不到足够的非农就业机会，都已经有10多个易地搬迁老人在抢安康社区内捡垃圾这样的工作，可见易地搬迁老人就业非常狭窄且已高度内卷。

　　易地搬迁老人在搬迁前主要依靠土地收入，同时辅之以养老保险、子女供养等收入生活。但在进城之后，随着土地收入下降，易地搬迁老人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只有100多元/月的新农保。收入太低，难以保障易地搬迁老人在城镇有一个体面的养老生活。

　　一方面，易地搬迁老人的土地收入下降。在搬迁之前土地是农村老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农村老人有很长时间都是以土地为基础自养[15]。搬迁之后的人地分离让老人的土地收入大大降低。第一，易地搬迁老人已实际无法耕种土地。从农村搬到城镇，除少部分搬迁距离较近的低龄老人仍可以借助一些交通工具回村务农，大部分易地搬迁老人因为距离太远已经无法务农。第二，易地搬迁老人无法耕种土地但又无法获得补偿。按照搬迁政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仍属于搬迁家庭，所以易地搬迁老人并不是失地农民，自然也就没有失地农民补偿。第三，土地也难以流转变现。易地搬迁老人来自“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地方，恶劣的自然条件限制了大规模现代农业机器的使用。且易地扶贫搬迁主要是插花式搬迁，少数几户搬迁人口的土地仍然高度细碎化，无法采用机器大规模耕作，自然也就没有市场主体愿意租种。调研发现，即便是在返迁前，安康社区易地搬迁老人土地能够流转的仅占8.46%，撂荒的占32.34%，退耕还林的占4.28%，剩下的少部分是自己种，大部分则是让老家亲戚朋友免费种。一旦搬迁到城镇，易地搬迁老人的土地收入就会大大下降。相关调研也指出，搬迁前90.8%的老人从事农业生产，而搬迁后76.1%的老人已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16]。

　　另一方面，易地搬迁老人的其他收入也不足。除了土地收入，易地搬迁老人还能得到养老保险和子女支持的收入，但这些收入也存在问题。第一，易地搬迁老人的养老保险明显较少。易地搬迁老人已经进城，但仍只有农村养老保险。与城镇老人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相比，易地搬迁老人的新农保收入要低得多。2021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约为人均2900元/月，而城乡居民养老金人均仅179元/月；第二，子女也难以给予易地搬迁老人足够支持。易地搬迁家庭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在进城后尽管可以凭借自身劳动力在非农就业市场上获得比农村更高的经济收入，但这些子女从事的大多都是低收入的简单体力劳动，且易地搬迁家庭在城镇生活的刚性开支同样增加。由此，易地搬迁家庭往往自顾不暇，也没有能力支持易地搬迁老人在城镇的生活。

　　易地搬迁老人的收入减少，但是消费反而增加。从农村自给自足到城镇市场化的生活方式转变，进城农民的消费会大幅度增加。据统计，202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30307元。而2021年全国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的人均纯收入为11897元，收入与支出的差距很大。

　　易地搬迁老人进城之前，依靠土地在农村生活，尽管直接经济收益不高，但老人的蔬菜、粮食、肉蛋制品等大多可以通过土地解决，家庭日常开销较少，加上养老保险，农村老人不但可以养活自己，甚至还有能力为在城镇务工的子女提供一定支持。而城镇是一个市场社会，尽管有国家提供的安置房，但粮食、蔬菜、肉类等生活必需品都必须购买，开销远大于农村。即便易地搬迁老人努力降低开支，仍有大量刚性开支无法避免。如城镇用水需要花钱，以至于易地搬迁老人抱怨“冲个厕所都要5分钱”。调研发现，易地搬迁老人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在进城后已远高于正常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为此，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易地搬迁老人只能严格控制其他方面的开销。如安康社区部分易地搬迁老人为了节省家里的水费，生活用水都是到公共厕所接水用，导致社区开支很大，无奈之下只得关闭公共厕所。

　　易地搬迁老人在农村的时候依靠土地是家庭中的生产力量，但进入城镇集中安置社区后，易地搬迁老人人力资本失灵，无法参与就业，成为家庭中的纯粹消费性力量。这对家庭经济基础本身就非常薄弱的易地搬迁家庭构成巨大的经济压力。与城镇老人和农村老人相比，易地搬迁老人收入较少，且开支不断增加，生活难以再平衡。这不但会使生活品质下降，还会产生无用感，易地搬迁老人也就成了城镇中的“相对贫困群体”。

　　随着社会交往场域从农村快速切换到城镇，易地搬迁老人社会交往的对象、空间和机会等都发生了重大改变。易地搬迁老人在农村已经形塑了一套固定的社会交往模式，受年龄和思维习惯限制，他们大多已难以“再社会化”。

　　随着城乡快速切换，易地搬迁老人的交往对象从农村的熟人变成了城镇的陌生人。在农村相对封闭和稳定的环境中，农村形成了独特的人际交往方式，建立了同质性很强的人际关系[17]。城镇化搬迁改变了易地搬迁老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使易地搬迁老人原先依托地缘构建的强关系网络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随时间增长会慢慢转为弱关系[17]。这自然让易地搬迁老人的日常交往对象变少变淡。在城镇集中安置社区这个“新主体陌生人社会[18]”中，固有的思维定式和长期囿于自身封闭的社交圈使得易地搬迁老人之间出现社会交往隔膜。

　　这种隔膜随着安置社区人口异质性的增强而增强，从而限制了易地搬迁老人的社交能力，导致重新建立的关系网络较为薄弱[19]。受政策要求、户型结构、家庭选择等条件限制，此次易地扶贫搬迁采用“插花搬迁，打散安置”的方式，一个村寨只搬迁1～2户，这就让易地搬迁老人从农村的传统熟人关系中完全脱离。安康社区搬迁2332户1万多人，分别来自28个乡镇312个行政村1646个村民组，平均每个村民组在安康社区安置1.4户搬迁家庭。在这种极度分散的安置情况下，易地搬迁老人连个能聊天的熟人都找不到，平时多是在家独自看电视，很少有稳定的交流对象，极易产生孤独感。

　　相对于农村的“随意”，城镇社会交往会更有边界感。进城后，易地搬迁老人的交往空间从农村的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等几乎任意空间切换到了城镇的广场、活动中心等正式空间。农村在长期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建构下，本身已成为一个生活共同体，甚至可以看成是一个“扩大的家庭”[20]。尤其是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这样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地方，单家独户很难生存，这就必须加强彼此之间的交往和互助，所以在共同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村民极其熟悉，可以随时随地开展交往，受时空约束小。而城镇易地安置社区不仅是陌生人社会，其房屋设计上也都是全封闭结构，公私空间明确，居民只能在公共广场、活动中心、公共凉亭等正式公共场所交往。城镇社会这种清晰的公私边界极大限制了易地搬迁老人的社交空间[21]。

　　同时，从农村的散居到城镇的聚居，城镇安置社区中能用于社会交往的空间面积也大大压缩。农村房屋尽管简陋，但农村相对地理空间较大，所以房屋建筑面积也较大。到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8.9平方米[22]，而易地搬迁到城镇的群众按照保基本的政策原则，能够分配到的人均住房为20～25平方米，且没有庭院等延伸面积。住房面积的压缩，也让易地搬迁老人和子女不得不住在一起，自然也让家庭内部很难再给已经边缘化的老人留下独立交往空间。安康社区中的易地搬迁老人都表示，“还是农村更热闹”。因为在农村的时候可以经常互相串门，约着一起在家里吃饭喝酒社区服务作文，但搬到城镇安置社区后就很难再约人到家里聚会，自己也不好到别人家去儿童社区活动，“（感觉）不方便”，有限的日常交往都是发生在社区老人活动中心、公共广场等地方。

　　进城后，易地搬迁老人的社会交往从农村的无话不说变成了城镇的无话可说。农村作为一个熟人社会，公共发达，交流方式多样，所以村民之间能够对村庄中家长里短、公共事务等各种事情发表看法，无话不说。而城镇安置区则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居民来自不同地方，有不同生活经历，彼此之间完全不了解。加上易地搬迁老人很少有就业机会，缺少收入来源，也就很难发展出基于业缘、趣缘的交往机会。因此，易地搬迁老人之间很难有交往基础，涉及双方家庭的事情不方便谈，涉及社区公共事务的事情又因信息不畅而互相都不了解，社区公共活动举办少，参加更少。而对于安置区之外的原城镇居民，易地搬迁老人更是感觉自己是低人一等的“乡下人”，也找不到共同语言，自然极少交往。在安康社区，易地搬迁老人彼此之间基本都是“熟悉的陌生人”，面熟但不认识，最多只是见面打个招呼。调研发现，即便是经常一起打牌、晒太阳的易地搬迁老人，对彼此健康、家庭等情况也都不了解。

　　在青壮年已大规模外出务工的背景下，社会支持对易地搬迁老人就更加重要。本身打散安置的方式已经让易地搬迁人群的异质性增加，致使社区认同碎片化[23]。进一步由于交往对象、交往空间、交往机会的减少，易地搬迁老人基于农村的传统社会关系和社会空间已经不复存在，和新的安置社区居民没有共同生产生活经历，也就没有共同记忆和共同身份认同，易地搬迁老人在城镇安置社区中很难开展有效社交，社会支持减少，紧密程度降低，人变得更加孤独、焦虑和无助。正如移民专家塞尼所说：“移民使社会人际关系分散，使亲戚之间变得疏远。互帮互助的关系网、相互融洽的小群体、自发组织的服务团体都被拆散了[24]。”

　　在不同的城乡经济结构和发展定位下，城乡之间已形成了有差异性的文化体系。已过花甲之年的易地搬迁老人在快速的城乡切换下，受文化“堕距效应”[25]影响，短期内很难从以农业经济结构为基础的传统文化体系转换到以工商业经济结构为基础的现代文化体系[26]。

　　语言是文化传播的载体，而易地搬迁老人不仅在社区内部日常交流语言上难以互通，能完全适应城镇普通话体系的更是少之又少。易地搬迁老人过去长期生活在边远地区，因长期交通不便造成与外界隔绝，其内部往往形成了相对封闭且独特的文化体系，其语言也大多自成一体。因为交通不便，教育也难以开展社区服务作文，尤其是老人的受教育水平都非常低，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地方的封闭。如安康社区的易地搬迁老多是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群众，他们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长期生活在村寨中的经历也让他们只能讲本民族语言或附近村寨的方言。同时，即便汉族易地搬迁老人，在长期的农村生活中，既没有外出务工生活经历，也没有接受过现代教育，大多也只能讲本村寨的方言。少数能够听懂普通话的易地搬迁老人，也因为存在严重的方言口音和不认识字等问题而难以与城镇居民沟通。

　　据国务院扶贫办建档立卡数据库数据，全国搬迁贫困人口中，教育水平在小学及以下的占比40%。对安康社区的统计发现，超过80%的易地搬迁老人都是小学以下学历。但易地搬迁老人要长期在城镇生产生活，就必须学会使用普通话，这对既不认识字，学习能力也差的易地搬迁老人无疑构成了挑战。为此安康社区不得不按照民族成立了“土家族帮扶队”“苗族帮扶队”“侗族帮扶队”等多支帮扶队，专门安排同一个民族的社区干部对易地搬迁老人进行进城后的生产生活帮扶和矛盾调解等。

　　规则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需要遵循的法则。但城乡之间因为社会基础、经济基础等方面的不同，其社会规则也不同。一般而言，城镇规则要比农村规则更加健全，要求更高。由此让习惯了农村规则的易地搬迁老人表现出诸多不适应。

　　一方面，难以适应高卫生标准。易地搬迁老人长期在农村生活，农村的卫生要求和卫生条件要比城镇低得多，但进城就意味着必须适应城镇的高卫生标准。农村相对城镇地广人稀社区开展过哪些活动，单家独户的生活居住模式下，环境的消解能力比较强。如将生活污水倒在门口、随地吐痰、扔烟头甚至随地大小便在农村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因此，易地搬迁老人在长期的农村生活中已养成了习惯。但城镇安置社区采用楼房集中居住样式，人口密集，已经不允许随地吐痰等会影响他人的行为发生，这就让易地搬迁老人在城镇安置社区感到受排斥。调研发现，安康社区经常发生易地搬迁老人从楼上扔垃圾、泼水、制造噪音等引发邻里纠纷的事情，为此易地搬迁老人甚至被贴上了不注意卫生和素质低的标签，这自然也让易地搬迁老人难以接受。

　　另一方面，安全观念不足。相对于农村，城镇的风险因素增多，对居民的安全观念要求提高，但很多易地搬迁老人很难适应这种转变。农村是个熟人社会，尤其是在相对封闭的边远山区农村，那里受地理环境限制，人员非常稳定，所以农村人尤其是长期生活在那里的老人互相之间的信任程度非常高。但城镇社会是一个流动的陌生人社会，城镇集中安置社区中的易地搬迁老人往往习惯于用农村的方式来生活或处理人际关系，既给生活造成了不便，也出现了被偷被骗等情况。尽管安康社区从2019年搬迁已有3年多时间，但在安康社区居委会还保留着每家每户的家门备用钥匙。因为仍不时会有易地搬迁老人出于农村习惯出门既不锁门，也不带钥匙，一阵风将门关上后就进不了家门。过去找专人开锁会给易地搬迁老人造成经济压力，于是安康社区最后就只能每家每户留一把备用钥匙，以备不时之需。而类似的事情在安康社区非常普遍。

　　仪式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由于仪式对象、空间和时间等基础的不同，城乡对待仪式的表现也有所不同。整体上，相对于农村地区仪式的复杂隆重，城镇地区的仪式要简单的多。

　　一方面，城镇的节庆仪式比较简单。盛大的节庆仪式往往是少数民族的重大活动和文化习惯。安康社区中安置了包括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在内的15个少数民族，除土家族和苗族人数相对较多社区开展过哪些活动，其他少数民族只有几十户、十几户甚至几户，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节日活动。且即便是同一民族，不同村组间的仪式也有所不同，尤其是老人，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农村过传统节日，而在新的城镇集中安置社区中由于受场地、人员、时间等限制，节庆仪式很难开展，这让易地搬迁老人很不适应。

　　另一方面，城镇对婚丧嫁娶等活动仪式比较简单。丧葬尤其对老人有重要意义，长期在农村地区形成的习惯让易地搬迁老人已经高度认同农村的丧葬文化，易地搬迁老人也都有“落叶归根”的思想。如安康社区所在地区农村仍然对过世老人采用土葬，且有一整套复杂的丧葬仪式，但城镇地区则是火葬后直接埋入公墓，简单的多，这让易地搬迁老人难以接受，所以易地搬迁老人即便是能够在城镇集中安置社区居住，但一旦他们感觉身体状况不适，他们都会在过世前返回农村，以避免死在城镇，进而要接受城镇丧葬方式的命运。到2022年，安康社区入住已近3年，但从来没有易地搬迁老人在社区中举办过丧葬活动，即便是有极个别老人在社区中突然过世，家人也会按照老人遗愿偷偷将老人送回农村土葬。

　　在城乡诸多差异和易地搬迁老人自身生计能力脆弱的背后，不仅是易地搬迁老人新的“城里人”身份难以获得自己和原城镇居民的认可，更主要的还是随着易地搬迁老人在城乡不同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发生变动，他们已难以获得过去在农村中受人尊重的作为精英的身份认同。在传统封闭的山区农业村庄，外来影响小，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等结构非常稳定，老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很容易就成为了掌握更多地方性知识的社会精英，在封闭稳定的山区村庄中占有重要位置，甚至形成了“老威”。但进入城镇安置社区后，工商业基础上的现代社会体系区别于传统的农业社会体系，易地搬迁老人身体机能弱、文化水平低、学习能力差，其地位便迅速从传统村庄的“中心”变成了现代城镇的“边缘”。这自然也让易地搬迁老人在心理上难以认同。调研发现社区开展过哪些活动，很多易地搬迁老人都是原来村庄中传统节日、婚丧嫁娶等仪式活动的组织者、负责人和座上宾，而在进入城镇之后，传统仪式活动形式都极大简化，老人没有了以前的身份和地位，内心自然充满失落感。为此，即便政府大力提倡，易地搬迁老人仍不愿将农村户籍转成城镇户籍，出现了“人户分离”。安康社区虽然经过多方动员，但改成城镇户籍的居民只有不到5%，老人几乎没有。

　　综上，作为迁出地的偏远农村与迁入地的现代城镇存在生产生活方面的诸多差异，而作为迁移对象的易地搬迁老人本身适应能力低，所以易地搬迁老人进城后遇到的融入困境是整体性的。上面提到的经济支持、社会交往、文化融入方面的困境更多只是多重融入困境中的冰山一角，但即便如此也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只能抓大放小。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一次重大而成功的尝试，面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空间困境，只能通过搬迁的方式才能彻底解决贫困群众的生存难题。事实证明，易地扶贫搬迁确实解决了搬迁家庭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尽管迁入地城镇确实有比迁出地农村更好的交通、医疗、购物等条件，但易地搬迁并不仅仅是人口的移动，同时必然带来搬迁群众与迁出地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基础的脱嵌。理论上，易地搬迁老人需要经过一个“脱嵌--再嵌入”的过程，其中，“脱嵌”是一个“身体离场”后被动和顺其自然的过程，而“再嵌入”到城镇体系中则是一个主动和有一定门槛的过程。这对于身体机能弱、文化水平低、学习能力差的易地搬迁老人就构成了巨大考验，产生了易地搬迁老人社会融入困境。由此，即便地方政府给予了易地搬迁老人房屋、户籍、医疗等优质的城镇保障，但易地搬迁老人在新的城镇安置社区仍面临经济整合水平低、社会适应能力差、文化习得接受慢等一系列融入困境，由此成为了城镇中的“相对贫困群体”和“边缘群体”，从而难以在城镇中安居养老。而随着易地搬迁老人发现返迁的成本要低于融入迁入地城镇养老体系的时候，易地搬迁老人自然会选择更容易的返迁以回归自己所更熟悉和适应的农村养老体系。

　　2023年1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九个部门共同发布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动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再次强调了要推进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的城镇社会融入。整体来看，易地搬迁老人的返迁是一个借助农村低成本高福利体系实现养老的过程[27]，利大于弊，所以当前可以通过短期保留易地搬迁老人的返乡权，让易地搬迁老人和易地搬迁家庭有一个较好的过渡阶段。但长期来看，仍需要通过对城镇集中安置社区的建设提高易地搬迁老人养老的适应性，以真正将易地搬迁老人稳定在迁入地。

　　第一，积极发展老年产业。低龄老人既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又具有较强的劳动意愿，且劳动不仅能提高收入，也能让易地搬迁老人产生意义感，因此可以在老人集中的城镇集中安置社区周边建立老龄产业园区，引进一些适合低龄老人从事的简单工作社区开展过哪些活动，如保安、保洁、采摘等工作。同时为易地搬迁老人提供相关技能培训，既在老龄化时代发挥好老人的积极作用，让老人“老有所为”，同时也帮助易地搬迁老人更好的融入城镇。

　　第二，对安置社区进行适老化改造。易地搬迁老人中有大量身体不好的失能老人和半失能老人，这些老人既需要日常活动，也需要日常社交。因此通过在易地搬迁社区中建立适合老人的公共活动场所，设置适合老人的活动器材，增加社区的无障碍设施建设。面对广大青壮年群体已外出务工，易地搬迁老人成了“留守老人”“空巢老人”的现状，为了保障老人安全，对公共场所和老人家庭等进行适老化改造，让易地搬迁老人能够更好地在易地搬迁社区生活。同时，鉴于老人在家生活不方便的问题，可以通过建设公益性老年公共食堂解决易地搬迁老人的日常吃饭问题。

　　第三，再造社区共同体。面对传统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而安置社区对易地搬迁老人仍是一个“陌生人社会”的情况，通过在安置社区建设老年活动中心等公共空间，举办社区节日、公共活动等方式创造让易地搬迁老人建立联系的场所和机会。同时宣传孝道文化，大力弘扬孝亲敬老等传统美德，通过宣传新时代家风、社风等方式建立尊老敬老的民风，增加易地搬迁老人对安置社区的心理归属感和认同感。甚至可以在安置社区老人中发展低成本的互助养老，让老人“老有所用”和“老有所依”。

　　总之，针对长期易地搬迁老人融入迁入地的需求，在易地搬迁老人短期还无法具备城镇自养能力的情况下，应努力为易地搬迁老人创造一个低成本高福利的养老环境，让易地搬迁老人在城镇集中安置社区中真正能够做到“老有所为”“老有所依”“老有所用”“老有所乐”，从而为后续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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