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上午，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层次人才培训“浦江学堂”举办第三讲，AECOM高级副总裁刘泓志先生以《常态更新背景下城市设计的理念创新与路径探索》为题进行授课

　　8月26日上午，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层次人才培训“浦江学堂”举办第三讲，AECOM高级副总裁刘泓志先生以《常态更新背景下城市设计的理念创新与路径探索》为题进行授课。

　　课程阐述城市设计与城市更新的关键内涵和共性；分析常态更新需求下，城市设计理念与技术体系的迭代变革；聚焦金融、科技、人本等发展议题，面向城市空间维度的拓展，探索城市设计体系创新的新路径与新模式。

　　很高兴来到上海市规划院和大家交流。一直以来，我始终专注于城市设计实践领域，而城市更新是行业内非常关注的实践课题。今天的内容我将结合城市更新、城市设计、城市运营等理念，尝试提出创新观点，重点关注在常态更新背景下，城市设计的理念如何创新，如何发展新的路径。

　　理解城市：城市即服务。城市系统中，任何承载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的空间，都可视为城市空间。面向未来，城市空间不只是物理空间，还有社会空间、数字空间。

　　理解城市更新：城市更新产生于生产关系与城市系统的不适配，与生产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城市更新的核心是一种空间生产关系的迭代，是生产利益持续做大、重新适配的过程。科技高度发展，驱动新生产关系进入了高频次的迭代和度的拓展，城市更新也进入了发展常态。生产关系从量变到质变，为城市系统和城市设计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理解城市设计：城市设计作为一种工具，是满足公共服务供需的空间生产系统。更新语境下，如何结合旧的城市系统升级转型，适应甚至驱动新的生产关系，重新达到平衡适配，是城市设计的核心议题。

　　围绕城市公共品质的提升，为城市的高效运营创造空间条件与空间产品，将成为下阶段城市设计理念及其路径创新的重要目标。

　　包括：转化土地资源为空间资产、整合零碎资源为高效资源、平衡自然资源为城市资源。如纽约Hudson Yards在缺乏土地资源的情况下，通过技术工程再造可建设用地。成本增加的背后，是更大的发展效益。高线公园通过有效的资源组合和系统的空间串联，从零碎的荒废地带转型为城市的优质资源。城市设计经常要找方法，把潜力资源转化为可运营的资产，整合形成效益优化。

　　包括：更开放公平的供给、更安全舒适的场所、更丰富多元的选项。如纽约西南布鲁克林地区，曾集聚贫困人口和少数族裔，也是桑迪飓风中最严重的受灾区。灾后通过不同设计团队的联合工作，在城市设计中融入金融手段，让社会资本进入城市设计，实现基础设施建设的升级，并提升地区的宜居性和就业机会。伦敦市中心的国王十字车站，容纳文化、娱乐、商务日常生活指南、创新等多元功能，到站即到城日常生活指南，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

　　包括：追求城市的原真、重视社群的交融、用生活孵育文化。如为应对高纬度地区人群易患季节性忧郁症的状况，赫尔辛基孕育了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灯光节。为避免不同族裔间的潜在隔阂，新加坡通过组屋政策输出公共服务，提升社融。哥本哈根今天享誉全球的自行车绿色出行文化，源自20世纪60年代城市面临的石油危机。回溯历史，往往是为了应对城市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应的价值观和采取的策略，在几十年后会造就出不同的城市特质。城市风貌和城市文化不是被设计出来的，但可以通过设计一种方法，让生活孵育文化。

　　生产力的提升，源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城市发展的运作机制，以及所形成的价值取向更迭。从土地生产到空间生产，再面向数字生产，生产模式的转变推动城市发展的进阶。

　　1.0阶段：资源导向促成土地经济时代。城市更新集中在生产环境治理、改善居住条件等方面；基于空间资源的设计国外指南，注重对物质空间的图景式描述。

　　2.0阶段：产品导向进入空间经济时代。城市更新开始注重空间使用效益、文化风貌保护，重视提升资产效益；围绕空间产品的设计，转向多元利益主体的关系协调。

　　3.0阶段：场景导向宣告数字经济时代。城市更新需要促进要素的流动，拓展空间的维度；面向空间场景的设计，新需求衍生空间创造，城市设计的范式也随之改变。

　　进入存量时代，要从依托用地扩张及资源汲取的资本型增长，转变成追求价值增量的运营型增长。面积优势被容积优势取代，城市空间格局进入立体收缩。

　　空间资源的战略优化，需要规划设计的远见。1944年的大伦敦规划是基于空间资源管理的典范。当时，为应对市中心的无序扩张，规划采取同心圆模式形成四个环（城市内环、郊区环、绿带环、乡村环），起到限制国外指南、划定的作用，奠定了伦敦发展的格局。2015年，为应对伦敦直线上升的住房缺口和土地资源限制，在2065伦敦发展中提出一个大胆建议：从大伦敦规划沿袭至今的刚性保护绿地中，腾挪8%-10%的绿地指标作为建设用地，重点布局在市中心至郊区的通勤轨道交通站点周边。

　　空间资源的价值增长，需要更多元的途径和智慧。2019年，伦敦提出要成为全球第一座国家公园城市，其核心是所有的广场、社区空间都能成为伦敦推进公园化的重要筹码。自上而下的愿景引领，结合自下而上的城市空间经营，形成城市独特的风貌与价值。2011年，高楼林立的纽约重新挖潜，找出596处闲置地块。这缘起于一位律师发现自家附近的地块常年闲置，于是和程序员朋友对整个纽约的类似资源进行收集、整理和数据化处理，并且整合进政府资源库，这些空间资源获得大量潜在社会资本和民间创意的关注，被有效利用。

　　产权边界条件一旦变化，就可以支持运营模式创新。公共空间市场化运营是完善空间经济的一个开发领域。以公共空间增值补充建筑增量，楼宇经济与公共空间经济将催生出新的空间产品。

　　布兰特公园是全球第一个以公园为资产的公司。从早年无人问津、年租金1美金的“针头公园”，到如今成为纽约最有人气的地标公园，这是非常重要的“让空间成为产品”的案例。高线公园项目背后的空间产品效益，是支撑其从启动到存活的最重要因素。静态的空间环境通过动态的资产化运营能有效放大空间生产效益，是探索城市设计路径与成果创新的重要方法。

　　数字化技术可以实现城市空间的拓维，更新发展已经从满足空间需求进化到空间的创造，空间维度越丰富，能创造新的生产逻辑的机会就越大。

　　AECOM在成都5G智慧城先导区的实践，可追溯到十年前参与新川创新科技园区的总体规划。十年后，面对园区已然定性定格的道路等基础设施，城市设计显然不应该局限在地块里设计建筑。我们首先专注在公共空间，梳理政府可动用的资源；其次，处理公共空间与地块中间的界面；最后，通过科技产品结合公共空间来创造新的空间资产，用场景设计的角度带领场所设计。

　　在产权重组的趋势下，公共空间资产化设计和市场化运营是完善空间经济的一种创新产品。要素流动空间将进一步拓展公共空间的维度，创造新的空间生产方式。

　　比如在高线公园和大创智数字公园的尝试，让公共空间成为一种平台载体，通过证券化吸引社会投资，提高市场对公共空间的关注，继而带动城市发展的效益，保障足够的资金回流，去维护公共空间的自身运营。

　　比如布兰特公园，作为公共空间，融入BID模式（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带动周边物业增值，而政府不只受益于税收增量，也可以把在BID计划里的部分税收定向返给物业，形成收益闭环与互利模式，促进更大区域的资产增值。

　　我们目前仍处于2.0阶段，3.0阶段需要更多的探索。公共空间的效益能否通过新科技赋能，分享给另一个时空的人群，甚至创造资本流动？上海也在推进公园城市规划建设，这些从城市到社区到小型口袋公园等精彩的公共空间日常生活指南，可否通过数字化创造新的生活或消费需求，成为另一种全球共享的展示窗口？

　　1748年的NOLLI的罗马地图蕴藏着传统公共空间的永恒魅力；而面向科技时代，我们对城市的触感似乎都局限于键盘。两者如何结合？基于新的生产关系，如何探索新的城市设计范式、创造新的城市空间？

　　公共空间品质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强关联但弱挂钩。人们都希望从高质量公共空间获益，公共空间也都希望更适配的使用者进驻，关联效益明显，但往往缺乏公私合作的机制与渠道。

　　公共空间产品开发的实成本但虚回报。缺乏可量化的投产评估及可预期回报，往往导致人们不愿在公共空间上投入成本。Greenkeeper对公共空间做出可衡量的评判标准，对实现投资、回报，以及带动周边总体效益等数据的量化具有启示。

　　空间规划和市场产品之间的高引领但低实现。我们可以引导市场，但不可一蹴而就。缺乏运营前置的设计操作，甚至和市场价值冲突的空间产品，会导致理想中的规划理念难以落地实现。

　　一是空间导向的环境改造VS资本导向的经济激活。我们把空间当主题，关注形象或风貌，但是否思考背后的经济逻辑？资产怎么激活？

　　二是聚焦设计的技术方案VS聚焦机制的体制工具。我们往往对现行机制缺乏角色参与及话语权。但当有机制参与权利的时候，我们是否有结合设计方案与实施机制的能力？

　　三是以项目为主体的成果VS以操作为内容的过程。面向更新的设计是一个持续性进程，任何阶段性的设计成果不能代表项目本质，这个过程才是内容。城市设计能否进入、帮助这个过程？

　　四是课题形成的方向引导VS利益形成的核心驱动。利益的创造与分配是更新发展的驱动力，具备利益驱动条件设计方案才具备可实施性和可持续性；反之，课题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发展方向上的探索，无法成为发展驱动。

　　城市设计是满足公共服务供需关系的空间系统，而城市运营是确保公共服务供需平衡的操作过程。设计+运营，应满足基于公共品质提升的服务体系建设，聚焦多主体利益平衡的参与机制，重视运营模式和管理平台的搭建。

　　物质空间代表着环境能力，数字空间代表着科技能力，社会空间代表着人文能力。三个空间维度之间，各自形成的空间产品——包含场所、场景和场域，可以进化城市生产能力，构成城市更新的核心动力。

　　创造场景，是发挥资源增量和资产增值的重要方式。所谓场景，介于社会空间和数字空间之间；不是布景或是舞台，而是关注社会面上的供需关系，通过数字化技术给予实现。未来还有场域（domain），是把数字空间和物理空间结合在一起的界面，相信这是有待开发的新设计领域。

　　物质空间、数字空间、社会空间都在持续进阶发展。面向未来，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等构成的要素流动空间，正在产生新的空间形态和需求。对比于我们熟悉的人居场所空间，如何实现科技创新驱动和人本价值回归的良性循环，需要通过设计+运营进行整合。

　　促进资源要素的强流动和大循环，需要判断：是不是优质要素？要素是否具备可流动性和可交易性？是否具有供需匹配这些要素流动的机制能力？这些是城市空间具备可生产力的基础。

　　创新机遇2：城市本身是创新科技发展与应用的巨大蓝海。城市科技(Urban Technologies)也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底盘与引擎。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体系创新，会成为城市生产力的新场景。

　　创新机遇3：以运营驱动的创新设计(Operation Driven Innovative Design)，通过空间资产化导向的创新城市设计框架，打造资源-资产-服务的通路，实现空间+运营+平台的新模式。

　　相较传统的4R模式，包括重建、整治、再开发和保护，今天的城市更新（Regeneration），重点不应该放在知识理解上的分类，而是打出灵活互融的组合拳，甚至催生出新的创新理念和技术路径。

　　纵观全球五大领军城市（2021年GDP总量数据前五），在人口红利等传统需求外，当下都在探索新的产业发展模式。纽约采取多元经济战略，伦敦主导创新驱动，东京在谋求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聚集发展，洛杉矶在建设新兴的创业生态社区。排名第四的上海，如今以凸显城市文化特征为目标，正在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产业转型在加速，而城市的升级窗口期在缩短。

　　“一江一河”是上海的历史资产，更是未来资产。从城市设计角度讲，有八点对于滨水空间更新的理念思考。

　　腹地的融合度。滨水空间不是独立场所，而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强调滨江沿线的塑造，更要关注垂直水岸的到达方式和体验营造；面对不同的河道尺度，积极应对通江和跨江廊道的挑战；面对生产方式的转变，突破空间和尺度多元化的限制，实现机能与肌理的缝补。

　　空间的公共性。以开放、连续、可达性，确保滨水资源为全民共享。黄浦江通过贯通工程实现了从断点、盲点到节点、亮点的转变；慢行主导的环境和高强度的公交服务，对促进城市滨水空间的品质同样重要。

　　功能的多样性。一座城市，拥有主要河流作为天然的断面与展廊非常可贵，以空间的高度公共性承载城市的复合性是滨水空间的必然使命，要讲究多样业态的形态组合，以公共服务网络为基础，包容多元人群日常生活指南。

　　活动的创造性。高质量可持续的活动品质不是被规划出来的，而是自然发生的。最好的设计是通过空间能启发新的功能使用。这种功能自发性可以通过空间尺度变化、空间介面处理、空间管理引导等去打造。

　　风貌的原真性。以历史进程与生活内容作为风貌营造的本底。一条河，承载的是记忆的长度与空间的连续性；从一线的视觉景观到深度的生活风貌；打破夜景的误区，回归生活的真实风貌：从屋里散发出的灯，才是这个城市的光。

　　生态的复合度。通过滨水公共空间孵育从环境到人文的城市生态丰富性，这种空间超越蓝绿体系，包含社会和人文的多样性，也包含为下一代创造空间的迭代包容能力。

　　资产的富集度。以高效运营的滨水空间，积极带动发展增速和资产增值。滨水空间资源要变现为空间资产，特别要重视稀缺性资产、经济资产、文化资产，塑造可持续的竞争力。

　　场所的地标感。以环境的空间辨识度，取代建筑的视觉冲击力，传递地标品质。跳脱天际线的迷思，通过场所品质来塑造地标品质，让场所品牌回归城市精神，回归人的感知和尺度。

　　杨浦大创智数字公园的实践，包含了对前述设计理念和路径转型的综合试验：如何在资产存量中创造价值增量，在城市环境中拓展产业环境，在科创发展中经营社区发展，在稳定治理中进行数字转型。

　　项目源自我们自发启动的一个公共空间提案，其中一个节点被选为杨浦区数字公园的试点，后续成为上海数字化转型的七大试点之一。项目背后的动力，包含推进公共空间资产化的尝试，以及对于城市设计创新路径的检验。

　　围绕杨浦科创生活圈的理念，方案的核心内容是打造“创智环”，把数字化场景和社会空间通过物理空间优化而结合在一起 。作为启动项目的数字公园成为数字化应用场景的体验场，并探索后续实体空间进入数字空间，创造社会空间效应的可能。

　　同时，我们和大数据公司脉策科技合作，举办了“数字创想家”系列工作坊活动，为城市设计工作者和数字工作者提供了碰撞融合、相互赋能的机会。围绕经济数字化、生活数字化、治理数字化、公共空间资产化、未来社区五个主题，不同团队进行了多样化的探索实践。

　　伴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发布，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都已提出具体举措。政策条件、规划条件、土地条件、金融条件、生态条件的塑造也纷纷进入城市更新领域。实施主体往往是通过更大范围的片区来统筹以取得资源要素置换及流动条件，这就涉及产权重组、边界条件的改变等内容。

　　思考1：关于科技赋能。数字化技术拓展了城市概念意义上的边界，如何通过科技为城市创造新的命题与生产关系？

　　思考2：关于金融路径。适配化金融路径的缺乏导致城市更新推动困难，如何解决资金统筹问题并有效协调多元利益关系？

　　思考3：关于价值取向。智慧城市、净零碳城市等概念，其最终意义在于人，如何在应用科技与创造市场的同时发挥设计的人本价值？

　　刘泓志副总裁两个多小时的演讲，大家全神贯注，提问互动环节热烈反响，讨论激烈。院详规和城市设计板块以及数据规划应用板块的学员进行了提问，刘总进行了详细解答。

　　刘泓志：首先，我会尽量拆解找到最本质的问题。为什么有这个任务？痛点、难点、盲点是什么？抛开任务书，重新消化题目，只看刚性要求，重新理解领导、老百姓、投资方的核心诉求。同时，在时间和尺度上，优先解决对于我们行业可以通过设计方法能够触及应对的问题。

　　刘泓志：作为境外设计机构，我们对问题的看法通常是对复杂问题进行简化。国内单位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可操作性、语言体系以及编制能力。除了组建联合体应对方案征集，我们应该主动尝试用不同的非方案竞争形式去合作，创造价值、思维和专业的碰撞。

　　设计行业内部，首先是工作内容和流程的问题国外指南。可以基于设计公司“档案”的“数据”进行深加工，提升智库价值，依托大规模项目的数据基础，优化水文、体量、容积率等要素的分析判断，让机器完成项目里的大多数共性内容，从而集中火力于差异化内容上。小库等科技公司已经在做探索。另一种思路是从点做起，先从一个界面入手，再推动相应边界条件的数据化。

　　对外，城市科技主要应用在城市治理，如城市大脑，政府通常具有清晰的目标和边界条件，相对容易实现应用。当涉及内容过多时，可以先从封闭系统入手，思考城市设计如何应对。具体来看，无人驾驶领域，目前的面向在于车路协同，与传统规划设计领域有更大的碰撞点。公共空间领域，通过数据化相关界面条件，创造数字资产化和空间化的条件，与政府数据库形成对接。规划设计行业的角色和能力毕竟有限，即便有过失败的尝试，也是对城市科技与城市设计结合的一种有利推动。

　　刘老师的演讲很精彩，凝练着他经过大量规划实践后形成的哲学拷问，引导大家从更深层面思考如何做好城市设计，谈些想法与大家共享：

　　第一，城市设计的初心使命是什么？我解读出的关键是促进城市发展与社会和谐，是有效利用学科手段提高城市资源效率、实现公平供给。一方面它绝不仅限于空间对象，应拓展到土地、文化等一切可能的资源要素；另一方面它可以通过再造设计，突破贫富阶层差别，满足丰富的多元需求，同时哺育出城市最广大的文化认同。

　　第二，城市设计如何才具备生命力？无论是城市设计1.0版本的“场所设计”，还是2.0“空间资产化”和3.0“场景导向”的迭代，都提示规划专业工作者们要把自己融入社会，切入城市运转的逻辑，这样才能实现理想与现实的关联，城市设计的产品才具备持续的生命力。

　　第三，城市设计如何领跑未来发展？从杨浦数字公园、公园100PLUS、创智LINK等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市设计可以理解为在新思维、新手段、新需求的背景下对未来空间的一种重新赋能，因此，深刻洞悉市场需求、科技发展和人文变化十分重要，城市设计只有有效利用、融合、转换这些领域的新成果，才能领跑未来。

　　刘总的分享输出了很多启发性观点，融合了大量生动案例，背后的思考逻辑系统深刻。特别是基于宏观视角，对城市设计内涵、理念的思考；面对城市更新常态化的大背景，基于价值理念和技术体系的更新迭代，对城市设计方法、范式创新和转型的分析，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思考，都有很好的借鉴启发。

　　其实，我们在工作中也有感受。城市设计是一种全过程的工具，特别是城市更新，更多的是从管控型到治理型。我院一直在参与城市更新的政策研究，配合开展城市更新相关的方案编制、行动计划和制度研究等。作为规划人参与其中，越来越感受到，我们逐步转向处理城市的各种关系、政策、公共利益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设计将面临更多挑战和技术创新。